男女老少，一个又一个他叫起姓名的和叫不起姓名的老乡从人群里挤过来，亲热地同他们盼望、惦念了许多日子的马主席握着手，使马文瑞很感动。他事先并没有想到，自己在这一带老百姓心目中，竟然这样重要。他由那双双粗糙有力的紧紧握着自己的手上，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感受到的真挚的敬仰和爱戴。这种真挚的情感，使他激动，却又有些不安，觉得东地区的工作，才刚刚打开局面，许多事情还只是打下一个基础，开了一个头，便被迫停了下来。还有许多群众居住在敌我时常“拉锯”的游击区，受着白军、土匪和地方反动势力的困扰，苏维埃政权也还没有最后建立……
群众自发欢迎马主席的队列越拉越长，几百米的街道，拥挤得只剩街心一道细巷。马文瑞牵马走着，走了老半天，也走不出热情洋溢的人群。同行的刘子义也很感动，他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热烈的场面。他从马文瑞手中接过马缰替他牵着，好让他腾出手来接受群众的欢迎。群众的情绪像海潮一样不断地高涨。那位在东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夕的夜晚，曾经给马主席送去一碗热米汤和一碟干菜的老婆婆，自从马主席被人不明不白地抓走后，她心焦得一连好几天吃不下饭。以后的日子，她像思念自己的亲人一样地思念马主席。眼下听说马主席回来了，她不顾一切地拨开人群扑到马文瑞面前，拉住马主席的手，泪流满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白发苍苍的老妈妈，她是眼看着马主席被人捆起来戴上帽套拉走的。如今，她看见了马主席穿得整整齐齐，脸色也还好看，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老妈妈终于破涕为笑了。老人说：“天晴了，灾害过了，走，还住咱窑里。你盖过的铺盖我谁也没叫动，见天黑里烧着炕，总算把你盼回来啦！”就这样，马文瑞不由分说地被房东大妈拉着手引进了他原先住的那孔窑里。一连几天，这个普通的窑洞里，像过喜事一样热闹。人们带着连夜赶做的鞋袜和鸡蛋、红枣、金梨等当地土产的各种吃喝，从几十里路外赶来看他们的马主席。这些天，临镇街上就像遇集一样红火。
赤川县各区乡的代表们来了，红泉县各区乡的代表们来了，临镇附近的农民自发地来了，不需要通知，也不需要组织，人们是闻讯受成千上万老百姓的嘱托来的。这两县革命委员会在临镇召开一个座谈会，请马主席给各地的代表们讲话。大家冬末寒天远道而来，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亲眼见一回马主席，回去好给老百姓有个交代。马文瑞的讲话，实际上是同大伙面对面地拉家常。他急切地想知道自己被抓以后，各地的情况。土地分配完了没有？地主老财有没有乘机反攻倒算？赤贫的农民过年有没有白面猪肉包饺子？贫农团是不是真正在村子里挺起了腰杆子？
有没有发展新党员？党团组织是不是仍在坚持活动？靠边境地区跑出去的群众有没有回来的？……这些在他“坐牢”时，日夜萦绕在脑子里的问题，全都一气儿涌出来了。那个原本是欢迎马主席的座谈会，很快就变成了一个研究总结和布置工作的会议。
临镇座谈之后，这次东地区之行的主要目的也就达到了，按照计划应返回瓦窑堡去了。但马文瑞得知宜川靠近边境一带跑了不少群众还没有回来，他坚持要到当地走一趟。刘子义看他态度坚决，便只好同意。他一路走去，又接触了许多老百姓。在宜川的北池镇，召开了群众大会，马文瑞亲自讲话。躲在宜川县城里的敌人都知道他到了北池镇。跑出去的群众在几天之内，纷纷返回苏区。这次奉周副主席之命的东地区之行，使马文瑞再次体会到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色政权的深情厚谊。朱理治有一次对周恩来汇报说：“马文瑞的到来，对于稳定东地区群众的思想情绪，巩固苏区，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许多日子，马文瑞的心情不能平静。回到瓦窑堡，他还沉浸在东地区人民的深情厚谊之中。作为一名坚定不移的职业革命者，他从人民的火辣辣的情绪中，感觉到反动派的末日不远了，也预想到了革命事业的辉煌前景。这是一种来自人民的特殊力量，对于他那颗刚刚受过创伤的心灵，是莫大的慰藉。老百姓的信任和拥戴又像一阵强劲的风，吹散了错误肃反留在他心头的最后几丝阴影。绳索和镣铐留下来的伤疤尚未痊愈，他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个人的冤屈。此刻，毛泽东亲率红军主力挥师东征，后方诸机关的工作也是非常的热烈而紧张。他焦急地等待组织分配工作。从十四岁投身革命开始，他几乎每天都是在紧张的工作中度过的，从临镇被抓至今已经近两个月没有工作了，他感到了一种新的痛苦。这种闲散的日子，甚至比囚禁的日子还要难熬。这天晚上，他一个人在窑里看书但却怎么也看不进去。灯光里，眼前的字迹，恍惚之中化作一张张熟悉的面孔。那是刘大才、黑志德，是房东大娘……是与他日日夜夜同甘共苦的同志和朝夕相处、时常嘘寒问暖的农民朋友们。他渴望着组织能派自己重返东地区，他将按照原先的设想，再开辟两个县……
他正想着，突然听到院子里有人说话。窑门开时，进来的是郭洪涛和贾拓夫两人。他们的随行人员手里提着一盏马灯，一起带着一股寒气进来。马文瑞感觉有些突然。
两人一进门便高声说：“文瑞同志，我们看你来啦！”马文瑞跳下炕，同他俩握了手。三个人坐下来。一小会儿，谁也没说什么。马文瑞抬眼看了一眼郭洪涛，郭洪涛也在此刻打量着马文瑞，两人的目光不期而遇。郭洪涛显然很敏感，他从马文瑞的目光里隐约看出了一种情绪。但他毕竟是善于处理微妙场面的人，立即用那特有的高嗓门对贾拓夫说：“我刚回陕北那阵儿，多亏文瑞同志帮忙，才避免遭祸……”“是吗？”贾拓夫莫名其妙地问：“我怎么以前没听你说过？”马文瑞也被他的这句话给闹糊涂了，瞪起眼睛等待他的下文。郭洪涛笑着问：“文瑞同志，你做过的好事，难道忘记了吗？”“什么事情，我怎么一点也不记得？
”郭洪涛说：“忘了吧？我刚到陕北时，回了一趟家，消息很快传开了，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你离开特委要到三边搞兵运，我想了个办法，写了好几封报平安的家信，要你带上，过一段时间给我家里寄一封。你办得很认真，寄的信家里全收到了。有一封信还是从西安寄出来的，连我家里都以为我不在陕北了。”马文瑞听得，这才恍然大悟，便笑笑说：“信是我替你发了，但你能在陕北站住脚可主要不是因为那几封信，而是因为有党组织，有那么多拥护革命的老百姓呀！”郭洪涛连声说：“那当然，那当然。”贾拓夫说：“文瑞同志，你对工作问题，有什么考虑？”郭洪涛听得也接过话茬儿说：“对，有什么想法你就直说。”马文瑞说：“工作问题，我给周副主席己经表过态了，由组织决定吧。”二人听得，相望一下，郭洪涛说：“你能不能到陕北省委来工作？”马文瑞听得，看看郭洪涛，又看看贾拓夫。发现两人都用同样期待的目光望着自己。他想，郭洪涛是陕北省委书记，他们两人来，一定是省委事先在会上已经商量过了。郭洪涛见马文瑞沉吟不语，又说：“省委眼下的情况是，拓夫任宣传部长，王达成任组织部长，李坚真任妇女部长。你来担任省委秘书长吧？”马文瑞听罢他的话，随后才说：“关于工作，我服从组织分配。”郭洪涛听了对贾拓夫说：“文瑞同志担任秘书长一定能搞好。”陕北省委机关设在米粮山上。这是整个瓦窑堡镇的一个制高点。站在山巅的关帝庙前，全镇的东西南北大街小巷一览无余。瓦窑堡在当时的陕北，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城镇。特别是在军事上，这里东南距延安不足一百公里，西北距绥德也不过百多公里，像一颗钉子，钉在敌人的两眼之间，又像一把虎钳，夹在老虎的首尾之间。进可以东渡黄河，直捣阎锡山的老巢，退可以越过靖定，进入鄂尔多斯高原乃至内蒙古草原的广阔地域里。更重要的是，这一带的老百姓大革命时期在谢子长的领导下，开展农民运动，以后又在中共地下党县委领导下，发展党团组织和贫农团等革命团体，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当时正是红军东征期间，扩红支前、开展经济工作的任务很紧急、很繁重。马文瑞一到陕北省委，便责无旁贷地同大伙一道进行这些工作。不久，他到安定农村去搞扩大红军的工作，由于夜以继日地工作，一下病倒了，重感冒，发高烧。人己昏迷不醒，当地政府派民夫用担架抬着往瓦窑堡送。走到半路，遇白军飞机轰炸，抬担架的农民没有见过那阵势，怕得把担架丢在当路上跑到路边沟渠、树丛中躲藏起来。敌机发现了路上放的担架，接连反复俯冲扫射，还投下几颗炸弹。马文瑞迷迷糊糊躺在担架上，听见爆炸声就在耳边，震得地动山摇，枪弹在周围打得土花飞溅惊醒过来，却无力爬到路边隐蔽，只得硬着头皮躺在担架上听天由命。好在敌人的枪弹打得不准，才使他大难不死。
一次省委开会研究支前、扩红工作，周恩来也来参加会议，同来的还有一位身材高大看着很有精神的同志。他和周副主席一样，穿着一身普通灰军服，只是腰间未扎皮带，裤脚也敞开着，看着有几分文气。马文瑞过去没有见过这位同志。趁着还没有开会，周恩来指着那个同志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吧，这一位是罗迈同志，我们党中央的组织部长，中央确定他帮助你们陕北省委工作。”从此，他们时常一起开会，研究工作。马文瑞发现，曾经到过苏联的罗迈读了不少的书，有实际工作经验，觉得和这样的同志共事，有助于自己进一步提高工作能力。
过了一些日子，当时担任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刘少奇也来参加省委会议。他穿着便服，戴着一顶深色工人帽，由于身体瘦削，面部颧骨和牙床骨显得突出。当有人发言时，他总是严肃而目光专注地望着发言的同志。由于一支接一支地不停地抽烟，他的周围便总是弥漫着烟雾，越发显出是一个深思熟虑的领导者。当马文瑞发言的时候，他表现出了格外的关注。马文瑞由于长时期搞地方党和群众工作，他讲的许多情况和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的主张，在刘少奇听来，既新鲜又很实际。他开始用钢笔往自己面前那个摊开的小本上简明地记录几笔，还不时地提出问题，要他谈得更具体翔实一点。刘少奇似乎对数字特别感兴趣，许多原本很抽象、甚至有些模糊的情况，被他几经追问，便用一个较为确切明了的数字（包括百分比〕表现了出来。他的提问方式既简明却又很巧妙，叫你一下便能抓住要领，把你原先掌握的那些零散的东西像卤水点豆腐一样地点化出来，形成集中的意见。马文瑞发现，刘少奇是一位很善于调查研究的领导者，而这种本领对于党的领导者来讲，又显得十分重要。他当时的一些提问，对马文瑞很有启发。譬如谈及苏区的土地改革问题，有的同志提出，土改分配土地，只能分给贫雇农，地主富农的土地统统没收，不能再分给他们。马文瑞说：“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应该，但没收之后，不给他们地种，有问题。他们也是人，也要吃饭穿衣。你不给他土地，他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冻饿而死；另一条就是逼迫他们跑到敌人那面去。我们在东地区采取的办法是，地主富农的土地没收后，也按人口分配给他们一份土地。只是把握一个原则，只分给差点的土地，不分给好地。让他们通过劳动，自食其力，改造成守法农民。”刘少奇点头称是，问道：“东地区多少户，多少口人？像这样的地主、富农有多少户？你们分了土地后，他们是不是自己动手干活？贫雇农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他提出的一连串简明的问题，一下子把讨论深化了，也量化了。把一个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上升到了理论探讨的高度，使它有可能成为一条新的重要政策产生的依据。此后不久，中华苏维埃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发布命令，公布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陕甘苏区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对陕甘苏区土地斗争中在阶级成分划分与土地财产处置等方面“左”的偏向进行了纠正。那次会议，刘少奇给马文瑞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