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连续开了一天一夜的会议，讨论支前工作，上午又挨着个儿地找几位要到新区工作的负责人谈话，到了晌午时分，马文瑞实在累得连眼皮也抬不起来了。到了这一刻，他才真正体会到那回周恩来副主席找自己谈话，何以谈着谈着就睡着了。实在是太劳累了，人坐在炕桌前看文件，盯不了两三行，眼前即是一片蒙昽模糊，随后就会倒下头昏睡过去。好容易挨到吃晌午饭的时候，他啃了几口玉米面窝头，便回到窑里，倒头便睡。正睡得香甜，却听有人敲门，以为是又有人来谈工作，慌忙起来开门，却见外面围了许多的农民群众，男女老少，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他把大家让进窑里坐定，才弄清来的人都是马家阳湾、冯家渠和周围村庄的乡邻和本家、亲戚们。原来大伙儿知道他回来了，盼来盼去总不见他回家，便结伴前来看望来了。人们有的用一只小筐筐提着煮熟的鸡蛋，有的提着红枣，有的用手帕包着两个油锞焰，有的用麻纸包着几条自家熬了舍不得吃的稀米糖。这些都是眼下乡亲们所能拿出手的最珍贵的吃食。人们带着这些东西，带着全家全村人的心意，见了马文瑞，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几个长他一辈的老婆婆，见了他上前拉住手，板着嘴，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儿地掉眼泪。有些儿时的同学和小伙伴，彼此十多年不见面，分手时大家都还是毛头少年，如今见面，已是满脸胡碴儿，恍如隔世，相视无语。那些晚一辈的人，自小就听老人时常讲述马文瑞“闹红”的故事，虽然没见过面，马文瑞在他们的心目中，早已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如今面对面，也许见他慈眉善眼文文静静的样子，并不同于想象中的“黑旋风”一类的威风模样，因此越发惊奇，越发感到神秘莫测起来，一个个便目不转睛地端详着这位令自己大为自豪的同乡前辈的一举一动。
各种吃食，堆了满满一炕桌。马文瑞面对着乡亲们，心里也十分激动。想到自己已是近二十年没有回过养育了自己的故乡了，但故乡的几代人却没有忘记自己。如果说自己是一棵树，无论树冠长得多高多大，那树根却是永远扎在故乡的土地上呀！因此，他看着眼前这些饱受了饥荒和战乱之苦，一个个脸色像山中的黄土一样枯黄的人们，感到格外的亲切，格外的亲近。眼瞅着他们，他又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那逝去多年的母亲、祖母和祖父，想起曾经因他参加革命而吃苦受累的大哥、大嫂和叔父……性情一贯平静的他，此刻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他真想拥抱着这些用身家性命支持了革命的人们，向他们问好，向他们致敬。众乡亲的不期而至，如甘霖清泉一般润泽了他的心田，使马文瑞完全忘记了连日紧张工作的疲劳。大家围坐在炕桌旁，吃着各种食品，东扯西扯，话不完的离情，拉不尽的家常，亲亲热热地一直拉谈到深夜。浓浓的乡音、乡味和乡情，充满了他住的那孔小小的窑洞，飘溢在静谧的大理河川，令人沉醉不醒，终生难忘。
小河会议之后，彭德怀也来到马蹄沟，临时住在一户地主家的宅院里。此时，西北野战兵团主力秘密集结在绥德周围一带农村休整，准备攻打榆林。休整的这几天时间，对于彭总来说，还是战争打响以来难得的闲暇。他身体虽然结实，但毕竟也是年近花甲的人了，加之长时间的疲劳过度、饮食欠佳，而显得有些体力不支。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即派正在给自己治病的两位医术高明的苏联大夫，前来给彭总看病，并请他们给西北局党委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人都检查一下身体。两位大夫，据说是斯大林亲自派来中国重点负责毛泽东保健的，其实成了当时边区的名医，许多人有了病，都乐于请他们医治。马文瑞从前在延安见过那位叫阿拉夫的大夫，另一位不知道名字，人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米大夫”。
这天晚上，马文瑞去看望彭总。一进房门，恰遇两位大夫正同彭总一起讨论生活保健问题。两位洋大夫中，阿拉夫平时喜欢抽烟，米大夫嗜好喝酒。于是两个人围绕在彭总身边，各讲各的一套道理，结果竟把“抽烟”和“喝酒”都讲成了有益于健康的生活习惯。接下来两个人又开始面红耳赤地相互“驳斥”对方的论点。于是，“抽烟”与“喝酒”又成了有百害而无一益的了。当他俩争论不休的时候，彭总就像一尊宽容大度的弥勒佛，一直笑眯眯地坐在房里居中的一把太师椅上，倾听他俩各抒己见。看见马文瑞来了，便点头示意他坐在自己身边的一把空椅子上，指指争得难分难舍的那两位，意思是要他也来听听。马文瑞听清了他俩争论的问题，便觉格外有趣儿。因为他知道，彭老总是烟也抽，酒也喝的。两个洋医生争不分明，显然都想请彭老总为自己帮忙。不料彭德怀还是只笑不表态。喜欢抽烟的阿拉夫便求助于烟瘾颇大的马文瑞。马文瑞也笑而不答，眼睛直瞅彭总。彭总这才幽默地开口道：“依我看，好了，你们可以暂时休战了。我听清楚了，你们两个人讲的，都有些道理，也都带些子个片面性。一个说烟可以抽，酒万万喝不得；另一个说酒可以喝，烟卷子万万抽不得。你们各取所需的论点，在我彭德怀身上统一起来了。马文瑞同志知道，我是烟也抽，酒也喝。按照你们的逻辑，烟和酒当然都是天底下有益健康的最好的东西！”两个洋大夫听得先是一愣，随即恍然醒悟，都禁不住像天真无邪的儿童一般哈哈大笑起来。彭总和马文瑞也随之相视而笑。抽烟和喝酒到底是否有益于健康的争论，至此结束。彭总此刻真正关注的问题，倒不是自己的健康，而是西北战局的发展变化，是后方群众的情绪和粮食、给养的供应状况，是关于敌人重兵把守的老巢榆林重镇的兵力部署和防御工事。于是，送走了两位大夫，彭总与马文瑞谈话的主题，立刻转到了这些方面。面对着在房里不停地踱着方步的彭老总，马文瑞感到，难得有几天休息时间的彭德怀，心中依然日夜装着西北战场，依然时刻充满了战火硝烟、征战与厮杀，筹划着今后的作战行动。
几天之后，彭德怀司令员亲率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北上围攻敌重兵防守的陕北重镇榆林。
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机关及各群众团体，在马蹄沟坚持工作一个多月后，避开敌人锋芒，经绥德城转移到距黄河岸边不远的义合镇以北一带隐蔽工作。
1947年8月12日，即西北局党委和边区政府机关由马蹄沟到达义合一带不久，毛泽东突然由葭县神泉堡发来电报，讲敌人己直逼而来，要求贺龙、习仲勋等迅速率全体后方机关撤过黄河。情况十分紧急，马文瑞接到电报传阅件，急忙展读：“……（一）我攻榆林未克，敌钟松部明元日（即十三日）可进榆林，刘戡五个旅可到麒麟镇以东。（二）我军即在榆林、米脂间休整待机，隔断刘、钟两部，吸引该敌，以利陈、谢行动。陈、谢定于未哿（即八月二十日）渡河。（三）为防刘、董进占绥德，我无定河、黄河间各后方机关，必须迅速移至黄河以东，望贺、习立即部署移动。”敌大军压来，大家都十分焦虑，一致请求毛泽东也赶紧过河，以防不测。毛泽东坚决不肯，并且风趣地说：“我不能过河呀，陕甘宁边区的军民都讲保卫我，我过了河，还像什么话呢？”当时是，西北野战兵团围攻榆林。城中敌人负隅顽抗，部队久攻不下，伤亡较大。正在这时，敌钟松率36师奉命北进，直扑榆林方向而来，意图在于解榆林之围，另有刘戡五个旅直赴义合附近的麒麟镇。
其实，毛泽东坚持不过黄河绝非盲目冒险，而是布下了八卦阵，稳坐钓鱼台。沙家店地区，西北野战军在毛泽东的巧妙运筹下，出乎敌人意料地迅速放弃攻打榆林，冒着瓢泼大雨进入伏击阵地，猛然杀一个回马枪，给长途疲劳立脚不稳的钟松以迎头痛击，彻底歼灭了钟松36师，钟松本人只身逃走。至此，西北战场实际上已进入反攻时期。此是后话。
再说贺龙、习仲勋等接到毛泽东电令，立即组织转移。各后方机关数千人迅速集中到黄河岸边，由于人多船少，渡河成了突出的问题。许多机关工作人员都聚集在河岸上等待渡河。远处不时地传来隆隆的炮声和一阵紧似一阵的枪声，使得人喊马嘶的河畔空气变得越发紧张起来。
家属队和各机关的老弱病残人员已提前渡过去了，大批工作人员的渡河工作在紧张地进行着。习仲勋、马明方、马文瑞、贾拓夫等西北局负责人和身边工作人员都整装待发地站在河畔一块高地上，等待过河。陕甘宁边区银行机关还没有过去，马文瑞认得银行的行长和副行长。行长姓黄，叫黄亚光，是长征过来的一位干部，工作作风很好，人也朴实，据说还是杨成武的老师。副行长名叫冯治国。有两只船靠岸，按照事先安排，几位负责人也迅速上船渡过河去。水边又有两条木船刚刚靠岸，就见冯治国惊慌失措地首先踏水爬上船去，站在船头大喊大叫道：“赶快上船，赶快上船！”岸上除了工作人员外，还有几匹牲口驮子。吆驮子的工作人员本想把牲口也一并赶上船去，可那些驮着重物的旱地骡子从未见过黄河波涛汹涌的阵势，惊得直往后退。河畔不远的山后边又传来一阵急促的枪声。冯治国慌得六神无主，声音颤抖着说，“快，敌人来了，逃命当紧，把驮笼推到黄河里，空人上船。”他喊着，见人们还在犹豫，更加气急败坏地吼道：“敌人来了你们要金银呢还是要命哩？”说着，亲自动手就往河里推驮笼。于是几驮沉甸甸的金银，转眼间便淹没于浑黄的泥水中了。两只木船仅载着人，急急火火地到了河东岸。上岸好一阵儿了，也不见敌人的影子。这件事许多在场的人都目睹了，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也给财政本来极为困难的陕甘宁边区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经济损失。干部群众议论纷纷，问题反映到西北局。
后方机关撤到河东，住在山西临县啧口以北的农村。贺龙和西北局其他负责人仍然住在一起。西北局常委开会，讨论冯治国的问题。冯治国本人没参加，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列席了会议。会上，常委们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有的认为错误严重，应当撤职，也有个别人圆场说：“当时情况特殊，也是不得已才丢的，不必过于追究。”一贯性情温和、为人宽厚的马文瑞严肃地说：“几驮子金银，不是个小数目，这是我们全边区军民的，心血和汗水，随便就丢到黄河里去了？太不像话，错误及后果太严重！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冯治国这个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在个人安危与党和人民利益发生冲突时，他要的是什么，丢弃的又是什么！因此，我的意见是不单要撤职，还要开除党籍！”会上出现了暂时的沉默，气氛似乎变得有些紧张起来。人们的目光一阵又一阵地投向盘腿坐在炕桌正面不停地吸着烟斗的贺龙。贺老总那原本就很威严的脸，此刻严肃得像一团生铁。过了好一阵子，只见贺老总将手中的烟斗狠狠在桌面上磕了两下，猛然开门说：“我完全同意马文瑞同志的意见，这个问题本身很严重，文瑞同志分析的思想根源也很深刻。问题明摆着嘛，银行行长临危丢金，就好像战士临阵丢枪脱逃一样，他犯的是死罪！因此我说撤销职务、开除党籍一点也不过分。”关于冯治国的处分意见，就这么确定了下来。这件事的及时处理，对各级负责干部及广大后方机关丄作人员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冯治国吸取了犯错误的教训，以后工作表现不错，恢复了党籍，70年代还曾担任过陕西省农业银行行长。
还有一件事情，不少西北老同志至今记得。当时，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霍维德有病，在延安期间就住院治疗过。那时，由前方来中央党校学习的陈赓、罗瑞卿等人有时也去医院看病，回来便向西北局有关负责人反映，说霍维德生活特殊，除了吃鸡甚至还吃燕窝，这在物质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的延安，的确是“特殊”了。后来霍维德又提出要到晋察冀旅游养病，组织上同意了。当时不通汽车，骑马走长途很辛苦。陕北和晋西北一带有一种民间的交通工具叫“驾窝子”，是由两匹骡子或马抬着一乘轿子，里面铺着毡褥，可坐可躺，行长路很舒服，多为富商巨贾享用。霍维德在路上雇“驾窝子”坐，花销不少公款。这个问题也被群众反映到了西北局，干部中间议论很大。习仲勋和林伯渠都认为霍维德表现不好。恰好机关过河不久，霍维德由晋察冀回来，西北局开会研究工作，就让霍维德参加，目的是要批评帮助他。霍维德显然已知道了要挨批评，坐在那里抽烟，显得情绪很大。马文瑞见状，便带头批评。他开始心平气和地说：“霍维德同志，你有病疗养，这是应该的，但搞铺张浪费不对。你身为财政厅副厅长，对边区财政经济困难的状况不是不清楚。你自己吃燕窝、坐驾窝子，难道就没想过，有许多同志，连同毛主席、朱总司令和许多上了年纪资历很老身体也不好的负责同志都在勒紧裤腰带，共渡难关，我们怎么忍心那样去做呢？”马文瑞说到这里，脸开始变得涨红，显出很激动的样子，声音也不由自主的提高了。霍维德听得慢慢低下头去。他觉得平日和善宽厚的马部长批评的是事实，也有道理，觉得自己作为一个革命干部在养病中这样做的确很不应该。于是原先满肚子的委屈情绪随之渐渐消失得无影无踪，代之而起的是一阵强似一阵的不安和愧疚。“难道我们投身革命出生入死的目的，就是为了谋求个人享受吗？”这句语重心长的话像一声长鸣的警钟，久久地萦绕在霍维德的脑际。马文瑞发完了言，林老也讲了几句，霍维德随即作了深刻的自我检查。
会后，马文瑞又主动找霍维德谈话。那是在当天晚饭后的黄昏，他俩信步来到村外的田野里，一边说着话，一边慢慢地朝前走。霍维德在会上作了自我检查，但细心的马文瑞还是担心自己今天会上批评是不是过重，恐怕霍维德会一时接受不了，闷在心中，加重他的病情。他清知霍维德也是对革命有过较大贡献的一位老同志，是绥德大革命时期仅有的几个农民党员中的一个，曾担任党的基层领导工作，长期为革命艰苦奋斗，积劳成疾。对待这样一位有功劳也有错误的老同志，作为组织部长的马文瑞，心情也是很矛盾的一在会上公开批评，是为了阻止那种领导干部带头铺张浪费、追求享乐现象的蔓延滋长，但从他内心深处讲，也希望把病号的生活待遇搞好一些，使他早日恢复健康，投入工作。他的这种心情，了解马文瑞的霍维德显然是理解的。因此，这天黄昏，两人在河东临县的那次谈话，就像路边沟渠中流淌着的小河一样，越在临近汇入黄河的地方，就越发轻快而欢乐。
他们说着话，感到夕阳的余晖很美，路边老柳树上的喜鹊也叫得格外热闹，脚下不知不觉已走出老远，暮色悄然地降临了。渐渐听到前面远处传来一阵隐约的嘈杂声，抬头一看，才知是走近了相邻的一个村庄。村里不知怎么，黑压压聚集了许多人。他俩正觉奇怪，恰好过来几个走路的农民，一打问，才知是村里搞土改，正开大会斗争地主、富农哩，就相约去看。
斗争大会的会场，在村里的戏楼前。晋西的农村，多数村子较大，也比较富裕，几乎村村都有这样的戏楼。如今坐在戏台上面的，不是披挂化装的演员，而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戏台的下边，紧靠台壁，站了一个戴着高纸帽、五花大绑的地主。这个人上了年纪，腰背弯曲着，仿佛是被头上的高帽子压迫成那副样子的。他的面前，是群情激昂的农民。人们举起手中的镞头、铁锨和棍棒，厉声呐喊着：“狗日的，说，你们祖祖辈辈吸了我们多少血汗！”“血债要用血来还！”“打，打这狗日的！”人群中，有人高喊着口号，有人挥舞着手臂煽动道：“打，往死打狗日的！”有人响应着，于是后面的人往前拥挤着。前面的人开始举起手中的家伙，照着那哆嗦着的弯曲的腰背，狠狠砸下去……面对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戏台上主持会的人却没有出面制止。马文瑞感到很不理解，这些干部，搞土改，怎么能眼看着让群众把人往死里打呢？这不符合咱共产党的一贯政策呀！后来马文瑞才知道，晋绥贯彻“平山土地会议”精神，闹土改，提出的口号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还要求“搬石头”，即把一些乡村干部当做土改的障碍搬开，结果就出现了上述的局面。发展到后来连富裕中农，也硬性划为富农、地主，整得死去活来。这种局面，实在令人担忧。
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后方机关，遵照毛泽东主席的电令东渡黄河，在河东坚持工作近两个月。沙家店战役胜利之后，西北战场开始进入反攻阶段，绥德一带敌人退走，后方各机关便又奉命返回陕北。八月的陕北，天气渐渐转凉。西北局机关由河东返回义合，驻扎在距义合镇北二三十里的薛家渠村。村子坐西面东，村外山脚下有一条小河自北朝南潺潺流淌。河川对面，有两个村子，一个叫雷家沟，驻扎着以林伯渠为首的边区政府机关；另一个叫刘家川，是贺龙司令员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驻地。陕甘宁边区的群众报社，驻在邻近的霍家坪村。
这一带村子，马文瑞早年搞党团秘密工作时经常来，遇到不少在地方工作的同志。大家久别重逢，个个激动不已，山南地北，仿佛有拉不完的话。
一天傍晚，马文瑞与几个人到附近农村了解土改情况回来，却听后面一阵轰轰的机器声，由远至近转过山湾而来，原来是一辆急速奔驰的美式敞篷吉普车。车子开近了，突然停下来，马文瑞定睛一看，车前驾驶员旁边的座位上，坐着贺龙。车子刚刚停稳，贺老总就打开车门，敏捷地跳下车，笑嘻嘻地问道：“噢，这不是马文瑞同志吗？你们到哪里去来？，马文瑞也喜出望外，急忙迎上前去同贺龙司令员握手。好些天不见，一身戎装、风尘仆仆的贺龙，看上去依然像过去那样威武。他的左手，照例紧紧地握着那只红黑发亮的“斯大林烟斗”，仿佛是永远都过不足烟瘾似的。见了同志，那大手有力地一握，伴之以宽厚坦诚的微笑，这就是贺龙，农民式的淳朴中夹带着军人的豪爽。不知为什么马文瑞每一次见到贺龙，都像面对一座峻拔的高山，一株苍翠的大树，感觉到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由那坚强的躯体中勃发出来，以致使自己也受到感染。贺龙啊，一个风风火火，胸襟坦荡，周身充满了力量的人。
“说老实话，你们几个从前线回来，我这军需官的手下，就多了几员大将。”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总司令部虽驻扎在义合，但黄河对岸的晋绥根据地仍有许多工作需要处理。因此，人们看到贺老总的吉普车不停奔波于黄河两岸，连老百姓一看到那辆车子，都知道是贺司令又过河来了。
此刻，贺龙亲热地同马文瑞他们说着话，仿佛忘记了汽车还在后边等着自己。就这样，大家亲亲热热，一边说着话，一边信步朝前面不远处的村子走去。驾驶员只得慢慢地开着汽车，尾随着他们。一群拦羊羔、割猪草的猴娃娃见了汽车，稀奇地跟在后面大呼小叫着追上来。“快看汽车！快看汽车！”“不许胡闹！不许胡闹！”车上年轻的司机和警卫员喊道。贺龙听到了，扭回头，对驾驶员和留守在车后的警卫员说：“嗳，不要大惊小怪，让小娃儿们上去坐坐嘛。”于是，那一群顽皮的猴娃娃高高兴兴地坐在贺龙的专车上，大声喊叫着：“贺司令爷爷真好！贺司令爷爷真好！”贺龙却笑着对马文瑞说：“这些小家伙，从小就学会讨好人啦！”随即又扭回头，对孩子们说：“你们在小学校里不努力学习，可别怨贺爷爷的巴掌不留情面哟！”孩子们都说：“贺龙爷爷放心，我们一定好好念书。”“那好，那好！”贺龙同志说着，嘴唇上那一抹浓黑的胡子笑得翘起老高，那真挚而坦诚的笑声，感染了他身边的每一个人。“贺司令回来啦！”村里有人喊道。立即，男女老少、战士、干部和老乡，都纷纷跑到路畔上迎接贺龙。可见，他在这里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像彭德怀在西北野战军中一样，贺龙在陕甘宁晋绥军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眼下，刚刚由黄河东边的晋绥返回河西的贺龙司令员，就这样在一片欢声笑语中走进了薛家渠村。
虽是在战争时期，马文瑞看出了，贺龙仍像平时那样，十分尊重地方干部和地方工作，十分注意军政、军民关系。贺龙回到后方，并不住在联防军司令部所在的刘家川，而是住在西北局所在的薛家渠村的一座关帝庙里，为的是能同西北局成员们朝夕相处，研究工作方便。他也同大家一道，在村民薛建新家里搭伙吃饭。
西北局由河东返回义合不久，赵寿山将军来了。赵寿山原先是国民党38军军长，蒋介石得知他同共产党来往，便不让他当军长，只给他个空头“集团军司令”，有职无权，驻在甘肃河西一带活受罪。后来还暗中派特务监视，他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此时，赵寿山已加入共产党，地下党就把他的夫人先接到了边区，随后又接应他来到义合。赵寿山将军的到来，使大家都很高兴，贺龙更是喜形于色。因是战争环境，没有召开专门的欢迎大会，但西北局、联防军司令部和边区政府的负责人同赵寿山将军一道聚餐，表示欢迎。这可真正是一次别开生面的聚餐会，吃的饭菜，仍然还是小米干饭和腌酸白菜之类，但味道却格外不同寻常。赵将军也许从未吃过这么简单的饭菜，却也是头一次同这么多西北有名的革命者在一起就餐。
开饭的时候，大家一道打了饭菜，像战士和支前的民工一样，围了一大圈在院子里吃。赵将军显得格外激动，谈了许多边区以外的情况和进入解放区后的感受。大家热情交谈着，气氛十分热烈。贺老总吃饭的速度总是很快，谁也没留心到他是怎么把一大碗小米干饭吃完的。等大家回过神来，己见他放下碗筷，像农民一样用手抹一把嘴，就摸出火柴，点着了烟斗，笑眯眯地瞅着每一个人，安详地抽着烟。劣质旱烟的烟丝在烟斗中吱吱地叫着，浓浓的烟雾，不停地由那留着一抹浓黑胡子的嘴里喷出来，飘散开去，把那张安详生动的脸，笼罩得越发和蔼可亲。贺司令员饭后又照例摆开了龙门阵。也许是因为赵将军到来的缘故吧，谁也没有料想到，平素并不喜好诗词的贺老总这天竟是以一首古诗作为开场白的：
举国贤良尽泪垂，扶苏屈死戍边时；至今谷口泉呜咽，犹似当年恨李斯。
贺老总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吟罢这首古诗，笑眯眯地大声问：“你们知道，这首诗歌出自什么地方？”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答不出来。马文瑞记得，从前不知在哪里翻阅绥德县志时好像曾经见到过这么一首诗，但作者的姓名和年代己经记不清了。见没人说话，贺老总便问身边的马文瑞：“听说你的家乡离绥德城不远，大概知道这诗里面的典故吧？”马文瑞说：讲的是秦始皇死后宰相李斯伙同赵高，篡改先帝遗嘱，害死太子扶苏的故事。”赵寿山说对着哩，就是这么回事。”贺老总说：“对了，看来这是一首旗帜鲜明，很有正义感的好诗歌。”“贺老总，你是在哪里找到这首诗的？”习仲勋好奇地问。
贺龙说：“哪里，不是我有意找了来，是它碰到我眼皮跟前的。你们没留意吧，我住的那间庙屋墙上有一幅壁画，画里面就题着这首诗。我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觉，窗户上有一道月光射进来，恰巧照着这首诗，我就反复地吟呀吟，越咀嚼越感到是一首好诗。李斯这个人听说学问做得不小，可真正不明智到了极点。秦始皇一死，他完全可以像三国时期的武侯诸葛亮那样，扶助幼主，重振朝纲。可他却与奸人赵高狼狈为奸，扶幼小无能的秦二世登基，结果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读了这首诗，我就想，蒋介石也太不识时务了，抗战胜利后，我们给了他脸面和机会，实现联合政府，振兴国家，可他反动本性难移，硬是要发动内战，变本加厉制造新的民族灾难……这个蒋该死，更是历史的千古罪人呀！”贺老总说着，激动起来，把手中的烟斗在石桌上磕得哒哒直响，随即又装起一袋烟点着了狠狠地吸了两口，然后像一尊青铜雕像，左手攥着烟斗，威武不屈地席地而坐，嘴唇上那一抹浓浓的胡子，重重地压下来，两道剑眉下一双威严的眼睛凝望着东面的远山，嘴里情不自禁地又吟出几句诗来：“堠火起雕城，尘沙拥战声；游军威汉帖，归来说番情……赵寿山同志，看来你比蒋介石高明多了，你懂得顺应民心，追求光明，这功绩是要载入史册的。”赵寿山听得十分感动，上前握着贺龙的手，老半天说不出话来。
他们两人的神情，使周围每个人都深受感动。在人们的心目中，贺龙就是这样一个很有情趣又很有力量的人。他胸襟开阔，性情坦直随和，平素总喜欢和大家有说有笑，每当他那爽朗而发自内心的笑声响起，就像有一股碧澄见底的清泉从人们心头流过，能使周围每个人的心胸变得豁亮坦荡起来。有时候，他的思想和话语，又如同沉重的磨盘，压在人们的心头，使人感觉有些沉闷得喘不过气儿来，使大家的思想随之而变得深刻，意识到自身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这就是贺龙的魅力所在，就是于朴素真诚里时刻让人体会到的人格力量的源泉所在。他疾恶如仇，铁面无私。他的眼睛犹若蓝天白云一般纯净，容不得半点尘埃和沙粒。只要有一片乌云由他眼前飘过，你都能发现他的容颜顿时“由晴转阴”，冷不防，便会雷鸣电闪，暴雨倾盆，恨不能把那尘埃、沙土一股气荡涤个干干净净。
饭后大伙仍恋恋不舍，贺龙便着人请来一位照相的同志，提议道：“炮火连天，大家难得一聚，照张相留个纪念吧。”于是大家便在窑洞前站了两排，留下了一张极为珍贵的历史照片。这是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西北革命斗争的精英荟萃，是千载难逢的一次历史聚会。照片中的人物，前排左起：林伯渠、贺龙、赵寿山、习仲勋、张邦英、曹力如；后排左起：王维舟、贾拓夫、杨明轩、马明方、马文瑞、姚警尘、常黎夫。
此后，赵寿山将军的秘书姚警尘（共产党员）向西北局组织部长马文瑞汇报赵寿山恢复党籍的情况。赵寿山的入党时间问题，由于他中途曾和组织失掉联系，西北局确定不下来。赵寿山便申请前往杨家沟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汇报，请求把他的入党时间确定为1937年（即“双十二事变”后中央同意了，并任命赵寿山为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
回忆起解放战争期间同贺龙在义合相处的日子，马文瑞还记得两件小事，足以见得贺龙内心世界的丰富多彩。
一次大家在贺龙那里开会时，前不久率部起义的胡景铎（原井岳秀警备骑兵师师长）也在场。贺老总知道胡家弟兄是陕西赫赫有名的人物，特别胡景铎（兄弟中排行老六）的大哥胡笠僧（字景翼）是老同盟会员，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并同于右任先生一道组织领导过陕西靖国军，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很有作为的风云人物。胡景铎起义过来，部队虽已改编为解放军，他自己也加入了共产党，但却依然吸食大烟，贺龙对此很看不惯，故意问道胡景铎，你的大哥当年留学日本，归国之前谒见孙中山，孙公嘱以西北反袁之事，说它日当给汝数万金，景翼笑着说：
数万金无益我。有精神，无不济也。孙公以为奇人。你说你们胡家诸兄弟，哪一个最好，哪一个能接替胡笠僧？”胡景铎听得，很得意地拍拍自己的胸脯说：“当然是我。”贺龙听得，毫不客气地摇摇头说：“你不行，你是个草包，哪里比得胡景翼先生。”胡老六当下羞得满脸涨红，莫名其妙地问：“贺老总，我率部起义，掉转枪口打老蒋，还加入了共产党，怎么能是草包？”贺龙笑着说：“你率部起义，眼下比你老五兄强。可你既然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参加了解放军，就不该再抽大烟呀。一个革命军人，连戒烟的勇气都没有，不是草包又是什么？”胡老六听得羞愧难言，却又是心悦诚服。林伯渠、习仲勋、马文瑞等都坐在一旁听得清楚。虽是一件小事，但贺老总铁面无情的个性却给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胡景铎后来下决心戒了烟，建国后曾担任陕西省交通厅副厅长，工作很努力。
一天，马文瑞在窑洞里看书，贺老总突然气呼呼地推门走进来，开门见山道：“马文瑞同志，边区保安处是你分管吧？”马文瑞听得莫名其妙，忙站起来，请贺老总坐下慢慢说话。贺龙接过他递来的水碗，也顾不得水烫，狠狠喝了一大口，把碗往桌子上一暾，说：“周兴这个同志，太不像话了，有毛病，还不容批评，尾巴翘得老高。明天我和林老、仲勋几个要去米脂杨家沟开会。我们走后，你主持开个会，把周兴给我狠狠地批评一下。”马文瑞这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边区保安处长周兴，参加革命的资历较长，工作也积极，就是个性太强，遇事过于主观，很难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这一回，不用细究，一定是周兴工作中出了纰漏，贺龙批评他，他不接受……从贺龙生气的样子看，准是周兴又顶撞了贺龙。后来，马文瑞依照贺龙的意见，召集保安处干部开会，批评帮助了周兴。保安处副处长赵苍璧和李启明都发了言。大家的真诚批评，使周兴较深刻地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全国解放后，马文瑞有一次遇到周兴，他那时正在贺龙所在的西南地区工作。周兴深有感慨地说：“我感谢贺龙同志的严厉批评，它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没犯大错误，没摔大跤。”周兴以后成为我国公安战线的重要领导人和创始人之一。马文瑞相信周兴当时讲的是心里话。贺龙就是这样，严厉地批评了人又不使你对他产生怨恨，因为他处事公道，批评人也总是出于公心，不带任何个人成见。这使得同他一道工作的许多人，都深深地尊敬他，爱戴他，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找贺老总唠唠，若有不正确的思想念头，听他批评一通，心里反倒觉得踏实。
贺龙、林伯渠、习仲勋和马明方去米脂县杨家沟参加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后，义合方面西北局的日常工作由马文瑞主持。
战争打响以后，国共两党的关系，由抗战时期的既“联合”又“摩擦”，完全变成了剑拔弩张的军事“对抗”。在此种情况下，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否依然存在？假若还存在，其具体内容和统战对象及方针政策是否应该有所变化？而若变化，又如何正确地在后方实际工作中体现出来呢？这些问题，一时间变得扑朔迷离、模糊不清起来。而每天遇到的许许多多的实际问题，又时时刻刻地摆在人们面前，叫你无法回避。这种情况，显然已经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在小河会议上谈到土地改革和“三三制”时说，“三三制”不变，仍是共产党员、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三分之一，而不包括反动地主；土地政策，“平分”是原则，但按情况可以有某些伸缩，如对杜斌丞，但对共产党员则不应例外。毛泽东的这些意见中，显然体现着统一战线的对象和政策的某些变化，但尚未来得及条理化、具体化，因此没有引起各级负责干部的高度重视，出现了一些偏向。
马文瑞由前线回到后方不久，开始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河东临县所见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更是令人警觉。有些现象，使他产生了忧虑。比如对待民主人士的态度，战争前后反差太大。就说李鼎铭先生以及米脂的贺连成、绥德的霍子禄都是地主，抗战期间搞统一战线，他们是开明绅士，是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座上宾，如今当成了“封建地主”，孤零零住在乡下，没人理睬了。陕北有句老话说：用起搂在怀里，不用了推下崖。这样搞下去会丧失朋友的。好在西北局到了义合以后，这些人自己跑来，大家才住到了一起。当时，李鼎铭先生有病，马文瑞得知后，就前去看望。躺在炕上的李鼎铭先生见马文瑞竟然在有些人躲避都唯恐不及的情况下来看自己，感动得就要挣扎着坐起来，马文瑞急忙上前把他扶住了。老人下颂颤抖着，眼睛里聚满了泪水，神情显得十分复杂。“李副主席，你躺下吧。”马文瑞仍然像从前一样尊敬地称呼这位长者。顿时，他感到病弱的老人那只握着自己的手突然变得格外有力。过了一会儿，老人的情绪开始平静下来，他躺在那里，暂时忘却了病痛的折磨。病魔显然使得本来就很瘦弱的老人越发虚弱了，但他的目光仍然像从前那样炯然有神。
“精兵简政”，这条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并被党中央积极采纳了的意见，就是眼前这位老人提出来的。由此，他曾经成为陕甘宁边区以至全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受人尊敬的人物。眼下，马文瑞望着重病中的李鼎铭先生，竟不知道用怎样的话来安慰他。
见马文瑞一直注视着自己，老人感激地说：“你比以前瘦了，还有失眠的毛病吗？”一句话，勾起了一段早已淡忘了的往事。那是在延安，马文瑞在西北局组织部夜以继日地抓甄别平反作，往往几天几夜都睡不上一个囫囵觉，时间一久，搞得精神疲惫，夜里常常失眠。李鼎铭先生懂得中医，会给人看病。一次，马文瑞同贾拓夫一道，去边区政府所在地看望李鼎铭先生。当时老人正坐着抽烟，见面拉了一阵话，他俩就谈到夜里失眠。老人说：“你们白天不要睡觉，黑夜就能睡着了。”两人听得面面相觑，好容易强忍着没笑，告别出门后，一路上笑个不停，心想这个善良固执的老头真有趣儿。后来才知道他是不赞成机关干部睡午觉的，说响午加一顿饭，吃饱了躺在炕上既浪费时间，又浪费粮食，主张党政机关也像陕北农民一样，吃两顿饭，不午休。马文瑞事后仔细一想，这个老头儿给他们开的“方子”也不无道理，如果真能注意坚持白天工作，夜晚睡觉，过一段时间，失眠的毛病定能不治自愈，可惜他是忙得白天夜晚连轴转哩。这个生活的小插曲，过后不久也就淡忘了。马文瑞想不到李鼎铭先生还记得这么清楚，便乘机安慰他道：“我失眠早就好了。还是按照你老教的办法，白天不睡觉，黑夜少熬夜，过了不久就好了。你的病也得找医生看一看，再就是注意休息……”没等他说完，老人便说：“唉，你们年轻力壮，有个病能抗过去，不像我，土埋脖颈骨了，有今儿没明儿的事情。”说着，显出很悲伤的样子。一阵沉默之后，马文瑞问：“李副主席，你看还有什么愿望和要求？”老头儿没有立即回答，沉吟了半晌，突然双眼里闪着泪光说：“也许不该开口，临了，我就是想见一面毛主席，哪怕不说话，只看上一眼……”说着，两股热泪涌出了那深陷下去了的眼眶。马文瑞听得也很感动，却不知如何回答他。他完全理解老人此刻的心情，知道老人的感情是真诚的，但在没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他不愿意用不负责任的话来搪塞一个重病老人的愿望，便说：“毛主席正主持召开中央会议。你安心治病，等病好了，一定能有那么一天。”随即告辞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