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东当时的情况是庆阳、合水、镇原、环县、曲子等县都被敌人占据着，唯独华池县没有敌人，土改工作暂时只能在华池县开展。马文瑞来到华池县，同地委书记李合邦和行署专员李丕福时常下去检查指导工作。李合邦是陕北绥德人，马文瑞担任共青团绥德县委书记时，李合邦是枣林坪高小的团支部书记。在马文瑞的印象中，这个沉默寡言的高小毕业生，文章写得蛮漂亮。抗战早期，马文瑞担任中共陕北省西地区党委书记，李合邦担任地委常委、组织部长。以后他还担任过绥德地委副书记。这次一起工作，朝夕相处，马文瑞感到李合邦担任地委书记后，较前更稳当，政策水平也有新的提高，是一位较成熟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在处理领导之间的团结问题上，表现了较高的风格。马文瑞看干部，既注意大节，也不忽视小节，有时一些细小的事情，同样可以看出一个干部的本质。很难想象一个毛手毛脚、信口开河的人，会有深刻的思想；一个生活作风不够检点的人，政治立场上能够坚定；一个在物质利益上表现出贪婪自私的人，会有崇高的精神境界；一个背后好言人过的人，能与同志和睦相处、团结共事。总之，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是内在思维和情感的表现，总要折射出思想本质来。因此，他认为，考査一个干部，大节固然重要，小节亦不可忽略。
华池县是陕甘边老苏区，原先分配过土地，这次土改中没有多大问题，工作开展比较顺利。为了防范敌人，一连许多天，马文瑞和李合邦一起住在悦乐区一个村外的崖窑上，白天下来到各区工作。一天早晨，他们刚从崖窑里下来，远远看见一个穿破军衣拄棍行路的人有些面熟，走近了才看清是西北野战军六军政委徐立清，便吃惊地问：“老徐，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徐立清说：“唉，由于我军另一支部队阻击战没有打好，敌人把我们打散了，才迷路走到这里。”徐立清简要讲明情况，心急如焚，连饭也不吃，就追赶部队去了。大家为此心情都很沉重。
陇东工作了一些日子，马文瑞正准备启程去关中地区，突然接到西北局电报，说延安收复后，西北局己回到延安。当时关中地区仅新正、新宁、淳耀、赤水四县，大部分是老苏区，土改任务不大。马文瑞觉得不必再去那里，即致电习仲勋，习仲勋同意马文瑞不去关屮，速回延安。于是马文瑞结束了一个多月的土改检査指导工作，怀着兴奋和喜悦的心情启程返回延安。
四五月间，又是延安春暖花开的时节。满山遍野，经受了严冬苦寒肆虐的山桃树、山杏树，又开始绽放着灿白粉红的花朵，预示着一个美好岁时的到来。阳光依旧是那么温暖，春风依旧是那么轻柔。一年多了，残酷的战争带给这片土地的创伤，仿佛那岩崖涧隙里的冰瀑，己在暖阳柔风里化作春水悄然消失了。川野里，有农民在扶犁播种。悠扬的信天游又开始回荡在平静的山中。此刻，马文瑞牵马行走在山间小路上，呼吸着透着花香的清新空气，感到眼前的一切都格外美妙、格外亲切。想着一年多之前，策马由东川离开延安，如今绕了一大圈，又由南川欣然归来，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在炮火连天中，走完这一大圈，这是人生的一次重要的旅行，又有新的重要使命在前面等待着他。他突然想到了那熟悉而亲切的延河与宝塔山。撤离延安之前，敌人五十架飞机，轮番对安城轰炸八个小时，等到硝烟散去，城中房屋几近全毁，然而宝塔山岿然屹立，延河依旧奔流！“英雄的延安城，今天终于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句深切的感叹，自从得知延安光复的消息后，不知在他胸中重复了多少遍。此刻，他又情不自禁地想起毛泽东在撤离延安之前讲过的那一段至理名言：“敌人要来了，我们准备给他们打扫房子。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国。”这段话在当时，不少人听了并不敢完全相信，以为是政治家的豪言壮语，以为是在危难时刻鼓舞士气的宜传。事实证明，那实在是神机妙算！果然不出所料，刚过了一年时间，延安就回到了人民的怀抱。铁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党中央、毛泽东预见的英明。前面不远处，正是当初撤离延安时，那个闹情绪的新战士用刺刀砍过的那棵老柳树。眼下柳枝已经吐穗扬花，见有人走来，两只花喜鹊在枝头欢天喜地地鸣叫起来，像拦路报喜一样令人心花怒放。老柳树是历史的见证。看来当初对毛泽东的话最能心领神会的人要数彭德怀了。而更重要的是他和西北局的同志们率领西北野战军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努力把毛泽东的预见付诸实践。“他们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实在是斩钉截铁、胸有成竹。敌人占了延安，国统区的报纸电台大肆吹嘘，不可一世。蒋介石如获至宝，亲自飞抵延安犒赏三军。然而事实是，从敌人侵占延安的那一天起，西北野战军就开始了“切指头”的战争。从战争一开始，彭总亲手牵着胡宗南的牛鼻子在陕北高原游行，一有机会，就砍掉敌人一个手指。仅1948年3月1日宜川西南王家湾、任家湾附近一次战役就消灭敌29军军部及所辖四个旅计两万三千余人，击毙军长刘戡，砍掉了敌人仅剩的一只大拇指。这致命的一击，使延安城守敌魂不附体，不久便放弃延安仓皇南逃。可见，蒋介石和胡宗南这一大一小两个丑角，是完全依照毛泽东为他们设计的戏剧情节表演着，直到输得一败涂地。
延安收复了，但解放战争并没有结束，伟大的中国革命仍在继续，更紧要更繁重的任务等待着人们。
马文瑞一回到延安，便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当时是，西北野战军发起春季攻势，于2月20日起，3月19日结束，先后攻占了大荔、蒲城、耀县、富平、淳化等县城及广大地区，歼灭胡宗南集团七千人。部队继续西进，已打到关中西府，咸阳、宝鸡各县迅速解放，急需大批干部接管地方工作。马文瑞回到延安的当大，习仲勋就焦急地拿着一份电报找他商谈。“文瑞，你回来得正好，眼下这个问题得马上解决！”马文瑞接过电报一看，原来是彭总发给中央和西北局的，其中批评说：“要干部迟迟不派，好容易派来了，却是个犯错误的人，不合适，望火速另派！”从电文口气看，彭老总发脾气了。马文瑞看完电报，正寻思着，习仲勋说：“这是指高峰同志，我也给中央和彭总发了电报，说高峰同志犯错误已过一段时间了，这个人有工作能力，可以去工作。”马文瑞听得，知道事情僵持下来了。彭老总己经讲明了不要，这是很难改变的。再说，彭老总也是有道理的。高峰原先是三边地委书记，敌人进攻定边时，他指挥不当打了败仗而被撤职，才过几个月就派往新区担任地委书记，也的确不大合适。马文瑞想，眼下关键是立即加强千部的选调培训工作，从根本上解决新区急需干部的问题，便说：“解决这个矛盾，得从调集培训大批干部入手。从沙家店战役后反攻开始，这个问题就出现了。眼下不光是关中地区，西北五省不久都要解放。陕甘宁边区仅二十几个县，一百几十万人口，要选调那么多干部去接管新区，任务会越来越艰巨。但这又是刻不容缓、必须按时完成的工作。这当然主要还是组织部门和西北局党校的事情，我会全力以赴地做好的。”习仲勋听得，焦虑的脸上显出了宽慰的笑容。
过了几天，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兼西北局党校校长的马文瑞，干脆卷起铺盖把组织部搬到西北局党校办公，亲自坐镇，主持为新区调集、培训和配备干部的工作。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但在全国范围内，尚有一百多万敌人负隅顽抗。前方将士还在浴血奋战，后方的人们仍然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着。西北战场也同全国各战场一样，不断传来胜利的捷报：三原地区解放，大荔地区解放，渭南地区解放，西安解放，咸阳解放，宝鸡解放……西北野战军乘胜西进，摧枯拉朽，势不可挡。截至1948年11月间，西北战场作战二十个月，累计歼敌二十万人。至此，蒋介石在西北投入的“重点进攻”的血本，输得所剩无几。光明驱散黑暗，人民赢得战争，己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这个鼓舞人心的历史结局，是在漫长的二十多年革命斗争中，千百万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孕育出的。如今，这一结局即将实现的最紧要、最关键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在这旧中国灭亡、新中国诞生的剧变时期，一切工作都得紧锣密鼓地开展，一切事业都得飞速跟进，一切新的矛盾都要及时解决，一切始料不及的困难都得千方百计克服……于是，收复之后的延安一一西北战场的后方指挥中心，陷入了千头万绪的紧张繁忙。为前线筹集粮食给养；组织担架队和支前运输队；开展整党运动；进一步落实土地改革政策；召开各县党代表大会；清查打击反革命分子；动员指导农业生产；开展拥军优属活动；调整县级行政机构……一切方面，都得尽快适应夺取政权之后的实际需要。而在这一切工作中，最紧要的一项，就是为广大的新解放区抽调培训大批强有力的领导干部。
一连好几个昼夜，马文瑞忘我地工作着。任务虽然紧迫，选拔任用干部可不能粗心大意。马文瑞说：“这些干部是到新区掌握政权的。他们在那里便是共产党的化身。人民群众是通过他们的言行举止来认识我们共产党的。另外，新区情况复杂，要求干部有较强的创造意识和应变能力。因此，必须选拔最优秀、最可靠的同志，并且以较短的时间搞好培训，使他们进一步提高政策、理论水平，了解新区工作的特点，以适应新区工作。”对于拟将派往新区的每一个干部，他都要亲自审查圈定。西北党校一批接一批地轮训干部，每一期学员入校和结业，他都要亲自授课讲话。地区级、省级主要负责干部，他都要亲自谈话。西北地区每一个县、每一个地（市）和省（区八都是事先配备好领导班子，使之一经派去立即便能投入工作。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新区需要多少干部，我们就培训、配备多少干部。在短短几个月内，西北五省区干部问题顺利解决了。彭德怀对此十分满意。这一时期，西北局组织部、西北党校培秦配备的各级领导干部，约一万多人。这是一个很不小的数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功绩。这些干部，绝大多数来自陕甘宁边区（也有少量来自晋绥和晋冀鲁豫）。
这是陕甘宁边区对中国革命的又一重大历史贡献，是西北革命为新中国的诞生献上的一份最宝贵的厚礼！有一段时间，贺龙、习仲勋、马明方等都先后去晋绥了，西北局的工作由马文瑞代理。这天，他同一位即将派往新区的省委负责人谈完话，又就和平解放榆林的和谈协议修改意见给贺龙、习仲勋和马明方同志草拟一份长达千余字的电文。电报签发后，已是深夜。夏宵苦短，明日还有千头万绪的工作等待着处理。但他却照例用冷水冲了头，精神饱满地坐在办公桌前，接着昨天晚上的页码开始读《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这本书。他读得很认真，不时地在笔记本上摘录一些精彩或重要的句段。他全神贯注地读着，很快便沉浸在书本的意境之中了。他的办公桌右侧，整整齐齐地码着一摞书：《社会发展史》、《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党史》、《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思想方法论》等。这些书，大多数他过去己反复读过了，也有些是刚找到。这是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另外，他还为自己增加了《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等毛泽东的着作。还有一本油印的小册子：《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封面没署明作者姓名。这本边区土造马蔺纸油印的非止式出版物，是当初在“抗大”听毛泽东讲授哲学课时用过的教材。这本小册子虽然只有三章，六万余字，却是囊括了物质论、运动论、时空论、意识论、反映论、真理论、实践论以及矛盾统一法则、质量互变法则、否定之否定法则。这本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却又博大精深的书，多年来他是视为经典一直珍藏在身边，读了不知多少遍。撤离延安的时候，许多珍蔵多年的书籍，连同毛泽东主席亲自书写的那幅“密切联系群众”的奖状都留在后方了，唯有这本书和另外几册马列主义经典着作一直带在身边。作为共产主义者，他认为这是自己的精神食粮，是时刻要努力汲取的政治营养，是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理论武器。因此，无论斗争环境多么恶劣，工作任务多么繁重，他都在坚持不懈地读书，都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眼下来看，这更是未来斗争的需要，是新中国建设的要求。他预感到，随着革命的发展，那全新的、更为神圣的历史使命正在前进的道路上等待着每一个革命者去勇敢承担。他深知，未来的事业是空前壮丽而伟大的，革命的征途也较之过去更加漫长而艰辛，因此对革命者本身素质的要求也就更高。他暗暗提醒自己，必须更加努力地读书学习，更加清醒自觉地投入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