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早春时节。陕北大地依然是冰雪覆盖的银白世界。蜿艇的大理河，像一条青色的玉带，静静躺在宽阔的川道里。清晨没有风，朝阳透过河床升起的雾气，把一道刺眼的光芒照射在冰面上。雾气在缓缓地漫溢着，冰面上的阳光，便像鱼鳞一样地闪烁着光斑。远远望去，冬眠未醒的大理河，更像一条在阳光下歇息着的巨龙。
此刻，信心满怀地背着铺盖卷的初小毕业生马文瑞，嘴里哈着白气，站立在河岸高高的土堤上，久久凝视着气象万千的冰河和川野，望着河对岸那一直伸向远方的宽阔的大路，心情很不平静。他的身后，是那条傍着沟道溪流一直通进马家阳湾的羊肠小道。他是刚刚踩着这条小路走过来的。眼下，只要走下这道斜坡，跨过封冻着的大理河，就踏上了那条宽阔的大路。他有一种预感：沿着那条大路一直走下去，前面有新的生活和新的世界等待着自己。就在这由小路步入大路的转折点上，他情不自禁地停住了脚步，有一种依恋的情绪在胸中翻动着，仿佛一个人将要同过去的自己告别一样，突如其来地感到恋恋不舍。他回转身去，深情地望着那条小路，再次意识到自己此行的不易。感谢年迈的祖父和辛劳的大哥，感谢病卧在炕的祖母和贤惠的大嫂，感谢全家人用艰苦的劳作和节俭为自己创造的这个难得的求学机会！他的眼前，闪现出一双双亲切而充满期望的目光，立时感到背上的铺盖卷沉重起来。
“文瑞，赶紧走，早点儿报罢名，咱好到周家捡街上转一转。”同行的马文德在河岸下向他招手。
这时，起风了。干冷的山风，吹散了河床上空笼罩着的雾气，并且在沟川交汇处扭结成一柱挟裹着枯枝败叶的旋风。文瑞赶忙走下河岸。等他俩越过河冰，爬上对岸回望时，那一阵旋风己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唯有那条寂寞的小路，还孤独地躺在那里。他最后深情地朝对岸望了一眼，便转身沿着大路向前走去。
周家捡镇，是大理河川上下几十里有名的重镇。镇上常住人口当时不过两千，但通往绥德的官道穿街而过。两旁高大而带穿廊的石窑全是店铺、商号、钱庄、饭馆。逢集过会，便是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周家捡高等小学，是本镇最高学府，庄严地坐落在镇东正街上。学校坐北朝南，面河靠山。在刚考入高小的马文瑞眼里，学校高大的门楼，比县衙门还要神圣。
那天，马文瑞和马文德背着铺盖一进校门，就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那么多的教室，那么多的学生，使得他们一时不知该向何处去报到。
正在迟疑，见迎面大摇大摆走来几个年岁比自己大得多的学生。文瑞心想，一定是高年级的同学，便上前很有礼貌地问：“敢问新生在哪里报名？”“新生？你们也是念书的？”其中一个穿着黑绸棉袍的瘦高个儿，斜着眼上下打量着他俩，反问道。
“是呀，我们是马家阳湾的，吴家塌初小毕业。”马文德认真地回答。
“我看你们不像学生，倒像是打短工、讨饭的。”其他几个人哄堂大笑。
马文德气得说：“你才是讨吃的！”文瑞也气红了脸，心想：“狗眼看人低，城镇上这些有钱人家的油炸鬼学生真不是东西！”但他表面依然冷静。见马文德气急败坏的样子，便劝说道：“文德，不必计较。古人云：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咱们走吧。”几个家伙听得面面相觑，瞠目结舌。他们万万没有料到，眼前这个穿得土里土气的新生，竟然古道通达，说话这么结实。后来文瑞才知道，那个瘦卨个儿学生叫李和碧，比自己高一年级，是镇上一个绸锻商的宝贝儿子，功课学得一团糟，流里流气倒很有名。那家伙也没料想竟碰了一个低年级新生的软钉子，心中有些不服输。
文瑞进入周家检高小，一心埋头学习。各门功课每次考试都是全班第一。课余时间还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没过多久，他就成了全校知名的品学兼优的学生。一次，学校组织演讲比赛。谁也没想到，平日不苟言笑的马文瑞竟一鸣惊人，一举夺魁。他的演说，知识丰富，立论深刻，颇能针砭时弊，生动风趣，格外引人入胜，赢得许多老师的赞赏和同学的敬慕。在以后的几次比赛中，他又连连夺魁，一时声名大震。李和碧那一伙差生见了他，都自惭形秽地远远躲开。他的周围闭结了不少学习好、思想进步的学生。那几个有钱人家的子弟，再也不敢小看他这个穿得土里土气的低年级学生。
恰在这时，一个令人惊喜的人出现在他的生活中。那是1926年初夏的一天傍晚，文瑞正在教室埋头看书，忽听窗外有人亲切地叫自己的名字。他抬头一看，原来是表兄冯文江。自从他去北平上大学以后，他们已经好几年不见面了。表兄穿着一件蓝棉袍，颈上围着长长的枣红围巾，衬着那清秀的面容和有些蓬松的长发，英俊潇洒，气度很是不凡。
“文江哥，你几时回来的？”文瑞喜出望外，急忙迎上去。两人亲热地拉着手，目光相互对视着，兴奋得不知该说什么。在文瑞印象中表兄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他虽出身富裕人家，但一贯同情贫苦农民，主张社会平等、公正。文江比文瑞年长七八岁，由于是姑舅至亲，过去每逢年节，多有往来，相互见面很能拉谈到一搭里。他对文瑞的思想进步产生了影响。
两人亲热地拉着手，冯文江从头到脚打量着英俊的表弟，笑着点头说：“嗯，几年不见，文瑞长成大后生了。”“表兄，快说说你这几年在北平读书，经见些什么新鲜事情？”“新鲜事儿？可多了！走，咱们到大理河畔边散步，边拉谈吧。”他们并肩出了校门，沿着一条小路穿过庄稼茂盛的田野和一片枝叶翠绿的枣树林，来到开阔宁静的大理河畔。那是一个美丽迷人的傍晚，大理河水清悠悠地流淌着，几乎毫无声息。河滩里那些大大小小的鹅卵石，正沐浴在一片夕阳的红光里。平静的水面上，反映着绚丽多彩的晚霞。两人踏着水边光滑松软的淤泥，迎着落日缓缓走去。他们的脸上、身上，也被晚霞染成了金红。
“大理河，可是一条美丽迷人的河呀！”冯文江像诗人一样地感叹道。
“是呀，可咱们这里的社会环境实在不能令人满意，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东西太多，太沉重。”听着文瑞的话，表兄停下来，目光有些惊异地望着他说：“嗬，几年不见，想不到表弟己经在研究社会问题了。你的思想看起来比你的外表更成熟！”文瑞有些不好意思，像猛然记起了什么，说：“文江哥，还有一件大事要告诉你。”说着故意停下来，“不过，你先猜猜，看是什么事情？”“嗯……我猜不出来。”文瑞便认真地说：“我信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拥护国民革命，决定参加国民党，已经填过表了。”“是吗？”表兄出人意料地对这个文瑞自以为了不起的大事反应很平静。这使他有些失望。两人有一阵儿谁也不再说话，默默地朝前走着。这时，夕阳完全沉落到西川尽头的山峦后面。天际灿烂的云霞开始暗淡下来。灰色的夜幕，慢慢地由川道里弥漫起来。风乘势吹拂岸边的枣树和庄稼，发出若有若无的轻响……这一切都仿佛处在夜晚来临前的骚动不安中。文瑞的心头，涌起一阵莫名其妙的烦乱，便说：“文江哥，说说你的情况嘛。”表兄沉默了一阵儿，终于小声说：“我在北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说着，从怀里掏出烟卷，点着一支狠狠地吸了两口，然后又说：“后来组织派我到广州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眼下刚回到咱陕西，在关中农村开展农民运动，我的社会职业是西安中山大学农运系主任。”“农民运动？”文瑞不止一次地在刊上看到过这个对他很有吸引力的新名词，但到底什么是“农民运动”，他还不很了解。
表兄见他听得很认真，接着说：“中国最广大的人群在农村，农民受封建压迫最重，受封建思想的毒害也最深。唤醒农民的觉悟，这才是国民革命的当务之急。毛泽东创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真正是有远见之举。”“你说得太对了！”少年文瑞听得有些兴奋。“这一阵儿，我从书刊上看到帝国主义侵略咱中国的种种罪行，令人发指。更不能容忍的是，人家把鸦片烟运进来，咱们的同胞还有人心甘情愿抱着烟枪拼命吸食！拿咱陕北来说，种大烟、吸大烟更是普遍。军阀、官僚和土豪劣绅勾结一起，欺压百姓。不说别的，一户农民，每年要缴的苛捐杂税多达七八十种。除了惯收的田粮税、人口税、买卖税、牲畜税、屠宰税、印花税外，还巧立名目：种大烟收烟税，不种的收白地税；喂猪养羊收活口税，杀猪宰羊收割头税；窑前院畔栽一株树，还要收树棵税。税目多如牛毛，各类杂费更是离奇古怪。拿咱冯家渠驻扎的民团来说，每年要向周围各村农民收什么地方治安维持费、修造费、粮秣费、购枪费、棉夹单衣费、鞋袜费、驻守费、开拔费、年节费……多得就像夏季里的苍蝇蚊虫。还常常寅吃卯粮，随意预征。”冯文江接住文瑞的话茬儿说：“种大烟这事我回来也听说了。就说我们冯家渠区分所，今年（民国14年）的烟款已经预征到民国十六年了。
军阀官僚公然开放烟禁，强迫农民种烟纳款，还采取按地亩征收烟款的办法。这样一来，不管种不种，都得纳税。结果，逼得农民户户种大烟。每亩烟税高达十多元。家有十亩地的农户，种一亩大烟，就要缴纳百十块烟税，比卖烟收入的钱还多。”两人拉得起劲儿，不觉天己全黑，便坐在河畔一块大石上，继续着刚才那个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文瑞说：“你可没见，每到六七月间，大烟将要成熟时，农民便发愁了。井岳秀派出的提款委员下来，逼得卜万火急。县府区乡的贪官污吏就带着狗腿衙役下去收款。收款委员整天肥吃海喝，吃饱喝足就搂着妓女躺在县衙、区公所睡觉抽大烟。农民被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叫苦连天。井岳秀规定，征款委员超征有奖；征款委员便规定，县区长们多征提成。层层加码，步步威逼。农民交不上，轻者捆打，重者过堂。再不然就剥光衣服，捆在大堂外面的石柱上活受罪。捆绑上刑之后，烟款分文不少，还要加收拷打费。军阀井岳秀就是这样，凭着手中的军队，实行反动的军事统治，完全是个封建土皇上。听说他光姨太太就有九房，一旦发现哪个行为不轨，就要枪毙。国民革命按照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反动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完全符合咱们陕北的实冯文江说：“国民革命的任务要完成，没有农民群众的积极响应不行。毛委员对农民运动抱有极大的信心。他曾经预见，在很短时间里，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的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文瑞还是头一次听到这么明晰有力充满激情的言词，觉得这话听起来太亲切有力了。可如何开展农民运动，他还是不清楚，便问：“在咱们陕北，你看农民运动该怎么搞？”冯文江说：“关键问题是要启发农民觉悟。首先得把一家一户的农民动员组织起来。毛泽东和彭湃在开展农民运动的实践中创造出一个好办法，这就是组织农民协会。按照毛委员对农村各阶层的划分，就是要以雇农、贫农、中农、农村中的手工业工人以及贫苦知识分子为成员，以雇农中的积极分子为核心，严禁地主、富农混入。目前农民协会在广东、湖南等地农村己经普遍成立，权力大得了不得，甚至掌握着农村中的生杀大权。地主老财们见了农会会员，离着老远就点头哈腰，问候请安。有的上门请求要加入农会，农会还坚决不要。”文瑞听得简直着了迷，想不到小小农会竟有这么大作用。那一晚，他们坐在大理河畔，瞅着水面上闪烁的繁星，伴着一片蛙声直拉到深夜。文瑞从表兄那里，获知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儿，也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特别是知道了除了孙中山，还有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叫毛泽东。毛泽东的开展农民运动的主张，在他看来，更符合陕北一带的实际情况。临分手时，文瑞兴奋地拉着表兄的手说：“你这次回来，可不能再走了，咱们一道开展农民运动吧！”冯文江说：“我的工作，得由组织决定。你既然已经加入了国民党，就带领学校的进步学生先搞起来吧。”表兄的话，像一根擦着的火柴，使他胸中的激情燃烧起来了。他产决心，要把家乡一带的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率领农民投入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
此后不久，马文瑞和志同道合的进步同学刘精一、赵拱壁、高学孔、马文德、徐登泰等人一道开始了对农村社会状况和农民困苦生活较为系统的社会调查。为开展农民运动，努力地进行着理论上的准备。只是当他们真正面对那些一盘散沙一样的愚昧落后的农民时，又觉得无能为力，心中缺乏一个主心骨，胸中产生了无法排解的苦闷和烦恼。
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怎样才能发动起来呢？这个实践问题，使马文瑞感到寝食不安。他在茫然彷徨中，努力探索着改造社会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