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解放战争已进入最后阶段，在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般的攻势下，国民党军队一败涂地，只剩下西南一块地盘。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立脚的机会，邓小平、刘伯承统率的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在胜利结束渡江战役之后，马不停蹄地开始向大西南进军。考虑到西南解放后，地方的接管和建政需要大量干部，邓小平未雨绸缪，决定在上海、南京等地招收青年积极分子和大专院校学生以及部分工程技术人员组建“西南服务团”，直属二野政治部领导，随军进入大西南。在“把胜利的红旗插向大西南，迎接全国解放”的号召激励下，上海、南京等地很快就掀起了青年学生参军的热潮。正一心向往着“投身革命洪流，接受党的考验”的冬环得到消息便抢先报了名，并且很快得到审查合格，决定录用的通知。喜出望外的她立即将好消息告诉了伯父母。尽管伯父母内心里一直希望冬环能留在身边，参加上海的建设或者继续升学读书，但对冬环的行动却也非常理解支持，二伯父并用自己年青时参加革命，浪迹天下，四海为家的情形对她进行勉励，使她特别高兴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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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下旬，冬环来到“西南服务团”团部驻地上海大夏大学参加集训。服务团的宗旨是：“协助军队解放西南各省人民，开展新工作，按管西南各城市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政治、经济、卫生、文化、教育等机构和铁路交通、邮电等国营企事业单位，从而进一步建设大西南。”集训期间，服务团的成员们主要是学习基本革命理论，新区政策，接管工作经验等，同时还要学习人类的起源和人类社会发展史，阶级的起源和阶级斗争等理论，要求学员们树立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永远跟着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对于所有这一切，冬环都充满新鲜感，她如饥似渴地学习，心悦诚服地接受，庆幸自己终于走进了革命的大家庭、大熔炉。当时因工作需要未能参加服务团的刘安，此时反过来羡慕她了！
服务团成员们还通过读教材，听报告等了解西南各省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历史沿革，社会发展，经济状况，风土人情，国民党中央嫡系部队和地方军阀部队的编制、战斗力状况和相互的矛盾纷争，以及各种地方封建帮会的活动方式，社会影响，内部构成等情况。冬环被分配在川南支队金融大队，曾经在四川生活过整整五年的她，成为同学们了解当地风土人情的“顾问”。
一个月后，服务团离开上海开赴南京。鉴于西南各省历来封建帮派势力盘根错节，加上国民党溃逃时遗下不少残余官兵，安插了不少敌特，伯父母对她千叮万嘱，要她一切听从组织安排，不能擅离集体，特别注意安全。
冬环就此结束了自己在上海的生活，踏上了崭新的人生道路。
在南京下关狮子山麓一座国民党遗下的营房里，服务团实行军队编制，开始了军事化的生活。学员们统一换发了军装，佩戴八一军徵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的胸章，以大队为单位进行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军容风纪的教育并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清晨吹号起床，三分钟之内必须站到操场上；晚上统一熄灯睡觉，不管你想不想睡都得规矩地躺在床板上；连上厕所也必须讲求一个快字，三下五除二地解决问题……冬环对此早有思想准备，并且很快就适应了，但在吃伙食、裹绑腿等事情上却遇到麻烦。当时几乎每餐都是北方小米加干馒头，一直生在南方长在南方的她很不习惯，加上消化又不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吃得有滋有味，自己就是难以下咽，有时就干脆不吃，饿着肚子上课、出操，练行军。当时正是八月大热天，在被称为火炉的南京街头，紫金山下，玄武湖边，中山陵前，到处都留下了学员们行军拉练，汗湿衣衫的身影，腹中空空体力不支的冬环坚持不掉队。打绑腿也是新同志面临的一个难关，有关操作要领都反复学习掌握了，但不知怎么的她就是打不好，不是打得太紧，造成血脉不通，两腿发麻，就是打得太松，走不多远就垮落下来成为绊脚绳。当时大家的心气都很高，行军掉队是最丢面子的事情，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指导员、队长和其他同志都会热情地过来替她背包扛枪，越是这样她越觉得无地自容，还眼泪婆娑地哭过鼻子，恨自己太无能。分团的政委是个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经常给大家讲当年红军战士如何爬雪山过草地，冲破敌人围追堵截的战斗故事，令她景仰万分。后来连政委都知道她的情况了，下队来视察看见她，笑呵呵地打趣说：“小鬼呀，这还只是开始呢！以后行军时你胸前挂个瓶子，看走到大西南要流多少眼泪！”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两个拦路虎都被她战胜了。
在南京集训期间，有一件事情令冬环终生难忘，也受益终生。9月21日和22日，邓小平政委在百忙中接见了服务团的全体成员，并向大家做了题为“论老实”的专场报告。他说，老实就是忠诚实在，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实事求是”。这就是说，我们办一切事情，都要遵从事物的客观规律，都要从实际出发，要讲科学，讲唯物辩证法，同时，这里面也包含着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关系，革命者和革命事业的关系，人民的勤务员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是否忠诚老实，是真假革命的分界线！他并结合刚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特点指出：不管是在工作中或生活中，对同志，对他人都要本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要大家要做好今后在工作和生活上可能要碰钉子的思想准备，革命嘛，哪有不碰碰钉子的，不要一碰钉子就想不通，就认为满腔热情遭到一盆冷水，就灰心丧气了！如果事实证明自己错了，就改正；如果是正确的，就坚持，同时也要注意以理服人。
可以说，这个讲话奠定了她一生的基本做人准则。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各国开国大典在北京隆重举行，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当电波将毛主席宏亮的声音传送到西南服务团时，整个驻地顿时沸腾了！大家情不自禁地跳跃欢呼，“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声响彻整个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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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的第二天，二野西南服务团的大队人马在新中国的晨曦中离开驻地，浩浩荡荡地踏上西进的征途。当时条件有限，全体成员都是乘坐的闷罐火车。火车沿京浦线北上抵达徐州后，转入陇海线向西疾行，经郑州再转由京广线南下抵达武汉。因为武汉到长沙的铁路桥梁已被溃逃国民党军队炸断，再往下走就只能徒步行军了。冬环极想回汉川老家看望又是阔别数年的母亲，但队伍只能在武汉停留两天，根本没有时间回去，她强令自己打消了这个念头，只是给母亲写了封信，报告了自己的最新情况，请老人放心并多自珍重。
从武汉出发时，队伍进行了全面彻底的轻装。每人发一块油布，将被子和换洗衣服（睡觉时当枕头）打成背包，背包上扎一双解放鞋，挂一个水壶，身上再斜背一个黄挎包，此外每个人还要背一条圆筒状的米袋，里面统一装有五斤米。为了减轻负担，冬环和许多女同学把一些私人用品统统扔掉，甚至把棉裤里的棉花都掏出来扔掉了。
从武汉到西南腹地，得走七八千里路，服务团的首长笑称为“小长征”，不管刮风下雨或是烈日当空，每天行军少则数十里，多则百余里，国民党的飞机似乎注意到了这支特殊队伍的存在，一路上经常跟踪扫射，投弹轰炸，队员们都用树枝在头上扎一个伪装，长长的队伍在大路上蜿蜒，远远望去就像是一排流动的树林，非常壮观。队伍到达长沙，进行短暂的休整后，经常德、桃源，进入湘西，是年11月底，队伍到达贵州毕节，然后渡过赤水进入川南，于12月5日到达刚解放的着名盐都四川自贡。
在自贡，冬环所在的川南财经大队开始正式投入工作，并迅速接管了自贡盐务局、国民党中央银行等重要部门，同时收编原有的旧职员工，组织他们学习，安定他们的思想。同时大力宣传、推行使用人民币。由于政策正确，措拖得力，混乱的金融和失控的物价很快得到了控制，萧条的市场开始恢复。各条战线的接管工作也在胜利进行，社会秩序逐渐趋于稳定，出现了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
当时川南行政区的首府设在泸州，服务团财经大队奉命在那里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川南分行。大队决定银行工作组除少部分人员留守自贡外，其余的人马均开赴泸州，冬环也被点名前往。那时从自贡到泸州尚无公路相通，必须绕道内江，因沿途土匪活动猖獗，上级专门派了部队护送。有了8000里的“小长征”垫底，大家对这种短途转移都不很在乎。不想在从内江到泸州的途中，他们遭到了从南京出发以来最凶险的一次土匪袭击！上百个土匪埋伏在公路边的荒山上，突然向车队开火，伴随着炒豆般的枪声，密集的子弹嗖嗖地从车厢上方飞过，几个身穿国民党军装的匪徒站起身来狂叫：“打死这些新八路军！”负责护送的部队展开还击，用机枪压制住敌人火力，战士们机动灵活地左右穿插，向山上发起冲锋，最后匪徒们终于支撑不住，丢下几具尸体逃之夭夭，护送的战士也有几人负伤。这是冬环平生第一次置身真正的枪林弹雨，她近距离地见识了“拿枪的敌人”，也亲眼目睹了解放军战士作战时那股英勇无畏的劲头。多年之后，她和当时在场的同志们谈起这番“战斗经历”时仍会激动不已。
接管泸州国民党的中央银行并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川南分行的工作完成后，冬环被分配在分行金库工作。随着农村大规模的减租、减息、剿匪和土改工作的次第展开，已经分配到各行业的西南服务团的同志被大批抽调到“战斗第一线”去。成天和钞票打交道，感到异常单调枯燥的冬环，再三向上级申请，要求下乡，到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中去经风雨见世面，但因为“工作离不开”加上她是“独生子女”，一直未获批准。为此她很闹了一段情绪，觉得自己千里迢迢地来到大西南，难道就是为了天天来数钞票吗？后来行长把她安排到行长办公室搞文秘工作，她还是不安心，觉得没意思。后来，泸州成立川南银行学校，主要是对留用的旧职员进行思想教育，让他们学习新中国的金融政策，冬环被调去任一个学习大队的政治指导员。因为学员的社会背景复杂，思想非常混乱，不少人沾染了各种恶习，甚至还有人吸毒，要做好这些人的思想转变工作，使他们能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为新中国服务，工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而这正是冬环所愿意接受的挑战！她很快就进入角色，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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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初夏，冬环奉命调往当时的西南行政区首脑机关所在地重庆，在人民银行西南区行外汇管理科工作，主要是编制和管理外汇“密押”，这是当时有外汇业务往来的银行之间普遍采用的一种通过加密手段确保安全的措施。国内银行的外汇业务以前属国民党的中国银行管辖，重庆解放后由中国人民银行接管，与一些国家依然保持着外汇、侨汇往来，同时重庆有一些私营银行也涉及这方面的业务，需要进行监管。这对于正在起步的新中国的金融事业都是极为重要的。
冬环奉调时即被告之，由于这一业务的特殊性和保密性，参与其工作的同志首先必须政治上可靠，必须是忠诚于人民金融事业的人，她的前任即是区行行长办公室秘书的妻子，一名中共地下党员，而现在管里科里的业务骨干绝大多数都是从中国银行接收过来的旧职员。组织上调她前往的意图是不言而喻的。
冬环怀着一种受到组织信任的幸福感和决不辜负组织期望的决心来到她所熟悉的重庆。她发现，这座刚获解放新生的西南大都市，与她当年所看到的破烂不堪加畸形繁荣的情形已大不一样，城中心当年修建的“抗战胜利纪功碑”已由西南军区司令员刘伯承亲笔题词，改为“人民解放纪念碑”，朝天门的原中国银行大厦成了中国人民银行西南区行，到处都在除旧布新，呈现出“换了人间”的欣欣向荣景象。
在西南区行外汇管理科的见面会上，冬环接触到了那些日后要一起共事的“旧人员”。她不无诧异地发现，他们大多都年轻而富有朝气，脸上洋溢着步入新生活的喜悦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对于她这位掺沙子的“南下干部”似乎不但毫无戒备之意，而且发自内心地热诚欢迎。科里的主管科员吴艾高的真诚热情和落落大方，给她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由于解放前夕积极参与护行工作，银行成立金融工会时，吴艾高被委任为工会副主席。
根据组织安排，冬环除了编制和管理外汇“密押”之外，还兼管收兑金、银、外币的金库。因为在业务上完全是生手，只能边干边学，在这个过程中，吴艾高给了她最直接的帮助。他不厌其烦地为她讲解各种金融业务知识，手把手地教她掌握“密押”工作的各个环节，使她很快地开始熟悉有关业务。
因为人年轻，又多少带有一点政治上优越感，她在“甘当小学生”的同时，有时难免也会生出某种自以为是的情绪，不想让人觉得自己离开了这些“旧拐棍”就寸步难行，结果在独立编制区行新一年的外汇“密押”时发生严重错误：将12月份的日期少编了一天，而且已发往与区行有通汇关系的国内外银行！吴艾高发现问题后，不顾情面地对她进行了严厉批评，甚至提到“这样会直接损害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形象”的高度。冬环自知有错，十分内疚。使她感动莫名的是，吴艾高在严厉批评她之后，在区行领导面前不但主动承担了责任，还及时采取补救措施纠正了错误，挽回了影响。从此，冬环在业务上就特别谨慎细心了，对吴艾高也更是敬重有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