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父悲悯地改变面容说：“你实在是难于醒悟啊！有人害怕自己的身影、厌恶自己的足迹，想要避离而逃跑开去，举步越频繁足迹就越多，跑得越来越快而影子却总不离身，自以为还跑得慢了，于是快速奔跑而不休止，终于用尽力气而死去。不懂得停留在阴暗处就会使影子自然消失，停留在静止状态就会使足迹不复存在，这也实在是太愚蠢了！你仔细推究仁义的道理，考察事物同异的区别，观察动静的变化，掌握取舍的分寸，疏通好恶的情感，调谐喜怒的节度，却几乎不能免于灾祸。认真修养你的身心，谨慎地保持你的真性，把身外之物还与他人，那么也就没有什么拘系和累赘了。如今你不修养自身反而要求他人，这不是本末颠倒了吗？”
孔子凄凉悲伤地说：“请问什么叫做真？”
渔父回答：“所谓真，就是精诚的极点。不精不诚，不能感动人。所以，勉强啼哭的人虽然外表悲痛其实并不哀伤，勉强发怒的人虽然外表严厉其实并不威严，勉强亲热的人虽然笑容满面其实并不和善。真正的悲痛没有哭声而哀伤，真正的怒气未曾发作而威严，真正的亲热未曾含笑而和善。自然的真性存在于内心，神情的表露流于外在，这就是看重真情本性的原因。将上述道理用于人伦关系，侍奉双亲就会慈善孝顺，辅助国君就会忠贞不渝，饮酒就会舒心乐意，居丧就会悲痛哀伤。忠贞以建功为主旨，饮酒以欢乐为主旨，居丧以致哀为主旨，侍奉双亲以适意为主旨。功业与成就目的在于达到圆满美好，因而不必拘于一个轨迹，侍奉双亲目的在于达到适意，因而不必考虑使用什么方法；饮酒目的在于达到欢乐，没有必要选用就餐的器具；居丧目的在于致以哀伤，不必过问规范礼仪。礼仪，是世俗人的行为；纯真，却是禀受于自然。出自自然因而也就不可改变。所以圣哲的人总是效法自然看重本真，不受世俗的拘系。愚昧的人刚刚好与此相反。不能效法自然而忧虑世人，不知道珍惜真情本性，庸庸碌碌地在流俗中承受着变化，因此总是不知满足。可惜啊，你过早地沉溺于世俗的伪诈而很晚才听闻大道。”孔子又一次深深行礼后站起身来，说：“如今我孔丘有幸能遇上先生，好像苍天特别宠幸于我似的。先生不以此为羞辱并把我当作弟子一样看待，而且还亲自教导我。我冒昧地打听先生的住处，请求借此受业于门下而最终学完大道。”
渔父说：“我听说，可以迷途知返的人就与之交往，直至领悟玄妙的大道；不能迷途知返的人，不会真正懂得大道，谨慎小心地不要与他们结交，自身也就不会招来祸殃。你自己勉励吧！
我得离开你了！我得离开你了！”于是撑船离开孔子，缓缓地顺着芦苇丛中的水道划船而去。颜渊掉转车头，子路递过拉着上车的绳索，孔子看定渔父离去的方向头也不回，直到水波平定，听不见桨声方才登上车子。
子路依傍着车子而问道：“我能够为先生服务已经很久了，不曾看见先生对人如此谦恭尊敬。大国的诸侯，小国的国君，见到先生历来都是平等相待，先生还免不了流露出傲慢的神情。
如今渔父手拿船桨对面而站，先生却像石磬一样弯腰鞠躬，听了渔父的话一再行礼后再做回答，恐怕是太过分了吧？弟子们都认为先生的态度不同于往常，一个捕鱼的人怎么能够获得如此厚爱呢？”
孔子伏身在车前的横木上叹息说：“你实在是难于教化啊！你沉湎于礼义已经有些时日了，可是粗野卑下的心态时至今日也未能除去。上前来，我对你说！大凡遇到长辈而不恭敬，就是失礼；见到贤人而不尊重，就是不仁。他倘若不是一个道德修养臻于完善的人，也就不能使人自感谦卑低下，对人谦恭卑下却不至精至诚，定然不能保持本真，所以久久伤害身体。真是可惜啊！不能见贤思齐对于人们来说，祸害再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而你子路却偏偏就有这一毛病。况且大道，是万物产生的根源，各种物类失去了道就会死亡，获得了道便会成功。所以大道之所在，圣人就尊崇，如今渔父对于大道，可以说是已有体悟，我怎么能不尊敬他呢？”
活学活用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渔父对孔子苦口婆心地说：“所谓真，就是精诚的极点。不精不诚，不能感动人啊！”孔子深深地行礼，然后诚恳地说：“如今我孔丘有幸能遇上先生，好像苍天特别宠幸于我似的……”
儒家要求做一个“诚实”的人，道家要求做一个“真人”，而“真”是“诚”的极点，这说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中庸》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又说：“唯天下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大学》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荀子》说：“夫诚者，君子之所守，而政事之本也。”
儒、道两家的观点再怎么冲突，论点一说到“真诚”二字上，就都老老实实地举起“免战牌”。可见，“真诚”是一切理论的基础和一切美德的核心。
宋真宗特别喜欢晏殊的诚实。有一年，宋真宗允许臣僚们挑选旅游胜地举行宴会。各级官员都踊跃参加。晏殊这时手头拮据，没钱参加这项活动，便留在家里读书。这天，宋真宗在大臣中挑选谁来辅佐太子，大家没料到皇上竟在百宫中看中了晏殊。有人直接问皇上是什么用意。真宗解释说：“我听说各级官员，无不游山玩水，大吃大喝，通宵达旦，歌舞不绝，惟有晏殊闭门与兄弟读书，如此谦厚，正可担当辅佐太子的重任。”晏殊听说后，便老老实实向真宗说：“我并不是不喜欢游乐吃喝，只是因为我实在没钱。如果有钱，这些旅游宴会我也会参加的。”宋真宗一愣，继而一笑，越发佩服晏殊的诚实。晏殊以诚实为做人之道，越来越受到皇上的重用，到宋仁宗时，晏殊被任命为宰相。
“不精不诚”，在日常生活中，有人总要求别人要有礼貌，要守秩序，然而有时自己却疏忽了。人类社会是一个互助的社会，我们怎样对待别人，别人也会怎样对待我们。因此，只要我们处处以礼待人，诚诚恳恳，那么你在求人办事上也就好开口说话了。
不精不诚，不能动人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是说人的诚心所到，能感动天地，使金石为之开裂。比喻只要专心诚意去做，什么疑难问题都能解决。
在西汉时期，有一个著名将领叫李广，他精于骑马射箭，作战非常勇敢，被称为“飞将军”。有一次，他去冥山南麓打猎，忽然发现草丛中蹲伏着一只猛虎。李广急忙弯弓搭箭，全神贯注，用尽气力，一箭射去。李广箭法很好，他以为老虎一定中箭身亡，于是走近前去，仔细一看，没想到被射中的竟是一块形状很像老虎的大石头。不仅箭头深深射入石头当中，而且箭尾也几乎全部射入石头中去了。李广很惊讶，他不相信自己能有这么大的力气，于是想再试一试，就往后退了几步，张弓搭箭，用力向石头射去。可是，一连几箭都没有射进去，有的箭头破碎了，有的箭杆折断了，而大石头一点儿也没有受到损伤。
人们对这件事情感到很惊奇，疑惑不解，于是就去请教学者扬雄。扬雄回答说：“如果诚心实意，即使像金石那样坚硬的东西也会被感动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一成语也便由此流传下来。
所谓真，就是精诚的极点。不精不诚，就不能感动人。比如，那些强装着啼哭的人，虽然外表悲痛但总让人感到他心里并不哀伤；那些勉强发怒的人，虽然外表严厉但他身上就是没有那种威严；那些勉强亲热的人，虽然笑容满面但总让人觉得不可亲。
真正悲伤的人，他没有哭声，也让你不由自主地掉下泪来；真正发怒的人，他还没说话，就使你感到了他身上的威严；真正亲热的人，他还没笑，就会让你觉得和蔼可亲。
由此可见，自然的真性在人的心内，我们是看不见的，但它可以通过神情表达出来，从而使我们觉察到它的存在。用真性情侍奉双亲就会慈善孝顺，辅助国君就会忠贞不渝，饮酒就会舒心乐意，居丧就会悲痛哀伤。这就是看重真情本性的原因。
所以，庄子提醒我们：“认真修养你的身心，谨慎地保持你的真性，把身外之物还与他人，那么也就没有什么拘系和累赘了。”
修身求人，信任人才
庄子想，你孔先生不是说“三人行必我师”吗？好，我让你在《庄子》中老老实实地当学生！于是，许多人都教导起孔子，种菜的呀，打渔的呀，等等。渔父对孔子说：“认真修养你的身心，谨慎地保持你的真性，把身外之物还与他人，那么也就没有什么拘系和累赘了。如今你不修养自身反而要求他人，这不是本末颠倒了吗？”
在任何一个组织内部，相互信赖是工作的基础；在任何组织与组织之间，相互信赖也是其合作的基础；对于一个领导而言，信任就是用人的基石。
领导者对所用之人充分信任，大胆地放手让他工作，使他独立地负起责任，这样就做到了“用人不疑”，从而使被用之人产生心理上的安全感，使其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同时，对下属的信任也培养了下属对自己的情感，从而产生一种向心力，使得上下和谐一致。
领导者用人而不予以相应的信任，处处猜忌，予以控制，很难想象被任用的人还会心情愉快地工作，还会有很高的积极性去完成工作。当他感觉到你的不信任之后，你也很难苛求他会对你很忠诚，会为你尽心尽力地办事。
《资治通鉴·唐纪》记载：有人向李世民告发魏征结党营私，李世民就派御史大夫去查办。几天后，魏征朝见老总时说：“您应当知道，国家的命运与你我是联系在一起的，您把相位交给我，是相信我会诚心诚意地治国，如果我们之间存有疑忌，那么，我们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李世民醒悟，承认了错误。可见，“用人不疑”是古今明哲共同的见解，可见信任在用人中是多么重要。
信任能换回下属对领导的忠诚，能促使他们死心塌地地工作，能最大限度地去发挥其才能。
松下幸之助说过：“用人的关键在于信赖。如果对同僚处处设防，半信半疑，则将会损害事业的发展，要得心应手地用人，就必须信任到底，委以全责。”
“修身”才能“求人”，领导只有对所用人予以充分的信任，并让其感受到你对他的这种信任，你才能激发其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才能达到努力获取最大人才效益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