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由于出版的时兴，每年一千多部的长篇小说，这里边，或许有一些是好的，又有一些是通过强大的宣传攻势。因此“酷评”又难免被这些正面的阐释所冲淡了，还是“邪不压正”。这里的“邪”与“正”，并不是价值判断，而是对待现实和历史的态度，就是文学的历史还是需要建构，也就是在八十年代开始的文学性的建构，在向现代主义挑战所表达的那种文学性理想意义上的建构。这个前提和传统不能丢，如果丢掉了，当代文学的历史就空洞了，当代文学史就没有延续的力量。所以我更倾向于设想九十年代以后，先锋文学的经验普泛化，给文学的展开提示了更多的可能性。尽管我们在严格的意义上说先锋文学终结了，但先锋文学创造的那种经验，那种寻求文学性的生生不息的力量，并没有在当代中国文学中完结。如果说当代文学全是垃圾，那么中国的大学中文系仅仅靠故纸堆是不是就可以撑起一座大厦？这是值得怀疑的。大学中文系还是需要强大的当下的活的文学创作来支撑，这也是维系年轻一代的学生源源不断进入大学学习文学的活的动力。如果像“骂派批评”或“酷评”那样叙述的，当代中国文学是一片废墟，那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这不是真正的大学自由精神所能认同的。始终去寻求和阐释活的文学，从中发掘新的文学经验和存在的经验，这是我们对文学的一种态度。大家也许认为我的这种态度太古典了，也太保守了。这与我们所追求的后现代主义和解构的立场相矛盾。实际上，我认为并不矛盾。我所理解的解构立场是对起压制作用的历史力量进行质疑，持续不断地与这种压制力量，向这种美学规范霸权挑战，这就构成了先锋阐释的动力。真正的“酷评”是要敢于向历史的“巨无霸挑战”而不是骂几个被写作折磨的作家--这种骂不过是小骂，不过是欺辱弱者的行径。我以为更重要的依然在于阐释新的文学现象，让它们与新的理论结合在一起，构成一种新的时代话语。所以没有必要那么多的人加入骂的行列，“愤青”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去沙里淘金，还是要去拾荒，把那些人丢弃的东西捡起来。但这不等于我们不坚持批判性，更有建设性的批判性在于面对更强大的历史力量。
总之，自九十年代末期以来，媒体批评与学院专业批评构成的紧张关系就在加剧，专业批评处于溃退当中。网络写作直到出现博客才显出它的威力，也直到博客把职业和业余写手一网打尽时，它的霸权力量才让专业作者胆寒。几年前网络兴起的时候，那么多人说，网络会淹没纸媒体的平面文学，纸媒体的文学到了末路。那时人们的忧虑显得过早，网络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会推动纸媒体的发展（更长的时间，例如，过十年二十年就不好说了），只会使文学事业更加蓬勃旺盛，网络是表面繁荣最有效的制造商。新浪网的读书频道，每天的浏览量超过一千五百万人。这相当于大半台湾岛的人，全部的荷兰人，四分之一的英国人每天在读书频道那里读书，阅读文学作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网络使纸媒体阅读变得更加活跃。在网络上的读书频道，这一千五百万人，每个人都是自发的批评家，对文学充满了言说的愿望。网络上的写手很多是相当年轻甚至年少的孩子，他们的语气是一个权威的批评家的语气。网络让每一个人觉得自己是一个作家，一个批评家。如此显示出文学事业依然旺盛。本来西方先锋派理论，如苏珊·桑塔格、约翰·巴斯等人都说“文学已经死亡”了，而在中国却依然兴盛发达。实际上，消费时代或后现代时代“文学死亡”终究是不可避免的，从先锋性的意义上来说，苏珊·桑塔格等人所追求的文学的想象力，文学创新的可能性已经枯竭了，作为一棵生命之树，它再也长不出多少新的枝干，开不出多少绚丽的花朵。但这个死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德里达意义上的死亡。德里达频繁使用“死亡”的概念，他显然赋予它特殊意义。死亡就是过去存留于现在/在场的事物，对于德里达来说。死亡并不是完全死了，也不是完结，死亡是一种幽灵化的存留/复活形式，这就是差异中包含的延迟概念。在场因为不能完全抹去过去，过去附着于在场中，以死亡的形式附着于在场中，因而在场总是要延迟出场，在场也不可能是全新的现在，它被过去的幽灵附身，它总是要延异自身，所以延异并不一定是向未来变异，而是可能向过去回归，向死亡的过去回复。文学在后现代时代反复演绎着死亡与复活的双重游戏，文学批评也同样在这样的游戏里去获取存在的能量。
现在，我们正在迎来一个数字化的时代，其后果如何还很难预料。当我们说数字化的生产，我们还没有理解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把它理解为信息，社会的一种传输方式。或者我们发现在IT，即电子时代不得不迎来民主。我们看到超女的评选，开始有专业评审家，后来干脆取消了，只有人民大众按手机，手机表达的数字就是一切。大家发现选出了李宇春。李宇春的胜利就是数字的胜利。按手机的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要看他们的选择。在数字面前，人们的年龄、职业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都被取消了，最后只剩下了一项，都变成了数字，这是绝对的平等主义，一个无限的“一”的相加。过去我坚持认为，中国的整个发展，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不只是政治精英作出的，也不只是知识分子作出的，同时或许更有决定力量的科技在起作用。对这一问题，我一度很乐观，看到科技引发的社会变化发展的积极方面，但现在我也会谨慎对此作出评价，过几十年之后，几百年后，科技的后果实在难料。到那时，一旦科技成为超级力量，人类再要控制它就困难了。在中国目前为止，科技的力量还是积极正面的。这一开始是由走私的盗版磁带开始的，从录音机的走私开始的，然后从电视机的生产开始，然后从IT产业的盗版开始的。走私的电子产品推动了中国的电子产业，而电子产业又带动了走私盗版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产品，它对中国民众的思想意识的改变是起到极为有效的作用，现在想变回去也是不可能的了。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IT产业有一个互动的关系，这种互动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思想意识的潜移默化的变化。
二、批评的转向与文化研究的博弈
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却是节节败退，退到学院里，退到日趋困难的期刊杂志里。尽管现在文学还是有繁荣的外表，但仅有的表面风光还是为文学创作所有，批评远远没有占据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九十年代以来，在文学界，都适应了文学作家主流化，习惯了批评家的边缘化。现在的刊物，尤其文学刊物的排序都是有小说、散文、诗歌、文学批评。但是在美国，七十年代以后就是批评的黄金时代。事实上，五十年代西方批评就在文坛占据主导位置，按照兰德尔·杰拉尔（Randall Jarrell）的看法，五十年代典型的文学季刊有2页半诗歌，11页小说和134页评论参见《诗人与时代》，伦敦，费伯出版社，1955年版第71-92页。此说有些夸张，但文学批评在欧美决不至于落到在中国如此命运，通常附在134页的小说、11页的散文、3页半的诗歌后面去谈论二三流的作品。解构批评使学院派理论得到长足发展，1968以后，代表解构倾向的杂志纷纷创刊，并销量可观。如《标记》、《附加符》、《文化评论》、《社会文本》、《界限》、《再现》、《拉里顿河》、《批评探索》等等，这些杂志在大学书店总是在几小时内抢购一空。据说，新到的《附加符》一放进芝加哥大学英语系的休息室就会马上被偷走。新刊物不仅仅是研究工具，更重要的它是“新闻”，“既探讨时代性主题，又倡导新方法、新阅读法和批评观点。这一切表明，新刊物是一种新型文化的主要传播工具。”（米彻尔语）
八十年代初期，保罗·德曼还在雄心勃勃计划：使用“解构批评”的那种修辞阅读方法，将帝国主义式地占领一切文学领域。但解构批评一直遭到正统派的顽强抵制。现在，热衷于新理论批评的人不是德高望重的官方权威，而是精力旺盛的年轻学者。人们纷纷抱怨新理论批评晦涩难懂，马修·阿诺德当年指责批评家知道得“太少”，而人们现在批责批评家知道得太多。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读者才能接受他们所谈的知识。新理论批评成为一个巨大的文化加工厂，原料则是来自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文学批评再次表达了帝国主义宗主国的文化霸权。但是人们也有理由对此持乐观态度，新理论批评选择传统“进步”、“启蒙”等观念作为靶子，特别是揭示这些观念与帝国主义殖民文化史的关系，从而动摇帝国主义文化的根基。人们有理由相信，在此基础上重新构成的帝国主义之后的批评和后殖民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将不是历史悲剧的重演，“而是学术界为了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新型的、公正的文明而付出的共同努力。那将是真正的批评和文学的黄金时代。”W·J·T·米彻尔：《论批评的黄金时代》。中文译文可参见杨国斌译，载《外国文艺》，1989年第2期第62页。
当然，从总体上来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学创作已经失去了它的原创的动力，1963年约翰·巴斯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疲惫的文学》(Exhausted Literature)，而十七年以后，即1980年《大西洋月刊》同样发表了一篇他的文章，叫《补充的文学》或者叫《填补的文学》。他从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看到后现代文学的一种新的再生的可能性。当然他在宣传了一阵以后，他发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学的原创力很成问题。但是理论的生命力非常旺盛而顽强，它对整个来自第三世界文学具有了再加工的能力。在整个八十年代，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大部分是来自第三世界的作家作品，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现在。那时南美的作家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他们的作品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原材料。更重要的是，给后结构主义理论，后来是后殖民理论提供了理论资源。成为整个文学话语生产，或者人文话语的生产的发动机。但是和当代中国的批评的位置相比起来，批评还是边缘化的，批评还是一种附庸的东西，这是非常不一样的。
欧美批评黄金时代的来临有着更为复杂的历史原因。它与六七十年代的激进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在校园的兴盛，右派当政时期激起的知识左派的较量，但也得益于七十年代欧美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经济繁荣，大学教育有一个蓬勃发展的机遇。在这众多的原因中，可能文学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倾向是其发展的根本动力。文学的发展总是和现代社会的发展构成一种怪异的关系，它可能从正反两方面都成立，也就是说在顺应和反抗的双重意义上都成立。例如英语文学的传播和发展。按照特里·伊格尔顿的说法，英语文学是骑在战时民族主义身上走向兴盛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语文学开始走向繁荣，这与英国的大国地位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大学里面英语学科也获得了大的发展。当然关于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在后殖民理论看来，恰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殖民政策，才使英语传播到世界各地。哈罗德·布鲁姆就非常讨厌后殖民理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衍出的后殖民理论，把莎士比亚看作英国殖民扩张的手段，是为了巩固英语在帝国主义经济中的霸权地位，才把莎士比亚输送到各地。他不赞同这种看法。但是对多数后殖民理论家们来说，对新历史主义理论家来说，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来说，他们就是这样认为。英语、日语、法语在世界的传播，是和殖民主义的扩张，和帝国主义的全球化扩张差不多是一致的，而不是右派所说的那样，是向人类传播文明和高品质的文化。
我们简略地梳理一下西方文学批评史的话，后面就变成了理论史，把批评压下去了。现代的批评从“新批评”开始，叫做“新批评”而不叫做“新理论”，新批评以后有形式主义批评，从在时间并行上来看，有现象学、解释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包括了解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后精神分析学、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新历史主义等等，五花八门。实际上，从结构主义以后，就有一个后结构主义。我把结构主义之后的文化研究称之为后-后结构主义。这里的意思是说，文化研究兴起以后，大家都认为后结构主义过时了，被文化研究替代了。这个判断是不准确的。文化研究是建立在后结构主义基础之上的，只不过是把后结构主义的各个不同帮派的这些知识汇集成一个巨大的工具箱，其实这就是既超越了后结构主义，又更广泛和全面地运用后结构主义。例如，在后结构主义时代，解构主义是反结构主义的，在后结构主义的阵营里面，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和解构主义是不相关的，和福科的话语权力理论也很不一致，还有尖锐的矛盾，德里达就写过长文《我思与疯狂史》批判福科。新历史主义认为是超越了福科，其实新历史主义不过是福科的某方面的发展而已。新女权主义学说包括了很多，有性别身份，有拉康的精神分析学，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新历史主义也包含了解构主义。而现在的文化研究就是包罗万象，建立在后结构主义的基础上，而后结构主义中原来相互矛盾、冲突的理论，它采取了“工具箱”的形式，把这些都融为一体，它是这种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