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历史依据被作为现实的“人”的本质，它抗议历史，却向现实认同。正如《灵与肉》（或电影《牧马人》）、《大墙下的红玉兰》、《天云山传奇》、《神圣的使命》、《布礼》、《月食》等等作品所讲述的那样，经历过极左路线迫害的知识分子，忍辱负重，百折不挠，对党、对祖国永远忠贞不渝。历史磨难只能让一代知识分子痛恨极左路线，丝毫无损于精神信念。而且也只有拥有这样的历史本质的“人”，才具有现实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反省极左路线迫害人的历史，实则是“人”的现实本质及其现实位置的自我确认。很显然，“伤痕文学”与“朦胧诗”的现实意义大相径庭：后者不过是个人化经验所表达的内心生活，它的历史和现实含义都是时代强加的；而前者则是一次集体有意识的历史实践，它为时代的意识形态确立了现实基础。由“伤痕文学”确认的文学规范一直在构建“新时期文学”的精英主义立场，这个传统一直在建构八十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事实上它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意识形态中心。所谓的“第二种忠诚”表达的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信念，“伤痕文学”已经全部预示了它的现实内容和后来的全部危机。而“朦胧诗”的那种个人化经验在经历意识形态话语的放大之后，它沉潜于那些梦幻的孤独个体的精神深处，散落于那些永远无法整合的边际地带，它不想也不可能去替代意识形态中心。“新生代”的诗，现代派美术和这些个人记忆在“先锋派”小说中一直保存无损，许多年之后，人们会看到真实的“文革后”传统是什么。
（4）推论方式与话语的权力
意识形态的表象体系似乎具有确切的历史内容和严整的逻辑，并且具有不断自觉放大的功能；然而事实上它的每一次想象都意味着一次换喻的游戏，都意味着没有终结的误读。那些原始意义，起源性的意义，一旦被意识形态中心化时它就被隐喻化，随着它的首要意义和首次显示被遗忘了，那些隐喻性的想象被赋予了固有的意义。随着这种“抹去”，意识形态的推论乃是不可避免，因而它又不断的抹去，然后进一步推论，设计另一个想象。在这种一个想象设计另一个想象的推论关系中，主体并没有真实的位置，因为意识形态想象关系的每一次“放大”--普遍化和极端化都把主体从原来真实的关系中排挤出去，主体看到的是自己的想象关系，一种脱离却又包括自我存在的真实性的幻想形式。正是不断的“抹去”与“赋予”，不断的“抛离”与“包括”，意识形态的推论实践才得以充分进行。阿尔都塞说：“正是在想象对真实和真实对想象的多元决定中，意识形态具有能动的本质，它在想象的关系中加强或改变人类对其生存条件的依附关系。由此，这种能动作用永远不可能单纯起工具的作用。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行动的手段或一种工具使用的人们，在其使用过程中，陷进了意识形态之中并被它所包围，而人们自以为是意识形态的无条件的主人。”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参见《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268页。
“人”的命题由批判极左路线推导出来，并且因此给予“人”以从历史到现实转化的合理性。现在，被抹去特殊的、具体的、历史起源性的“人”，被确认了它的现实起源（历史起源被改变成现实本质），它急需进一步创造“人”的现实本质，不仅仅是想象性地创造，更重要的是“现实性”地创造。然而，没有自我真实位置的主体并不能确认“人”的现实存在，它必须得到“政治之父”的认可，因此，它试图从经典父法中寻求“人”的现实存在的合法性解释。“父法”本来是禁令，它不允诺，仅仅是禁止；而现在，却在祈求父法的允诺中损害了“父法”的神秘性和绝对权威性。也只有与“父法”的现实性对话，才是主体真正获得现实位置的开始，不管“父法”允诺还是禁止，主体不再是单纯地陷入自我的“镜像”中，它在反抗、偏离父法的行动中，现实地确认自己。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关于“人”的理论论争，并不仅仅给“人”的现实存在揭示经典权威话语的论证，更重要的在于，谈论“人”变成了一次人自己的话语实践，它不是理论地想象式地，而是现实地创造出人的历史本质。那些对抗性的争论，尽管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偏执，双方都“陷进了意识形态之中并被它所包围”，然而，它却在客观效果上促使“大写的人”超级符码化--关于“人”的话语不可遏止地增殖，在普遍化的传播中它成为意识形态中心的（反对的或赞同的）话语。按照米歇尔·福科的观点，话语的运用即是权力的运用，话语权力运用来自无数方面，在各种不平等与运动着关系的相互影响中进行。哪里有话语的运用，哪里就有阻力，这个阻力在话语权力运作的网络中从来没有处于局外位置，相反，话语的权力关系的存在依赖于多方的阻力；正是这些“阻力”充当对手、发动攻击，充当支撑物或把柄的角色，使那种新型的话语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获得更加强大的动力。这个从个人化经验，从历史批判理性中推导出来的“人”，却在“父法”禁令的裂痕中获得现实位置，它在那些对抗和冲突，中心和局部的关系的多组合中，在那些交锋、反驳和压制的各个点上获得现实存在的权力。
（5）超镜像化：与父同化的自然之子
意识形态的推论实践不仅仅依靠“抹去”、置换、补充等等形式，去设计它的想象序列；而且在那些对抗、冲突、分裂、重合的各个点上获得推论的实践动力。因此，不难理解，经由理论论争激化的“人”的主题，成为时代的中心议题，主体自我生产的欲望进一步强化，“大写的人”的镜像高悬于思想解放的历史舞台，置放于走出历史阴影的中国人面前。这个“大写的人”现在被设想为完全是现实地存在的，它就在每一个人的现实行动中孕育、呈现。那个“大写的人”身上的历史伤痕已经被彻底抹去，它拥有崭新的现实外观。八十年代上半期，中国到处都在谈论“人”，个性解放；都在寻找个体价值、人身自由和现代意识；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与其说是这个时代普遍信奉的美学公理，不如说是自我镜像化的超级概括。
1984年，张承志发表《北方的河》，在题记里，他写道：“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的，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但那时我们也将为自己曾有的幼稚、错误和局限而后悔，更会感慨自己无法重新生活。这是一种深刻的悲观的基础。但是，对于一个幅员辽阔又历史悠久的国度来说，前途最终是光明的。因为这个母体是会有一种血统，一种水土，一种创造的力量使活泼健壮的新生婴儿降生于世，病态软弱的呻吟将在他们的欢声叫喊中被淹没。从这种观点看来，一切又应当是乐观的。”这是一个乐观的时期，张承志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应运而生。只有那个雄浑的大自然背景，只有北方那四条巨大的浸透着历史文化和民族魂灵的河流才能与这个“超镜像化”的自我形象相配。
张承志曾经骑着“黑骏马”在北方辽阔的草原上寻觅他失落的青春记忆，《老桥》中的那种忧郁、怀恋、失意和迷惘并不仅仅是张承志个人的记忆，而是属于整整一代知青文学群体的集体记忆，那段记忆被埋葬之后却获取了现实的激情，它用于书写“大写的人”的理想铭文。获得了历史起源和现实本质的主体，现在站立在雄浑的大自然面前来确定自我的自然的历史。对于迫切揭示自我本质力量的主体来说，仅仅依靠十七年和“文革”十年的短暂历史当然不够，它必须要有更加永远的历史，并且是与“人”的自然本性相沟通。这个挣脱了“文革”记忆的“人”，现在向更加久远的历史传统，向更加广阔的大自然吸吮自我的生命本质。
于是，张承志的那个“他”--这个一直在母亲怀抱里长大的苦难之子，这个被“父亲”遗弃的孤独之子，现在突然感悟到自我的生命力量，迅速决定抛弃（当然是在观念上，在记忆中）那个“狗东西”，他站在“自信而强悍”的大河边：“可是，今天你忽然间发现，你还是应该有一个父亲，而且你已经给自己找到了一个……今天真好，今天你给自己找到了父亲--这就是他，黄河。”他走到黄河边上，他感到眼前的大河充满神秘：“哦，真是父亲，他在粗糙又温暖地安慰着我呢？‘爸--爸’他偷偷试着嘟囔了一声，马上又觉得无比别扭和难受。远处的河水不可思议地凸起着摇荡着。你告诉我一切吧，黄河，让我把一切全写上那张考卷……那将不是一张考卷，而是一支歌，一首诗，一曲永恒的关于父与子的音乐。”现在，这个无父之子，这个一直被父亲抛弃并仇视父亲的儿子，从大自然那里获得了充溢的生命力，他反过来抛弃了那个“狗东西”（生父），成了自然之子。这个“大自然”（河流）不仅象征着生命的源流，同时象征着民族、祖国、历史和文化传统。那片被钳入河流的彩陶，在整个故事的讲述中显得偶然而勉强，但却绝对必要。因为“古老的彩陶流成了河”，这片彩陶轻而易举就把伟大的自然与悠久的文化缝合在一起。我们的自然之子不仅分享着大自然的无穷生命力，而且自然地汇入历史与文化传统。当然，在这里，“自然”是第一义的，活生生的而历史与文化传统不过是勉强贴上去的标签。
这个一直得不到“父法”认可，并且一直为“父法”所拒斥的观念之子，现在却如此急切与父同化，这个融自然、历史和文化三位一体的“父亲”显然是超现实的更加观念化的“父亲”。在这里，不是父法给子们命名，而是无父之子创造了一个更加观念化的“父亲”。显然，与父同化在这里不是接受父法，完成象征性去势，而是纯粹自我意识的“超镜像化”。通过想象性地与父同化，无父之子完成了成人割礼--他把自我的现实本质全盘抛给观念的父亲，在“超镜像化”的想象性放大中，与自然之父同化的苦难之子结束了他的幼稚而孤独的岁月，畅游北方四条河不过是一次想象性地施行“成人礼”的伟大仪式：“我就要成熟了……我就要成人了……他心里充满了神圣的豪情。我感谢你，北方的河，他说道，你用你粗放的水土把我哺养成人，你在不觉之间把勇敢和深沉、粗野和温柔、传统和文明同时注入了我的血液。你用你刚强的浪头剥着我昔日的躯壳，在你的世界里我一定将会变成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和战士。”
八十年代中期，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引起强烈反响，那种洋溢理想主义的英雄气概和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给一代青年及时提示了自我意识（自我观赏）的镜像。那已是一个自我意识与日俱增的时期，当然也确实是一个令人想入非非的时代：改革开放初见成效，经济过热发展，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消费指数急剧上升，抢购风与通货膨胀展开角逐……不满与期待，愤恨与躁动，希冀与梦想，混为一体；挡不住的诱惑，摸着石子过河，跟着感觉走……人们既为现实的不公不平痛心疾首，也为眼前的机会激动不安，在这初具规模的竞争时代，人们需要成为强壮的自然之子。在意识形态推论的意义上，那个悬浮于历史理性和理论空间的“人”，显然有必要给予他以自然的生命力（张承志已经把“人”的自我意识推到极端）。现在，“大写的人”有必要（当然也是意识形态的历史实践使然）置放在“现代主义”的水平上来理解它的时代意义。很显然，“现代主义”也不过是一种观念性的命名，它不过给这个时期的“主体”以似是而非的历史定位而已。事实上，“现代主义”不过徒有其名，刘索拉笔下那些自命不凡的大学才子看上去更像浪漫派的天之骄子，而徐星的那个驯傲不羁的文学青年也不过当时流行的各种自以为是的作派，现在这种人到处都是，而中国的“现代化”依然步覆艰难，文学的现代主义也浅尝辄止，不了了之。反历史的主体不过是那个时期人们普遍幻想摆脱强大而严实的社会秩序的幻想形式。“拒绝”的姿态是无父的子们乐于认同的自我镜像，臣服于“自然之父”不过是一次假想的而且短暂的受洗仪式，叛逆的子们一旦获得（自以为获得）自然的生命强力，自然生存的合法性，它就是纯粹的个人，绝对的个体，八十年代关于“人”，关于纯粹的自我的想象（个人的镜像化）在这里达到它的极端。所谓的“个人”、“自我”从此之后委靡不振，落落寡合，无所作为也无所事实，他们蛰居于生活一隅，去咀嚼诸如“病房意识”、“性苦闷”一类的无聊趣味乃是“罪有应得”（例如“新生代”的诗）。
“寻根派”的崛起显然与当时国内风行的“反传统”思潮有关，然而，在当时激烈的反传统呼声中，文学界何以会热衷于“寻根”？何以会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认同与海外儒学复兴潮流遥相呼应？实际上，“寻根”也依然是一种命名，在这个名义之下，历史实践则要依据它直接的现实前提，“寻根派”由知青群体构成则是这一现实前提的基本事实。“寻根派”在1985年底打出旗号，而事实上在此之前的大自然主题中就蕴涵了那些异域文化风情。“寻根派”的写作不是遵循“寻根”的宗旨（寻根本来就没有宗旨），而是遵循知青的个人的和集体的记忆。那些记忆中的贫困山村，那些异城风情，那些人伦习俗，原来不过是作为找回失去青春年华的背景，作为蹉跎岁月的精神磨难的陪衬，现在却浮出历史记忆的地表，成为写作的前景材料，先是获得自然的生命强力，随后被赋予了历史的和文化的意义。
因此，知青的个人记忆被放大为集体的、时代的和民族的记忆，个人记忆被置放到历史的中心，讲述个人的记忆被改写成讲述民族的历史。“知青群体”因此成为“寻根群体”，成为站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交界线上的思想着的历史主体。重要的不在于讲述历史，重要的在于历史地讲述。曾经迷惘地审视自我的历史伤痕的知青，现在被推到时代思潮的前列，参与当代思想的对话，站在历史/现实，东方/西方，个人/民族，文学/文化，写作/政治交叉的历史边界。“寻根派”当然有理由把自己设想为民族的精神的和历史的主体，设想为第三世界文化的代言人。显然，这个主体创造历史的欲望难以实现，他们的那些作品与写作主体的历史动机名实难符，在他们个人记忆中涌现出来的，不过是一个浓缩了历史劣根性和全部磨难的痴呆儿（丙崽，《爸爸爸》），一个沉默而孤独的“拉边套”者（杨万牛，《远村》），一个最后的渔佬儿，或是一个知足常乐的“棋王”，和回归到词源学尽头的“孩子王”……纵观“寻根文学”的实际作品，其文学的意义一开始就迷失于虚幻的历史空间，而其文化的意义却又经常为个人的经验（或记忆）所消解。“寻根”说到底仅只是一次意识形态推论所急需的集体命名，一次无法表达更无法实现的主体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