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经济再度高速发展，加入WTO推动城市化的进程日益加快，互联网和移动通信在大中城市迅速普及，这些都使中国社会呈现出勃勃生机。尽管下岗再就业的压力依然严峻，农民大量涌进城市造成的后果，环境资源恶化的状况堪忧，法轮功的困扰和台湾问题等等，都是挥之不去的阴影，但从整体上来说，中国社会在近年是乐观积极的，也是充满希望的。因此也就不难理解，近年来的中国文学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管是对变动的城市化的社会现实的表现，还是对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关系的反映，都显示出它与这个时代形成的直接对话关系。这与九十年代初大批的作家回避现实，无力反映现实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九十年代初的作家热衷于讲述一些与现实无关的历史故事，沉迷于回忆和虚构往事。现在，更年轻一代的作家与变动的现实息息相关，他（她）们的直接经验就是当代现实最敏感的变动。当代中国文学已经越来越趋向于市场化，文学日益成为消费社会的一部分，成为消费文化。这与文学一直怀有的那种精神价值关怀和严峻的意识形态诉求很不相同，近年来的文学主导趋向一直在努力贴近现实，文学从形式到内容都想跟上正在热烈变化的商业化现实和图书市场。文学试图以这种方式来改变它衰落的命运，文学期刊开始向大众娱乐文化靠拢。1998年和1999年，中国的文学期刊销量滑到历史低谷，大多数刊物的发行量在五千份上下徘徊，这与八十年代上半期的几十万份形成鲜明反差。2000年以来，多数刊物开始加大步伐转向市场，最突出的算东北长春的《作家》，这份刊物一直以登载纯文学特别是先锋文学而闻名，然而，最近二年，《作家》的印刷装帧全面改版，大量的广告，非常个性化的版式，把文学刊物完全融入广告的氛围中。它看上去更像是一本时尚杂志。略为收敛的情形出现在《大家》和《山花》这二本文学期刊中，同样是以标榜先锋派写作的期刊，在糅合大量的前卫美术图片和广告的印刷版式中，可以看出它与这个时代商业时尚风格贴近。
当然，重要的不是这些刊物的外表装帧以及商业化的市场操作，更重要在于它所发表的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生活状况，它们是如何靠近当代变动的社会现实的？当代消费社会的时尚又是如何渗透进文学的审美趣味的？年轻一代作家又是如何理解当代现实的变化的？总之，与当代现实变动构成的关系，决定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基本格局和发展趋势。
一、时尚化写作：在现实的平面舞蹈
近年来最热闹的文学景观当推卫慧的《上海宝贝》，以及由此引起的卫慧棉棉之争。《上海宝贝》版权页上标明是1999年9月出版，但真正全面上市是在2000年初，引起反响是在上半年遭到查禁之后。很显然，《上海宝贝》引起一阵骚动，既有非文学方面的原因，也有青年读者群的狂热，更多的则是媒体推波助澜。这部小说是卫慧以往的小说的一次总结与冲刺。青年人的爱欲，反社会的行为，流行的时尚趣味被表现得相当彻底。
这篇小说的情节并不重要，无非是年轻女孩在酒吧歌厅遭遇一些男人的情爱故事，其中出现的多角情爱关系显得离经叛道，特别是与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马克的情爱也充满了东方主义式的煽情。那种青春期的骚动和露骨的情欲描写，使这部小说博得青年读者的青睐，也引起广泛争议。但应该看到，小说能抓住那些尖锐的环节，把少女内心的伤痛与最时髦的生活风尚相混合；把个人偏执的幻想与任意的抉择相连接；把狂热混乱的生活情调与厌世的颓废情怀相拼贴……卫慧的小说叙事在随心所欲的流畅中，透示出一种紧张而松散的病态美感。这一切都被表现得随意而潇洒，这才是青年亚文化的叙事风格。青年亚文化在美学方面的一个显着特征就是一种激进/颓废的美感。在多数情况下，青年亚文化是外向式的，因而也是激进的；但这种文化以个人的方式存在的，它经常就呈现为颓废的情调。这种自虐性的、个人化的被延搁了快感高潮的美学，与集体性的狂欢相对立，在所有的主流审美霸权中，“颓废”都处于被排斥的边缘状态，它像精神病一样被界定为异类。颓废与激进总是一枚硬币的两个背面，激进总是伴随着颓废，集体狂欢之后，就是不可抗拒的颓废。卫慧的小说中出现的个人幻想，个人的梦境，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病态的，都具有颓废的特征。那个叙述人“卫慧”与倪可的差异，正像一个不断参与集体狂欢的激进主义者与一个沉浸于幻想中的颓废主义者的区别。
在卫慧的松散柔软的叙述中，始终包含着一些坚硬的东西，一些不可逾越的生存障碍，但卫慧的人物绝不是一些幽闭的女孩子，她们渴望成功，享乐生活，引领时尚。她们表面混乱的生活其实井井有条，卫慧确实写出了这代人独有的精神状态--那种历史终结之后的混乱和出奇的平静相混淆的状况。
卫慧小说的突出特点就在于把流行的时尚趣味，与前卫的个人化相结合，并以富有修辞性的语言策略全面而彻底地加以表现，构造了一种具有颓废主义色彩的青年亚文化乌托邦。她的叙述充满了动态的感官爆炸效果，她不断地写到一些动态的事物，街景、闪现的记忆、破碎的光和混乱的表情等等，这些日益建构着当代城市乌托邦失控的表象，它们是对乡土中国乌托邦的狂热悖离。把生活撕碎，在混乱中获取生活变换的节奏，体验那种尖利的刺痛感，在各种时尚场景行走，构成了卫慧小说叙事的内部力量。她能把思想的力量转化为感性奇观，在感性呈现中展示商业主义审美霸权，这一切都使她的小说给人以奇特的后现代感受。
卫慧的《上海宝贝》在媒体和网站的炒作下风行一时，连带着与棉棉的小说构成抄袭关系，更被闹得沸沸扬扬。从文本来看，似乎没有足够证据表明《上海宝贝》与棉棉的《糖》之间存在明显的抄袭关系。只不过它们之间的故事和对待生活的态度以及小说风格颇为接近。
棉棉的《糖》（《收获》2000，1），讲述一个年轻歌手的经历，这些经历混合了青春期的爱欲、施虐、自杀、拘禁、酗酒、吸毒等等，少女青春期的内心痛楚和焦虑刻画得楚楚动人。棉棉在这部小说的题辞中写道：“……这本书是一些我曾经流不出的眼泪、我曾经笑容里的恐惧。这本书，是因为某个清晨，我告诉自己必须把所有的恐惧和垃圾吃下去，必然让所有的恐惧和垃圾在我这里变成糖……”这本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几乎是第一次毫无保留地揭示了当代社会的另类生活，这些以搞艺术自居的人群，与正常人的生活相去甚远，他们天生具有反社会的倾向，寻求刺激、不安定、混乱和破碎。那些疯狂的爱夹杂着伤害，似乎就是他们必要的生活方式。棉棉有意创造一种灰暗、模糊、孤僻和冷漠的情调，她的叙述显得凝练干脆，她几乎是直奔那些怪异的事实，把生活的每一个片断撕碎，把那些另类经验磨砺得有棱有角，不管是在文本叙述还是在个人经验方面都提示了一种尖锐的挑战。作为一种对生活的直接经验进行原生态状况的表达，棉棉在展示完那些另类经验的新奇怪戾的特征之后，还有多少花样翻新的余地呢？这是她和卫慧都面临的问题。她们对现实的直接表现，看上去充满了反社会的意念，她们不断试图打破正常的生活秩序，改变生活方向，但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当代消费社会的时尚潮流的一部分。现在的前卫，不再是现代主义式的先锋派，也不是后现代初起时的实验主义，而只能是时尚前卫。她们所有的反社会的反常经验，都迅速变成下一波的时尚，都不过是时尚的必要更新而已。
长期以来，当代小说一写到城市生活，要么是先锋性的实验小说，要么是通俗性的故事。当代中国文学最大的困惑之一就是在表现当代商业社会现实的时候，如何保持文学既往的那种品位和格调，并且能提示文学创新的经验。
2000年，云南的《大家》（第4期）发表巴乔的中篇小说《一起走过的日子》，巴乔是一位不知名的青年作家，他的这篇小说显得很有特点。小说讲述一个靠写作谋生的城市青年巴乔与一个风尘女子小晴的情爱关系。用作者的名字直接作为小说的主角，为了强化亲历性，这是青年一代作家惯用的手法。这个叫做巴乔的青年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某日邂逅在饭馆打工的外地女子小晴，吸引巴乔的是小晴的性感的身体和柔顺的品德。浓郁的颓废情调使人想起欧洲十九世纪的浪漫派和早期现代主义的那种风格，而温馨感伤的气氛却又不断重现中国传统青楼的格调，这二者的混淆，使这部小说把二种完全不同的美学质素融合在一起，正如把两个完全不同的男女拼贴在一起一样。当青年巴乔得知这个外地女子是一个三陪女时，他并没有歧视她。在中国过去的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的小说里，这种情节通常是引起人物心理和精神巨大波动的机制，但在这里，一切都很平静，巴乔一样喜欢这个从事三陪和按摩职业的外地女子。中国古代文人就有狎妓的作派，巴乔的游手好闲，以文为生，也与中国传统文人颇为相似；但他的那种逃离主流社会的个人主义意识，那种颓废和蔑视道德规范的态度，却又兼具现代派的品性。这部小说在叙事风格方面显得非常清峻流畅，如行云流水般明丽隽永。这种叙事风格也如同小说中的人物所表现出的非主流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
值得注意的是，相当多的小说涉及三陪女，只要作家一触及到当代消费社会，触及到人们渴望有欲望的表达，总是与三陪女发生关系。李唯的《坏分子张守信和李朴》（《小说界》2000，5），讲述两个小公务员到外地出差嫖妓被公安局抓获的故事。小说用大量篇幅叙述了这两个公务员年轻时严肃刻板的经历，长期生活于制度体系中自我压抑，熬了几十年却在现在失足，第一次嫖妓就被落入公安局手中。小说所包含的反讽意味是不言而喻的，张守信和李朴长期经受性压抑，不管是家庭还是单位，他们都处在制度的底层，他们的压抑转化为对他人的监视与报复。小说非常细致地描写了他们内心的欲望被扭曲的过程和逐步发生的转化。最终的结果，这样两个最压抑的人都经不住诱惑而去嫖妓，由此可见，欲望的压抑与反压抑是如何构成当代人的内心矛盾。
张者的《朝着鲜花去》（《收获》，2000，6），讲述大学教师乘坐公共汽车经受不住年轻女人的肉体诱惑而被骗钱财的故事。这篇小说在叙述方面有张有弛，流畅而隐含悬念，小说集中笔墨用于揭示一个男人被女人性爱诱惑时所做出的反应。行骗的女人本质上属于三陪女的形象范畴，虽然这里没有关于肉体的直接交换情形出现，但这个女人唤起这个男人的兴趣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她的肉体提供的想象。这篇小说并没有特别深刻的主题，关于一个人如何上当受骗的过程也没有多少奇特之处，但关于诱惑如何产生和变化的描写，却是极为出神入化，它把这个时代某种典型的关于欲望想象的心态揭露无遗。
近年来的小说中大量出现各种三陪女的形象，她们被作为消费社会的典型象征符号来加以表现。三陪女是当今中国一个奇怪的符号，它是欲望、邪恶的化身，又是各种媒体反复谈论的资源。她们的形象既是贬抑的对象，又具有高度概括的功能--它显然是消费社会欲望生产最高度的概括，看上去它与消费社会的时尚风马牛不相及，但是，那些时尚：时装、化妆品、手饰、香车、豪宅等等，这些与美丽女人相关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都隐含着欲望这个谜底，而三陪女则是这个谜底最集中的概括。任何消费作为欲望的表达和满足，无疑没有身体本身的表达来得直接和彻底，因此，三陪女的形象则是欲望的最高度而彻底的表达。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最近几年的小说中，大量出现描写三陪女的故事，所有关于对当代消费社会的批判还是揭示其本质，相当多的青年作家都选择了三陪女的故事作为表现对象。
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小说有意识去反映消费社会的某种本质特征，就以上提到的小说而言，都有它们所要侧重表现的主题。在这里想要说明的是，当这些作品把消费社会作为表现的背景的时候，作家们选取消费社会的典型标志居然主要是三陪女。这种概括当然有它合理的地方，三陪女确实集中体现了消费社会的欲望生产的本质特征；但这一符号化处理的表面化性质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这个符号的过于明确的意指作用，使消费社会的特征被文学处理得过于简单和平面。当代小说并不想去深究当代社会更为复杂的内在性，而是抓住它的表面特征，加以直接的处理。很显然，通过对这一象征符号的书写，当代小说靠近了消费社会的审美趣味。文学在挪用消费社会的欲望化资源时，也在强化和再生产这种资源，因而它也是在接受和传播这种审美趣味。这使当代小说逐步成为消费社会的一部分--不是在高于生活的抽象意义上虚构消费社会，而是同一平面上成为它的一部分。
二、女性的自我审视：重返历史的愿望
女性作者近年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的力量，并且大有成为主导潮流的趋势。相当多的女作家并不刻意强调女性的性别意识，如王安忆、范小青、迟子建、蒋韵、张辛、池莉、方方、毕淑敏等人，她们的写作依然保持原有的美学规范，并且在艺术上日臻成熟。另一些女作家，特别是更年轻一代的女作家，偏向于强调女性写作的性别身份，注重发掘女性的个人经验，例如，前面提到的卫慧棉棉。这些有明显女性主义倾向的作家近年来一直活跃于文坛，她们的写作切入女性的内心生活，表现女性逃离社会、拒绝中心化的反常经验，她们的写作构成持续争论的焦点。
2000年第1期的《大家》发表林白的《玻璃虫》，这部长篇小说讲述主人公八十年代介入电影与文学的一段生活历史，其中出现不少人物采用实名制，使这部小说看上去像是一段生活经历的真实记录。作者力图用散文般的记叙呈现出八十年代的一种文化情境。她以女性自传体的纪实方式来反省一段宏大的历史，表现在男性的权力和话语谱系中女性无根的漂流状态和不断错位的倔强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