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在留美学生事务所撤消后不久，担任驻美副公使的任期也满了。他回国拜见了李鸿章，向李鸿章报告了撤销留学事务所前后的工作情况。然后又去向总理衙门销差。容闳再也没有被清政府任命什么新职务。他在北京呆了三个月，看到北京的交通、卫生等又脏又乱，还有不少人在马路上或公共场所抽鸦片。容闳心里非常难过，就提起笔来写了一份陈条，要求清政府要禁止鸦片，国内也应禁止种植。但是腐败的清政府根本无意管理此事，他的陈条成了一纸空文。容闳变得心恢意冷，以后又在上海住了四个月，就又去美国探望自己的美籍妻子。
当容闳回到美国时，他的美籍妻子已是面目憔悴、身体衰弱，卧床不起了。容闳马上给她请来医生为她治病，每日照顾在她的身边，时时感到一阵阵的心酸。这么多年来，自己一直为了祖国的事业奔波于中美两国之间，终日忙忙碌碌，从来也没有好好地照顾过她，如今她已病成这个样子，自己怎么对得起她呢！容闳心里充满了愧疚。经过他精心照顾和医生的及时的治疗，他妻子的病情逐渐地好起来了。此后，他们共同生活了三年后，她的美籍妻子永久地离开了他！容闳悲痛极了，好象生活突然变得黯然失色，给他的打击太沉重了。
教育计划的夭折和美籍妻子的去世，使容闳连续两次受到沉重的打击，他的精神几乎要崩溃了。他整日心烦意乱，无所是从，决心就此下去在美国过平静的生活。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了，消息传到美国，已经66岁的容闳被震惊了。他的爱国热情油然而生，他要为自己的祖国出谋划策，为抵御帝国主义侵略而出力。他立刻给蔡锡勇写信。蔡锡勇曾是驻美国公馆的翻译，又是张之洞的幕僚。容闳想利用蔡锡勇的关系向张之洞提出两点救国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要求清政府向英国伦敦商量借款1500万美元用来购买3—4艘舰艇，招募5000洋人当兵，从太平洋抄袭日本的后方，使日军措手不及，不得不从朝鲜撤兵，清政府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训练新军，最后从海、陆两路打击日本。
第二个方案是要求清政府派代表与西方某个列强谈判，以台湾作为暂时抵押，借款4亿美元，以此作为全国海、陆军作战军费，坚持与日作战。
蔡锡勇接到信后译成汉文送给张之洞。张之洞接到容闳的陈条后，否定了第二个方案，表示第一个方案可以试试看。容闳接到蔡锡勇转来的张之洞派他去伦敦借款的命令后，立刻动身前往伦敦。他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伦敦后与当地一些银行进行了多次谈判，对方提出要以中国的海关税收做担保。这次谈判没有成功，容闳又只好又回到美国。
容闳回到美国后不久接到了张之洞的电报，邀请他回国。他拿着电报没有迟疑就返回了自己阔别了10多年的故土，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当他拜见张之洞时，心情十分激动，一下子把自己在回国途中思考的新政改革的建议全盘托出，但很快他就像被泼了一盆冷水，满腔的热情变成了失望，从张之洞的表情上看出，他对容闳的新政改革毫无兴趣。不久张之洞调走了，刘坤一又担任了两江总督，刘坤一任命容闳担任江南交涉员，这是个有职无权的职位，容闳实在不愿意这样虚度，仅三个月他就辞掉了这一职务，到上海自己设立了一个办事处来谋生。容闳暗下决心再也不去接受清政府的任何官职。
但是容闳自小养成了一种倔强不屈的性格。他始终惦记着改革中国的新政，1896—1898年又向清政府提出了两个新政建议：一条是要建立国家银行；另一条是要修筑铁路。当时在总理衙门任职并且兼任户部佐侍郎的张荫桓和容闳是老相识了。在美国时，张荫桓曾经担任驻美公使，又是广东人，与容闳是老乡，一来二去地两个人就很熟了。容闳曾与张荫桓一起探讨过在国内建设银行的事，他这一想法在当年访察太平天国时就向洪仁玕提过，那时是无法实现的。在这次回国已是螼19世纪末，中国仍然没有一家国家银行，要发展中国的经济，国家银行是必不可少的。他准备去北京找张荫桓落实这一事情。临行前，他把美国有关银行的法令、法规译成中文，又根据中国的情况，草拟了一份在国内创办银行的章程和创办银行的方法等内容的陈条。准备妥当之后，他动身去了北京。
容闳来北京后首先找到了张荫桓。张荫桓见到了老朋友，立刻起身招呼他：“闳兄，几年不见了，快进来！”容闳也高兴地说：“在美国，我已13年没回国了，这次回来是有事特意来找你商量的！”“什么事？坐下，坐下！慢慢说吧”，张荫桓指着旁边的凳子客气的说。容闳坐下来直爽地说：“我这次来北京找你，就是想和你再谈谈建立国家银行的问题。”“那好，你就说说想法吧！”张荫桓见容闳这样直截了当，也爽快地说着。容闳见如今已做了大官的张荫桓还是过去那个样子，就再没有一点点的拘束。他拿出自己写的陈条，谈起他的建设银行的计划：“我想，要是建立国家银行，政府就要筹集1000万两银子作为开办费。然后用其中的200两白银购买各种制造银币、印刷国库券和各种钞票的机器；再用其中另200两白银购买土地、建筑房子，用作银行办公用房；其余的600两白银存贮在库房里，留着以后购入金、银、铜，制作各种全国流通用的臬币。这1万两银子只是第一年的开办费，以后，政府还要随我国商业发展的比例来增加银行的资本。这就是我设想的建设国家银行的方法。不知是否妥当？”“太好了！太好了！”张荫桓非常赞同地说着，“我们再仔细地研究一下。”他们俩又仔细地研究起来，对个别的内容作了一些调整，然后把这个陈条送给了户部尚书翁同和。
翁同和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他是光绪皇帝的师傅，光绪皇帝“每事必问同和，眷倚尤重”。翁同和与户部官员看了容闳的银行计划都表示赞同，决定由总理衙门奏请清政府批准。
经过一番努力，陈条被送进了朝廷。清政府终于批准了这个计划，并决定着手进行工作。清政府因财政困难只能拨出1000万两银子作为国家银行的开办费，其余的派容闳去美国商量借款补充。
正当一切都在顺利进行的时候，翁同和突然接到电报总局盛宣怀来的电报。盛宣怀是洋务派的重要人物，任电报总局和轮船招商局的督办。他来电报的目的是要破坏容闳建立国家银行的计划，以便自己以后筹建商业银行，为此他特意从上海赶到北京，进行贿赂和说服翁同和的活动。容闳的银行计划就这样被终止了。
建立银行的计划失败后，容闳想起了自己的另一条建设铁路的改革计划。这个计划也是他酝酿了很长时间的。早在19世纪60年代容闳就曾上书清政府要求修筑铁路。他认为修筑铁路是国家发展必不可少的，所以在他还没来北京之前就向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修筑铁路是关系到国家救亡图存的重要事务，必须马上修筑铁路。为此，他请求总理衙门给予他修筑天津到镇江的铁路修筑的特许权。他的这一请求虽然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批准，但仍然是处处受阻、无法进行。从天津到镇江的最近距离必然要经过山东省，而山东当时已被划分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德国侵略者不允许这条铁路从山东通过。这样，这条铁路就很难修筑。此外，总理衙门还向容闳提出了一系列的限制条件，不许容闳向外国人募集股金，只许中国人入股，还要求容闳必须在6个月内筹足这笔款项，如果到期筹不足这么多的钱就要收回这条铁路的特许权。当时完全不可能有中国人肯出这么多的钱入股，这样风险太大。容闳这6个月内在国内筹集这么多资金真比登天还难。容闳的第二个改革计划也失败了。
容闳提出的新政改革连续遭到失败的事实教育了他，使他进一步认识了清政府的腐败。他后来在记述当时中国政府的情况时这样写道：“从慈禧太后到下面一般的小官吏，自上而下充满了贿赂之风。”清政府的大权一直被慈禧太后独揽。容闳明白，他改革计划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清政府的腐败。
在北京期间，容闳有机会结识了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他们刚一接触就感到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有共同的改革愿望，很快成了知已。容闳对他们讲起了自己的新政建议，这些建议立刻引起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注意和兴趣。康有为、梁启超也向他讲了自己的变法思想和主张，同样得到容闳的赞成。他们的来往日益密切起来，一时，容闳的住处变成维新派主要人物开会和研究问题的场所了。康有为上奏光绪皇帝的改革方案中提到了要实现这一改革需要筹款5至6亿元，他极力向光绪皇帝推荐容闳负责筹款。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在维新派的支持下宣布变法，从这天起连续颁发了新政诏书，在全国引起了很大震动。他一共宣布了改革新政110多条。因为这一年是戊戌年，所以历史上称之为“戊戌变法”。又因为这次变法从6月11日起到9月21日失败一共103天，所以历史上也称之为“百日维新”。在这100余天里，容闳高兴极了。他感到自己的新政改革有望实现，复兴中国的梦想将要变为现实。他赞称光绪皇帝有作为，是“中国改革之先导”，是个“伟人”。
容闳与维新派的频繁接触引起了封建顽固派的注意。封建顽固派常常有人监视他们的行动。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了政变，把光绪皇帝软禁了起来，大肆逮捕改革志士。容闳也和康有为、梁启超一起被列入了黑名单。在康有为、梁启超逃走后，容闳也被迫逃出北京，回到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