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声势浩大，影响广泛，这对康有为本人来说，也非常振奋，他决心趁着这种高涨的士气民风，加紧变法维新的准备。公车上书的第二天，会试的结果张榜公布了，康有为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但他没有上任，而是为争取皇帝的赞同并在士大夫中制造声势而积极努力，以实现变法图强的目的。为此，康有为在这年5月29日又写成一封长达1.3万字的上皇帝书（第三书），内容与公车上书大致相同，只是删去了拒和、迁都的建议，增加补充了要求变法的主张，强调了变法改良的紧迫性并提出了变法的步骤。这封上皇帝书，仍是投送都察院。这次，都察院迫于当时的议论，把它递呈给了光绪皇帝。光绪是一位具有爱国心的皇帝，他对国家的衰落腐败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希望通过励精图治，来挽救时局，振兴国家，所以读了康有为的这封上书后，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认为康有为所提出的变法要求正是巩固统治，提高自己权势的重要途径。于是对它马上重视起来，命令誊抄4份，1份呈慈禧太后，1份交军机处，转发各省总督、巡抚、将军审议，1份存乾清宫皇帝文件柜，1份存勤政殿，以备随时展阅。光绪皇帝在此事上表现出来的态度，表明维新派开始取得皇帝的重视和支持，这对变法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康有为于是再接再励，紧接着在6月间又写了封上皇帝书（第四书）。在这封书中，他不再转弯抹角地借用汉代那个“议郎”的名称了，而是从正面郑重论证了设立议院的必要性，并认为当前应该尽快做好几件事：一、下诏鼓励臣民踊跃陈述政见；二、邀请有识之士讨论国家大事；三、设立顾问馆供皇帝咨询；四、设立报馆互通声气；五、设置专门机关吸引贤才到政府任职。这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分享政权，实行君主立宪政治制造气氛和准备条件。为了消除光绪皇帝的顾虑及避免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康有为特地解释设立议院并不是要损害“君上之权”，强调议院的组成、变法的推行，都由皇帝来决断，企图以此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借推崇君权为名，行树立民权之实。这再一次反映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政治上的软弱。这次上书由于顽固派的阻挠，未能到达光绪皇帝的手中，但是它第一次正式提出了设立议院的主张，这在戊戌变法运动史上是有相当突出的意义的。
在积极给光绪皇帝上书，争取皇帝理解和支持变法维新的同时，以康有力为首的维新派，在公车上书之后，又着手主要做了两方面的事情。一是积极争取地主阶级内部的开明人士，扩大变法运动的社会基础，组成维新改良的统一阵线，为推行变法寻找政治保障。二是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开办学堂，大造变法的舆论，向众多士大夫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灌输维新变法的思想，以打开他们的眼界，争取更多的人参加到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中来。
当时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派系分立，矛盾重重。其中主要的派别有三支，一是以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二是以慈禧太后为头子的守旧顽固派，三是以光绪皇帝、户部尚书翁同和等人为核心的地主阶级开明派。这三派的阶级立场虽然基本一致，但是在政治上却有先进和保守的区别，其对待摆脱民族危机、维持统治秩序、接受新生事物的态度也有很大的不同。开明派比较爱国，主张革新朝政；而顽固派和洋务派则主张守旧，反对变革和进步。同时，他们由于和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关系的不同，又被时人区分为后党和帝党两大阵营。顽固派和洋务派多属后党，开明派基本上属于帝党。在帝党和后党中，后党是掌握大权的实力派，而帝党则主要由翰林、御史等言官以及一些并无实权的部曹组成，手中并无实际权力，只能靠清议干预朝政。
统治集团内部不同派系的存在，决定了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加剧形势下其分化、对立的必然性，也使得维新派争取开明派支持变法、双方结成同盟有了可能性。帝党本来就有改革朝政、振兴统治的要求，只是苦于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这时看到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政治、经济主张多有可取之处，便自然而然引以为同道，对其积极加以笼络和扶持；并希望借助于维新变法，从后党手中夺取实权，使自己成为政坛上的主宰力量。至于维新派方面，更需要借助于皇帝及其亲信大臣的势力，使自己的变法主张得到实施。这样双方就一拍即合，在维新变法的旗帜下走到一起来了，互相呼应，并肩战斗，从而扩大了维新运动的社会基础。
这种维新派和帝党势力的联合，从公车上书之后即开始了。当时帝党领袖、光绪皇帝的师傅、时任户部尚书兼军机大臣的翁同和，便以一品大臣的身份去看望小小的六品主事康有为。康有为受宠若惊，马上进行回访。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会晤中，康有为详细申述了维新变法的道理，翁同和听了频频点头，表示赞同。此后，康有为又给翁同和写过许多封信，继续陈述变法的迫切性以及具体措施，进一步引起了对方的共鸣。这种政治联姻得到了很好的巩固和发展，双方互相策应，同舟共济，关系越来越密切。这样就大大扩大了维新运动的社会影响，有力推动了这一运动向广度和深度的发展。
在和帝党结成联合阵线的同时，资产阶级维新派还以很大的精力，投入了组织学会和创办报刊的工作。
1895年7月，康有为自己出钱在北京创办了《万国公报》，于12月起改名为《中外纪闻》出刊。由梁启超、麦孟华等人编写文稿，介绍西学和国际形势，大力鼓吹变法。它每期印刷1000份，免费夹在《邸报》（清朝政府的官报，专门刊登诏书、奏章一类东西）中分送北京的官员。1个月后，发行量增至3000份。这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办的第一个报刊，在朝廷内外很有影响。
随之而来是组织学会，借助学会的名义进行政治改良活动。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奔走和推动下，1895年8月，由帝党官僚、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创立了“强学会”，推举户部主事，老牌改良主义者陈炽担任会长，梁启超为书记员。强学会成立后，每10天集会一次，每次都有人演讲“中国自强之学”。康有为还亲自撰写了《强学会序》，陈述了在列强侵略下的危迫形势，以及成立学会挽救时局的目的。在强学会中，康有为、梁启超居于发起者的主导地位，入会者以帝党官员为多数，从而进一步巩固了维新派与帝党的联盟。在当时，强学会在社会上声势很大，一些大官僚也乘机加入该会，如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直隶总督王文韶都各捐银5000两列名会籍，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也捐银500两入会，连李鸿章也想投机入会，但终因名声太臭而被拒绝。一些外国使节和传教士出于其影响中国政局的目的，亦将强学会看作是一个进入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渠道，纷纷加入。维新派没有能看清这些人的真实面目，反而想借助英、法等国的势力，抵御日、俄的侵凌，帮助自己进行变法，所以热忱欢迎他们入会。这充分体现了维新派在认识帝国主义本质方面的盲目性。
强学会在北京活动的影响一天比一天扩大，顽固派们再也不能容忍了，到处散布流言蜚语，准备伺机反扑，以致《中外纪闻》再也分送不出去。他们还声称要奏请慈禧太后严惩康有为。康有为呆不下去了，只好离京躲避风头，叫梁启超留守北京负责工作。
同年11月，康有为南下到达上海，在那里他取得张之洞的支持，建立了上海强学会。其成员除少数维新派人士外，以张之洞派系的成员占多数，从而结成了维新派与张之洞新洋务派的暂时联盟。上海强学会成立后，于1896年1月出版《强学报》，鼓吹变法维新，使维新运动在东南地区开展起来。当时的东南名士，如黄遵宪、张謇（ji3n）等人纷纷成为该会骨干，使得上海强学会影响日益扩大。
维新运动的声势越是浩大，顽固势力的反扑就越是猖獗。他们公开叫嚷“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决心扑灭强学会这个组织。1896年春天，御史杨崇伊受李鸿章的指使，上了一个奏章，攻击强学会结党营私，攻击《中外纪闻》鼓吹西学，背叛“圣教”，请求严禁。慈禧太后于是强迫光绪皇帝取缔强学会，查禁《中外纪闻》。以“通达时务”自诩的张之洞见风使舵，也随之查禁了上海的强学会和《强学报》。不久，强学会发起文廷式也遭到顽固派的诬陷，被革职逐回原籍。
强学会遭取缔后，维新派仍继续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使维新运动在全国各地不断发展。经过翁同和的努力，又以京师强学会的旧址设立官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和报刊文章。在上海，由黄遵宪、汪康年提议，以上海强学会余款创办了《时务报》（旬刊），邀请梁启超担任该报总编辑。1896年8月，《时务报》正式出版发行，主要刊载论说、上谕、奏折、京外近事、海外报译等内容。梁启超在这上面发表了《变法通议》等一系列鼓吹维新的论文，较系统地宣传了变法维新的理论，提倡“民权”。由于他的文章思想深邃，文笔流畅，故深受读书人的欢迎，使《时务报》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销数激增到1万份，成为维新派的主要喉舌，对推动维新变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北京、上海的变法维新活动蓬勃发展之时，湖南也迅速行动起来，并成为维新变法运动中最为活跃的省区，这是和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积极倡导和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人的支持分不开的。
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早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长大后曾游历全国各地，对社会有较广泛的了解。他十分不满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更痛心于祖国遭到列强的侵略。甲午战争后，在民族危亡的刺激下走上了爱国救亡道路，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中最激进的人士。1896年春他在北京结识了梁启超等知名人士，更加积极地投身于变法图强的事业之中，并写出了著名的哲学著作《仁学》，在书中他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进行了犀利的批判，激烈地控诉了封建伦常的滔天罪恶，号召“冲决”封建“网罗”，同一切封建束缚决裂，体现了强烈的民主精神。从这一立场出发，他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与志同道合的唐才常等人携手合作，在湖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从1897年春天起，湖南的维新运动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湘学新报》、《湘报》等报刊纷纷面世了，时务学堂设立了，南学会等会社成立了。谭嗣同、唐才常、陈宝箴、皮锡瑞、黄遵宪等维新派和地方开明官吏密切合作，利用报刊、社团、学校宣传变法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使湖南的维新运动走在了全国各地的前列，并在南方各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另外，湖南的维新运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理论宣传与新政实践并重。在南学会等组织的推动下，湖南推出了一系列新政措施。一时间，内河小轮船、商办矿务、湘粤铁路、武备学堂等都先后兴办；课吏堂、新政局、保卫局等新政机构也相继建立，使得湖南的维新既有声势，又有实绩，并为日后的百日维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天津也是维新派活跃的地区之一。1897年10月，严复、夏曾佑等人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和《国闻汇编》，成为与上海《时务报》齐名的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报纸。严复在该报上发表了自己所翻译《天演论》，用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宣传维新变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指出中国如不变法图强，就会遭到“优胜劣败”、“弱者先绝”的亡国厄运，只有“与天争胜”、“自强保种”才可以避免衰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就向中国人民敲起了救亡图存的警钟，为变法运动制造了理论依据。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兼理论家与实践者于一身有所不同的是，严复是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而著称于世的，其主要贡献是宣传变法维新思想和介绍西学。
在四川，宋育仁等于1897年10月在重庆创办《渝报》。次年，又在成都创办了《蜀学报》。两报都大量介绍国内外形势，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提出改革的主张和方案，对推动四川的维新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898年5月，宋育仁等人在成都创立“蜀学会”、团结当地维新人士和开明士绅从事维新活动。
两广地区是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故乡，在全国维新派创建学会、举办报刊的热潮中自然也不甘落后。强学会被强迫解散后，康有为回到广州，仍在万木草堂讲学，并一度去香港、澳门活动。1897年2月，他在澳门创办了《知新报》，由他的弟弟康广仁和学生徐勤主编，成为中国南部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报刊。随即康有为又去桂林讲学，在那里成立了“圣学会”，出版《广仁报》，促使维新活动在两广地区高涨起来。
除了成立政治性学会之外，维新派还在上海、湖南等地创办了学术性学会和以改革社会风俗为宗旨的学会。前者主要有算学会、测量学会、法律学会、农学会、医学善会等等，传播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后者主要有女学会、延年会、不缠足会、禁鸦片烟会等等，提倡改革陈规陋习，弘扬社会正气。这些学会都从侧面很好地配合了维新政治运动的深入发展。
维新派倡导立学会、办报纸、兴学堂的活动方式是直接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是维新变法运动中的重要步骤，起到了启发民智、组织力量和制造舆论的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年到1898年之间，维新派所创办的学会、学堂、书局、报馆多达300余所，主要分布于江苏、上海、湖南、广东、直隶等地区。这表明资产阶级维新派这时在中国已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涌现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领袖人物。维新派政治力量不断增强，其影响迅速扩大，这标志着维新变法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