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一方面赞誉《史记》“不虚美，不隐恶”，并继承秉笔直书的传统，在《佞幸传》、《外戚传》等篇章中，对朝廷的昏聩、统治集团内部的勾心斗争、黑暗腐败都做了某些如实的揭露。另一方面对司马迁无情地鞭挞封建统治者的贪婪暴虐大不以为然。他站在儒家思想的正统立场上，制造“汉绍尧统，自当继尧”的无稽之谈，为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寻找历史根据，突出地描绘了西汉统一王朝的富庶景象，为统治者纪功铭德，使历史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班固的历史观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印记，但班固的良史之才并没有被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时代需要所完全湮没，而且相对于《汉书》的巨大成就而言，其不足只是白玉微瑕。正因为《汉书》在中国传统史学上的地位，班固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千余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称颂。
轻议前哲志在创新
——刘知几
中国传统史学经由先秦时期萌芽，两汉时期的初步发展，到隋唐时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有唐一代，承隋设史局之遗风，加强对修史的控制，使设局修史成为制度，更是成绩斐然，二十四史中就有八书为唐初撰成即是一例。对唐以前丰富的史籍和众多的史家进行总结、评判，已成为史学发展的时代要求。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独当此任，集多年心血，撰成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史通》。此书一出，标志着我国传统史学由纪实向理论发展，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刘知几，字子玄，唐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公元661年，卒于721年。刘知几小时即与其兄俱以诗才闻名乡里，而且好读书犹喜广泛涉猎，不拘泥于一家之说，开阔了视野。20岁那年考中进士，当时“官爵僭滥而法网严密，士类竟为趋进而多陷刑戮”（《旧唐书·刘子玄传》），刘知几便作《思慎赋》以刺时政。当时的苏凤阁侍郎苏味道、李峤见后感叹道：“陆机豪士所不及也。”正因为这种不为传统所惑的求知方法和勇议时非的叛逆性格，才使他的著作中洋溢着可贵的批判精神，当然也注定他官场失意、仕途多舛。
刘知几在武则天长安年间，历任左史和凤阁舍人等职，兼修国史不辍。他担任史官期间，一直“守兹介直、不附奸回”（《史通·忤时》）。但史馆记武后事多有溢美之辞，刘知几“修《武后实录》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听”（《旧唐书·刘子玄传》），因此倍感压抑。唐中宗景龙初年再转太子中允，又一次入史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但是由于他与当朝宰相、史馆监修肖至忠意见相左，也为其他史臣因嫉其才能而有所不容，所以愤然离开史馆，并致书肖至忠，痛陈史馆之弊端，又一次显出他不为时屈的品格。
刘知几离开史馆，并不仅仅因为官场失意，更重要的是他崇拜私修，欲独自发挥自己的才能。在《交通·辨职》中写道：“昔丘明之修《传》也，以避时难；子长之立《记》也，藏诸名山；班固之成《书》也，出自家庭；陈寿之草《志》也，创于私室。然则古来贤俊，立言垂后，何必身居廨宇，迹参僚属，而后成其事乎？是以深识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刘知几在此自比于孔丘、左丘明、马司迁等，足见其志高远。于是开始撰修《史通》一书，并于景龙4年（公元710年）完稿。
“自幼及长，述作不倦，朝有论著，必居其职。”——《旧唐书·刘子玄传》曾这样评价刘知几，可见刘知几一生著术甚丰，而《史通》一书则代表他在史学上的最高水平。
《史通》全书共20卷，分为内、外篇各10卷，共23篇。书中既分析史书源流、体例和编纂方法，也阐述史馆建置、沿革和评价史书得失。
从《史通》所评史籍看，范围很广。既有历代正史，即编年和纪传体史书，对其他“绩述”也多所涉及，并专设《杂述》篇，共列偏记、小录、逸事、别事等10种。即使对不被一般史家所看重的宋孝王的《关东风俗传》和王劭的《齐志》也备加赞誉。特别是对儒家经典著作《春秋》和《论语》等的批判，更表现出他不同于流俗的史识。在《惑经》篇中指出，因《春秋》为本国讳，为贤者讳，从而导致“真伪莫分，是非相乱”；在叙事上也“巨细不均，繁省失中”。在《疑古》篇中也指出了《尚书》和《论语》有悖于史实的地方，认为“远古之书，其妄甚矣”，告诫人们不要轻信。这样，就剥去了儒家经典神圣的外衣，而把它们与其他史籍等同看待。
如所周知，自西汉儒学独尊地位确立后，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尊孔崇儒视为维护其统治的重要手段，儒家经典也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有唐一代，自然也不例外。可贵的是，刘知几已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认为“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史通·自叙》），但却逆流而上，标新立异，敢于对儒家经典著作提出非议，这需要何等的勇气来承受时俗的非难啊！
对于唐代以前的史籍，刘知几追根溯源，分别流品，归纳为六家：“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并指出唐以前的史籍主要编纂形式为左传和汉书二家，其他四家则不可“祖述”。因此，又特设《二体》篇，着重对汉书和左传二家进行评论，指出编年、纪传作为正史二体，“考兹胜负，互有得失”，“各行其美”，并行于世，并进而对世家、列传、志、表等诸篇也加以评判。刘知几六家和二体的归纳是有见地的，而且详略得体，简繁适中。当然其评论也有错误之处，如重断代而轻通史，反对设《艺文志》、《天文志》等，因推崇班固，对司马迁也难免有过激之辞。
刘知几正是以批判的精神、以发展的眼光、以渊博的学识在对众家史籍得失进行评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正确的史学主张和见解，这突出表现在史才三长论的提出。
据《旧唐书·刘子玄传》载，礼部尚书郑惟忠曾问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的原因，刘知几回答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苦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也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
在这段对话中，刘知几的史学思想表露无遗。从中国史学的发展看，无论对哪一史书的品评都离不开才、学、识三点，但有的史家抓其一点而不能顾及其他；有的虽三者都有所涉及，但论述不深。而只有刘知几博采众家之长，独树一帜，对才、学、识三者综合运用并阐明三者之间的关系，真可谓前无古人。
在才、学、识三者中，刘知几最重史识，强调撰史要以秉笔实录为贵，并在《史通》一书中专设《直书》篇，指出“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催玉折，不为瓦砾长存。”对历史上不畏权贵、秉笔修史者大加褒扬，推崇备至。对文过饰非、任意褒贬，曲意奉迎者大加口诛笔伐，斥之为“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表现出对曲笔诬书者的深恶痛绝。
刘知几的史学思想，标志着中国传统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对其后的史学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从而也确立了刘知几在传统史学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以古鉴今经世致用
——司马光
北守时期的马马光，既是一位颇有政绩的政治家，又是一位造诣很深的史学家。一生中既有宦海的沉浮，又有著述的艰辛。而且他一生中的主要著作都与他的政治生涯息息相关，有的著述本身就是为施展其政治抱负而作。如他主持编修的著名的《资治通鉴》，就是以济世之心而探求济世之术的尝试。因此，离开了他的政治活动，我们就元法全面地了解司马光在史学上的贡献。
司马光，字君实，祖籍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生于1019年，卒于1086年。1019年随其做官的父亲生于河南光州，故取单名“光”，后随其父到处漂泊，到过浙江、四川广元等地。生活虽游移不定，但司马光的父亲非常注意对他的培养。16岁时，司马光就随其父诵读诗书，相传他的父亲曾为他用圆木做了一个枕头。因圆木易动，不能睡稳，故曰“警枕”，司马光一旦惊醒，便挑灯夜读。父亲的苦心不仅使司马光学识大长，更重要的是由此而培养了吃苦耐劳的精神。这两点都是司马光以后踏入仕途和著书立说所不可缺少的。
20岁那年，司马光中进士甲科，后做过多年地方官，并为葬父而闲居故里。虽环境有变，但他没有丝毫懈怠，坚持读书，直到1061年被提升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生活才开始安定起来。司马光做了谏官以后，屡奏表章以评时政，方辞甚切，提出许多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改革措施，但终不为英宗所采纳，难以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但忠诚可嘉的司马光“常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览，遂为《通志》八卷以献”（《宋史·司马光传》）。《通志》仿效《左传》，以年为经，叙战国与秦朝事。
《通志》呈给英宗后，“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阅，续其书”，此事发生在治平三年（1066年）。从此，司马光可以专设史局，自选史臣，且有遍览宫廷藏书和政府供应笔札等良好的撰书条件，开始了《资治通鉴》这部宏篇巨制的编写。
司马光清楚地知道，要编这样大部头的著作，“私家力薄，无由可成”，因此邀集范祖禹、刘恕、刘攽作他的助手。范祖禹精于唐史，编写唐五代部分；刘恕编写魏晋南北朝部分；刘攽则负责周秦两汉部分的编写。这三个都是名重一时的历史学家，而司马光又能根据各自特长进行合理分工，这就保证了《资治通鉴》一书能有相当高的质量。
就在司马光开始编写《资治通鉴》的第二年，即1068年，宋神宗以王安石为相，推行变法，司马光与王安石虽曾为好友，但在变法与否和怎样变法方面与王安石存在严重的分歧，因而成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领袖。王安石新法既行，司马光受到排挤，政治上失意，被罢了翰林学士之职，并于1070年到永兴年（今西安）任地方官，后又出任西京御史台，居住洛阳15年。御史台为有名无权的荣誉差使，这样，司马光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主持和参与《资治通鉴》一书的编写。离开京师，居住洛阳，无疑是在政治上对司马光的一次沉重打击，但对于《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巨著的问世却是一件幸事。
在留居洛阳期间，司马光已是人生暮年，且身体赢弱多病。元丰五年（1082年），司马光“忽得语涩病、疑且死，豫作遗表置卧内”（《宋史·司马光传》）。即使如此，司马光及其助手常常闭门谢客，而且“日力不足，继之以夜”，披阅众多史籍，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修撰不已。
历时19载，在1084年完成了《资治通鉴》一书的编修。司马光考虑到《资治通鉴》一书卷帙浩繁，阅读多有不便，又编写了30卷的《资治通鉴目录》。止目录仿《史记》年表体例，年代列于上，所载历史事件在《资治通鉴》一书中的卷数列于下，使读者便于循览。此外，曾编有30卷的《资治通鉴考异》，说明编书时对材料的考订和取舍。这两本书成为充分了解《资治通鉴》一书的史学成就所必不可缺少的资料。
成书两年之后，即在1086年，司马光与世长辞了。故人虽逝去，功业存千秋。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载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三家分晋到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共1，362年的历史，凡294卷。
经东汉荀悦编《汉纪》以后，我国传统史学的编年体史书均断代为史，而司马光则编写了一部编年体通史，融汇古今、上下贯通、气势磅礴，堪为史家典范。
《资治通鉴》一书虽有编年体体例，但却吸收了纪传体的优点，每记一历史事件，必详细交待其前因后果以及相应制度的沿革，避免了记流水帐的弊端。这样，对历史事件的了解既有时间性，又有完整性。
在史料的选择上，《资治通鉴》一书也是既网罗宏富，又取舍精审。除历代正史上，又广采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等。每论一事，往往用三、四种资料相互徵发。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先列《长编》、著《考异》，在确保资料的系统化前提下，先考订真伪然后择优选取，然后着手《资治通鉴》的编写。《资治通鉴考异》一书，除说明在众多史料中存此去彼的原因外，还保留了许多亡佚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史家修史，旨在从历史事件中寻找得失，从而做到以古方今，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史学的优秀传统之一。但明确提出以此为目的而修史，并在此原则指导下进行选材和编纂者，恐只有司马光一人。在编《资治通鉴》一书时，司马光曾说：“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诫者，为编年一书。”（《进通鉴表》）当然，《资治通鉴》一书对经济、文化方面则涉及不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鉴于《资治通鉴》的成就，不仅后代史家纷纷效仿，而且出现了许多专治《通鉴》的专家，形成“通鉴学”。后人也把司马光与司马迁相提并论，誉为中国历史上的“两司马”，以褒扬司马光为中国史学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迟延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