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电力学专家钱伟长（1912～）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七房桥的农村。7岁入小学念书，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5年考取了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1937年留学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应用数学，分别于1941年、1942年获得硕士、博士学位。1942年任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研究员。1946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
全国解放后，钱伟长曾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务。他是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及技术科学部委员，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中文信息研究会理事长；还是波兰科学院院士，美国数学学会及美国航空工程学会会员。现在钱伟长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
钱伟长是一个在力学方面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早在加拿大留学期间，就提出浅壳理论的非线性微分方程组，在国际上被称为“钱伟长方程”。通俗一点讲，在“钱伟长方程”未问世以前，世界力学界在处理有关椭圆形壳体、圆形壳体、锥形壳体、球形壳体、筒形壳体等物体时，一种壳体就要用一个方程。而后，处理这些物体的壳体时，用“钱伟长方程”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一年他才28岁。此后，他又研究出薄板大挠度问题的摄动方法，在世界上第一次成功地用系统摄动法处理非线性方程，被称为“钱伟长法”。此外，还用奇异摄动法提出边界层理论，受到国际同行的极大重视。在广义变分原理方面，取得的成果也较多。另外，他还编著了《傅氏级数之和》大表，包括一万个三角级数。
钱伟长著作颇丰，主要著作有：《弹性力学》、《弹性柱体的扭转理论》（以上两书均与人合著）《我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和发表在中外科学杂志上的110篇论文。此外，曾任《中国力学学报》、《中国物理学报》、《新建设》、《新观察》和美国《应用数学进展》等杂志的编委，并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学力学部分的主编。
“为什么偏偏要学物理？”
1931年，钱伟长被清华大学物理系录取了，刚刚入校，系主任、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把钱伟长叫到系办公室，对他说：“钱伟长，你的考试成绩我看过了，我觉得你适合学文科，因为你的理科成绩不太好，特别是物理成绩。所以，我建议你改系。”
钱伟长一听慌了，恭敬地站在吴教授面前，十分激动地回答说：“吴老师，请您不要让我改系，我一定要学物理！”
“你为什么偏偏要学物理呢？”
“我学物理的目的，是要造飞机、造大炮，把外国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吴教授尽管被眼前这个年轻小伙子的一片爱国热情所感动，可他还是不放心。因为科学是不能被感情所代替的，所以又提出条件说：“好吧，你可以先在物理系学一年试试看，如果一年后你的物理成绩、高等数学的成绩达不到70分以上，再改到文科去。”
眼前出现的这一幕，并非是这位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吴有训不能慧眼识才，而是钱伟长从小学到中学，确确实实是在做着要当文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梦。
钱伟长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小知识分子家庭，在钱家他是长孙，下边有一个弟弟和5个妹妹。父亲是一个小学教师，微薄的薪水要养活全家老小十几口人，生活的艰难便可想而知了。钱伟长从小就懂得能有上学读书的机会，全靠一家人节衣缩食，所以他从小学习就很刻苦。在他考入高中后不久，父亲就病逝了，靠着叔父的按济，勉强读完了高中。高中毕业后，一家人都劝他找个工作好养家糊口，可是他一心要上大学。他打听到上海有位名叫吴蕴初的化学家，利用他开味精厂所得的利润，每年为12名成绩优秀的穷苦学生提供上大学的资金，名叫“清寒奖学金”于是，他便跟奶奶、妈妈软磨硬抗，最后达成“协议”：如果能得到“清寒奖学金”就上大学，如果得不到便回来找工作。
1931年，他只身来到上海，在一个月内接连参加了清华、武大、浙大、交大和中央大学5所高校的考试。这是为了保险，他才这样做的。钱伟长考大学，是十分有把握的，不过这个把握是文科，而不是理科。因为从小学到高中，他偏爱的是文科，成绩一直也是名列前茅，对理科却不感兴趣。比如：这一年清华大学的考卷中有这样一道题：写出二十四史的作者、注者和卷数。多数考生都被难住了，而钱伟长却得了满分。他的志向一直是当一个文学家或历史学家，他也完全有实力成为文学家或历史学家。
然而，一个偶然的事件使他改变了志向。
刚到上海时，离考试时间还有几天，他散步走向租界地的公园，打算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复习一下功课。一道高高的铁栅拦门挡住了他进公园的路，门旁边挂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看到这块牌子，钱伟长的肺简直都气炸了，他两眼布满血丝，真想搬起石头把这块牌子砸个粉碎！可是，他冷静下来一思考，把牌子砸碎容易，可不让外国人期辱中国人难啊！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什么外国人把中国人看成狗类？为什么外国人能在中国的土地上作威作福？为什么中国人无力反抗？不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有洋枪洋炮而我们没有吗！要把外国侵略者赶出中国，使祖国强盛，使人民不受欺辱，靠文学不行，靠历史也不行！中国要有自己的飞机、大炮，而这些离不开物理。对！我不能学别的学科，要学物理，学物理！
一块牌子激起了钱伟长一腔的爱国热情，同时也使他同物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不久，钱伟长同时接到5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于是，他选择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因为这是一所享有盛誉的名牌大学，这里有像吴有训那样在国内外闻名的教授。由于他的总成绩优异并且家境贫寒，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化学家吴蕴初的“清寒奖学金”。
“我一定要回自己的国家”
1935年，钱伟长大学毕业，“清寒奖学金”也到期了。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研究物理系的研究生，并获得了“高梦旦奖学金”。1940年考取了用中英“庚子赔款”招收的留学生，来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继续深造，于1942年获得博士学位。同年到了美国，投在世界著名力学、航空工程学家冯·卡门的门下，被聘为由冯·卡门出任所长的喷射推进研究所研究员。钱伟长来到美国后，由于研究工作接连获得了重大成果，所以成了冯·卡门的得力助手，因而薪金也一增再增。
1946年的一天，钱伟长来到了冯·卡门的办公室，对冯·卡门说：“教授，很抱歉，我准备辞掉这里的工作，回到自己的祖国去。”
冯·卡门非常惊讶：“钱伟长你说什么？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不，这是真的！”回答得很坚决。
“难道在工作上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了？”
“没有。”
“这究竟是为什么？噢，我知道了，是嫌薪金少，如果这样我还可以再给你增加。”
“不，教授，我来到这里，你不仅给我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环境，而且薪金也一再增加，现在已经不少了，我很感谢您！您知道，日本人被我们打败啦，我们的国家需要科学，需要建设！”钱伟长越说越激动。
冯·卡门充满善意地说：“这些我都知道，可你也应该知道，你们的国家是很穷的，科学事业非常落后，没有资料，没有设备。你如果回去，对你的研究工作，对你的前途都是很不利的。”
“是的，我们的国家很穷，科学也不发达，正因为这样她才需要人才，才需要建设啊！再说，当初我学这个专业的目的就是。”
“好啦，不要再说了，快去做你的事吧！”不等钱伟长把话说完，冯·卡门就打断了他的话。很显然，他是不愿意这个精明强士的助手离开他的。
从冯·卡门的办公室出来，钱伟长已无心再工作了。他想，这里的工作条件优越，薪金也的确优厚，这跟在国内是无法相比的。可当初我为什么要弃文学理，不就是为了使国家强盛吗？看来，再一次跟冯·卡门正面争辩也是枉然的，必须要另想办法。
归心似箭。金钱和地位对钱伟长来说，已经没有丝毫的诱惑力了。
过了几天，钱伟长又找到冯·卡门。不等他开口，冯·卡门就说话了：“钱伟长，你不要再说了，我是不会让你走的！”话说得很干脆，一点也不容反驳。
“教授，您知道我出国已经7年了，我应该回去一趟看一下我的家人、我的妻子，看望一下我那未见过面的孩子啊！”话说得可怜巴巴，两眼噙满了泪水。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冯·卡门也不例外，他已经没有理由不让钱伟长回国了，只得依依不舍地说：“好吧，你回去看望一下吧，可要回来，我等着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把你的夫人和孩子一块都带来。”
为了不引起冯·卡门等人的怀疑，钱伟长离开美国时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只随身携带了一些重要资料，便悄悄登上了一条驶往中国上海的货轮。
不是他不愿意享受美国那富裕的生活，也不是他执意要欺骗他的老师，而是他对祖国母亲爱得太深了！
钱伟长一回到祖国，就来到了母校——清华大学。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旧北平，他这个教授几乎要靠借债来维持生活，可他还是几次拒绝了美国方面要他重新回去的聘请。“我不能因为母亲错打过我的屁股，就因此而不爱自己的母亲。”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百废待兴，压在钱伟长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了。起初，他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兼教务长，后来又担任了清华大学副校长，《力学学报》、《物理学报》、《新建设》、《新观察》杂志的编委，并成为国家科学委员会委员。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还承担了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任务。
1957年，正当他以百倍的努力，拼命为国家建设工作的时候，“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却戴到了他的头上。这顶帽子刚刚摘下不久，史无前例的暴风雨就来了。不仅撤销了他担任的所有职务，连搞科研的权力也剥夺了。从此，钱伟长就开始了漫长的“劳改”生活。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清洗掉了泼在他身上所有的污泥浊水。这个年过花甲的老人，好象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他又是搞科研，又是作学术报告，还要带研究生，给年轻的科技工作者修改稿子，他又成了“大忙人”。这时有人对钱伟长说：“钱老，你受了20多年的苦，现在还这么拼命工作，您就不感到委屈吗？”
钱伟长回答说：“我决不能因为母亲错打过我的屁股，就因此而不爱自己的母亲，造母亲的反，天下没有这样的事啊！”
（周永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