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音乐家冼星海（1905～1945），出生在珠江边一个贫苦渔民家庭。他的先辈是南中国江海上的水上渔民，到了他祖父一代才移居到澳门这块被葡萄牙殖民主义者霸占了上百年的地方。他的父亲冼喜泰，虽然定居在岸上，可还是操的水上祖业，生活的艰辛使他在40岁壮年时就去世了，当小星海呱呱坠地时，他已辞世半年了。寡居的母亲黄苏英只得抱着襁褓中的儿子与冼星海的外祖父相依为命。冼星海6岁时母亲省吃俭用，靠帮佣的微薄收入，才勉强使冼星海得以上学。然而冼星海更爱渔民在闲暇时吹弄的乐器，在这里，他受到了音乐的启蒙教育。
1918年，13岁的冼星海随母回广州定居，进岭南大学附中读书时，就加入了岭南大学学生业余管弦乐队，学会了吹单簧管和拉小提琴，并兼任过乐队指挥。1926年，冼星海考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国立艺专音乐系，开始系统地学习小提琴和作曲理论，后因学校解散而辍学。1928年秋，他又考入上海国立音乐院继续半工半读。不久，该校改组，冼星海再度中断学业。面对挫折和艰难的生活环境，冼星海并没有动摇学音乐的志向，他决定赴法勤工俭学，投考世界著名的音乐学府——巴黎音乐院。
1929年冬，身无分文的冼星海，在一位同乡海员的帮助下来到法国。193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巴黎音乐院作曲班，开始了艰苦的工读生涯。1935年，冼星海完成学业后，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
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谱写了许多战歌。1938年11月3日到延安任“鲁艺’音乐系主任，拉开了他作为革命作曲家的真正序幕。
1939年，毛泽东主席单独会见了冼星海。也是在这一年的6月14日，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5月，他接受党中央委托，与袁牧之一起去苏联完成抗日纪录片《八路军与老百姓》的作曲配音任务。1945年，他在弥留之际创作了《中国狂想曲》。不幸于同年10月病逝于苏联，享年35岁。
冼星海作为杰出的人民音乐家，为人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敬爱的周总理为他的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是最中肯的评价。早在法国求学期间，他就写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品。如《风》和《朔拿大》，特别是《风》影响很大，受到世界著名音乐家普罗科菲叶等人的赞赏。巴黎音乐院给了冼星海“荣誉奖”。1935年回国后，他写出了许多优秀歌曲。如为上海学生界谱写的《我们要抵抗》，是他回国后创作的第一首救亡歌曲。不久，他又完成了《战歌》、《救国进行曲》、《青年进行曲》等抗战歌曲，并为一些进步影片谱写了主题歌，如《夜半歌声》、《热血》、《黄河之恋》等。“七·七”事变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他勇敢地担当起为著名抗战戏剧《保卫芦沟桥》作曲的任务。他还来到煤矿区，与工人一起下矿井体验生活，为工人们谱写了《起重匠》。先后创作的《到敌人后方去》、《工人抗战歌》、《游击军》、《保卫武汉》等歌曲，感情充沛，技巧熟练，因而流传很广。在延安期间，是他创作的黄金时期。他的代表作《黄河大合唱》的问世，是他以马列主义理论指导音乐创作获得成功的标志，也是他非凡艺术才华和艰苦劳动的结晶。它的思想内容正如他对延安的青年们所说的：“这是一首对于祖国的颂歌，我希望你们能够从每一个爱国者对祖国的深厚感情这个方面来理解它。”
居异乡，末敢忘忧国
国弃民，民仍思效国
冼星海旅居巴黎的6年，其中大半时间与其说是为艺术，倒不如说为生存而挣扎着。他把呼吸凯旋门广场上的寒冷空气当作饮“醇酒”，喝塞纳河里的流水作为喝“乳浆”，他多次在梧桐树下饿晕了过去，几乎要被警察送进陈尸所。但奇异的生命之火在这个精壮的渔民之子身上终未熄灭。他活下来了，夹着那须臾不离的小提琴，跑遍了码头、市场、失业登记处，寻找一切他所能做的工作。生活是这样严峻而悲苦，但他始终没有一天忘记音乐，没有一天不记挂着遍体鳞伤、千疮百孔的祖国。
那是他考上巴黎音乐院以后的事了。那时学习异常紧张，冼星海没有足够的时间做工挣钱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依靠一些老师、同学和朋友的帮助来维护学习生活。昂贵的学习费用更加重了他的负担，一本乐谱、一卷谱纸往往要花去他可以维持一两个星期的生活费用。这时，他不得不咬紧牙关，勒紧裤带把乐谱、书籍买下来。
一天，他又没有饭票了，在一叫古久里的法国朋友家吃饭。这位法国朋友说：“为什么不到你们大使馆请求政府补助呢？”冼星海犹豫了。古久里认为他有别的想法，继续说：“以你的成绩和资格来说，是应该得到公费的，你们的政府怎么可以不管呢？”在古久里的帮助下，冼星海决定去试试。这位巴黎音乐院高级作曲班的学生（第一个中国学生）拿着学校的介绍信和巴黎市长赫里欧亲笔签字的证明材料来到了中国大使馆。可是接待他的那位穿着考究的年轻官员看了看介绍信和证明材料，打着哈哈说：“光荣、光荣，这是我们国家的光荣，崇拜、崇拜，不过，然而，这个，这个要请示大使。大使回国了。不过，你等着我们的通知，大使一反任，我们马上考虑你的事。”说完，这位官员又若有所思地打量了一眼这位衣冠不整的来访者。
冼星海满怀希望地走了。
随后的几个月，冼星海又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奔波了几次，可以希望犹如肥皂泡，一个个破灭了。最后这场“持久战”的结果是那么令人失望：自费出洋求学，概由个人负责，所举理由不充分，应毋庸议。”法国朋友感到此事真是不可思议，然而又有什么办法呢？“代表母亲的作出令人难以接受的决定，然而母亲并没有嫌弃我呀！”冼星海这样想。
通过电视，冼星海看到了东北三省的沦陷；祖国水灾；流离失所的饥饿的同胞；黄包车和其他劳苦工人的生活；国民党的大屠杀，一桩桩、一件件，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一股忧国忧民之情油然而生，同时也坚定了他学成回国后为救亡斗争而贡献力量的决心。然而，对他触动更深的却是法国人民欢庆国庆的场面。那是1932年7月4日，他和朋友去看法国国庆节大游行法国群众热爱祖国的狂热场面，使他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感情，禁不住热泪盈眶。这时，冼星海似乎听到了祖国的叹息，民族的呻吟，母亲的低唤。“我要回去，去拯救我的祖国。”冼星海在心底大声呼喊。
是志士，一颗丹心只为国
真仁人，岂被金钱所诱惑
1935年仲夏，冼星海舍弃了继续留在巴黎获得更大成功的生活道路，毅然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回国后，他亲眼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中华民族的觉醒，从而受到了震动和鼓舞。
这年冬天，北京学生发动了“一二·九”运动，救亡运动像烈火燃遍全国。充满爱国热情的冼星海毫不犹豫地加入到运动的行列。有人知道他是音乐家，给了他一首歌词，他只用了5分钟时间，倚墙写了曲谱。过了半点钟，在游行队伍中便响起了高亢激昂的歌：“枪口对外，不打自己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歌声像电波一样，不久就传遍了全国。
冼星海由此出了名。随后，他又写了《战歌》和《救国进行曲》等作品，被百代公司灌制成了唱片。百代公司也因此而发了财。可是，好景不长，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干涉，冼星海的唱片底版被销毁了，不能继续出版，他的经济也因此桔据起来。一天，以营利为目的百代公司老板签署了一张数额诱人的支票，找到了冼星海说：“我们是办文化实业的，不过问政治。我们聘请你为音乐部主事人，不过要接受公司的指导，为指定的歌词配音乐谱子。”随后，经理拿出一叠注满符号的唱片目录。冼星海接过来一看，全是那些风靡一时的黄色下流歌词。冼星海看得两唇紧闭，老板认为他默许了，继续点着头说：“当今这样的歌最好，能赚大钱，你也可以。”
不等老板把话说完，冼星海气得扔掉支票，但仍不失礼貌地说：“你认为艺术是可以用钱买来的吗？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并不这么看。有的时候，一个艺术家宁愿饿死，也不写违背自己良心的作品。”
说完，拂袖而去，掷给了目瞪口呆的老板这样一句话：“我要把全部精力投入救亡歌咏运动中去。”
冼星海说到做到，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魔爪的伸入，抗日战争终于在1937年的秋天爆发了。此时，冼星海以满腔的热情投入了抗战运动，与同志们一起组织起宣传和支前的队伍。歌曲在这时也更高地发挥了它的号召、鼓动和组织作用。冼星海在这些日子里忙得更是不可开交，写歌、教歌、参加艺术界朋友组织的一些社会活动，占去了他的全部时间。他怀着极大的热情赞美祖国的新生，赞美各党派的团结和人民的觉醒。
是真金，岂怕烈火炼
谱战歌，英名垂青史
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更加残酷，敌人更加猖狂。但我们一定会胜利的，这一点冼星海是毫不怀疑的。他一面废寝忘食地工作，一面又向着新的、更高的理想迈进。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作用，用歌声推动抗战的深入，冼星海决定：离开武汉到延安去。这时有人劝他说：“延安那地方很苦，整天吃小米。乞丐要饭都不愿到那里去，你这音乐家会受不了的。”
“正因为那地方苦，我才要去锻炼思想、锻炼革命意志。”
“听说那地方只讲政治，不讲艺术，一天到晚开会，这对你的创作是很不利的。”
冼星海反驳说：“讲政治有什么不好？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也不会有积极向上、鼓舞人心的作品问世。”
1938年11月，冼星海怀着一颗追求真理，参加革命的决心，携新婚妻子，装扮成商人模样到达了延安。
在延安，革命的理想、革命的意志，把人们紧紧团结在一起，成为一支坚强的战斗队伍。在这里，冼星海如鱼得水，创作激情也更加旺盛了。在紧张的学习之余，他完成了6部大合唱、两部歌剧、一部交响乐、几十首歌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至今仍家喻户晓的张光年作词的《黄河大合唱》，就是冼星海谱写的曲子。在那烽火遍野的艰苦岁月里，冼星海仅用了3天就谱完了全部的乐章。这部作品写的是黄河，歌颂的是黄河两岸的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风在吼，马在叫。”直至今天，每当听到这雄浑悲壮、高亢激昂的歌声，仿佛又把我们带到当年解放区人民波澜壮阔的斗争之中，那澎湃的战斗情绪正象黄河的滚滚流水和起伏的波涛，展现在每一位听众的面前。
在延安，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许多会议他要代表一个方面出席，作报告、写文章；作为音乐家，延安其他一些干部学校的音乐课程和歌咏活动，他是积极的支持者，每星期总要有两三次跑出20里地从事这些活动；他的新作品第一次演出，常常是由他担任指挥；同时，他又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在培养青年干部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苦吧？累吧？当然。但这正实现了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夙愿。由于长期从事繁忙的工作，冼星海积劳成疾，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那年10月30日病逝于莫斯科。
岁月流逝，英名永存。冼星海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为我们谱写的一曲曲战歌，连同他的英名将永远载入革命史册。正如周扬同志对冼星海所评价的那样：“他的作曲曾激励千百万人民为民族解放、民主自由和生产劳动而英勇奋战；它们是抗战的号声，是生产的合唱，是英雄主义的颂歌，不但响彻于一时，并将流传于永世。”
王清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