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1895～1944），原名邹恩润。现代著名新闻记者、政论家、出版家，江西余江县人。1921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1923年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并负责编辑《教育与职业》月刊和主编《职业教育丛书》。自1926年在上海主编《生活》周刊起，毕生致力于新闻出版工作。早期倾向改良主义。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借口阻止英美势力向华北扩展，出兵侵占山东济南，制造了“济南惨案”。邹韬奋从《生活》周刊第33期开始，连续两个多月，刊登大字口号：“时勿忘暴日强占济南的奇耻”。这一年11月，他在“小言论”的专栏文章中，首次用“韬奋”作笔名，取其意为“韬光养晦，奋斗不懈”。1931年“九·一八” 事变爆发，邹韬奋从群众抗日运动中受到锻炼，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不久即到国外考察。1931年出版了《小言论》第一集。1935年8月回国，将国外考察的文章集成《萍踪寄语》出版。同年11月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并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的领导工作。1936年7月，与沈钧儒、陶行知等人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8月间在他主持下《生活日报》副刊《生活星期刊》在上海单独出版，这时还出版了《大众集》和《坦白集》。11月22日，与沈钧儒、史良等爱国领袖在上海被捕。他在狱中写了《经历》、《读书偶译》，并补写了《萍踪忆语》最后8篇。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出狱，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上海沦陷后到汉口将《抗战》三日刊和《全民周报》合并，改名《全民抗战》三日刊，由他和柳湜主编。1938年出版论文集《再厉集》。1939年初出版了他翻译的《苏联的民主》、《从美国看到世界》。他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反对和揭露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反共、内战的阴谋。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文化人士的打击迫害日益加剧，生活书店在全国各地的分支书店除重庆一处外全部被封，引起了他极大的愤慨，他在参政会内外，据理力争，向国民党当局多次提出抗议，均告无效，遂于1942年2月辞去国民党参议员职务，出走香港。这时出版了长篇史料集《抗战以来》和论文集《对民主的抗争》。1942年10月到苏北华中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1943年秘密赴上海就医治病。1942年在病中开始写作《患难余生记》，未及完成于1944年7月病逝，年仅49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受其遗书申请，追认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毛泽东为邹韬奋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周恩来指出：“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建国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复旦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韬奋全集》、《韬奋的流亡生活》、《邹韬奋年谱》等。1958年在上海建立了邹韬奋纪念馆，该馆于同年选辑了历年来悼念韬奋的文章，汇集成《韬奋的道路》一书出版。
唤起民众
“邹韬奋先生的功业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永垂不朽，他的名字将永远是中国人民前进的旗帜。”这是周恩来同志在1945年9月12 日写给邹韬奋夫人沈粹缜信中，给予邹韬奋的高度评价。
邹韬奋，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的政治家和出版家，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民主政治和进步文化事业奋斗了一生，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和国民党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候，他坚定而鲜明地喊出激励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走向革命的口号：“爱我们的祖国。”
邹韬奋，1895年11月5日 出生于福建永安县一个没落的地主官僚家庭。1921年7月， 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市圣约翰大学，后经黄炎培介绍，进入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编辑，从此他走上了曲折坎坷的出版之路。
1926年的金秋10月，刚过而立之年的邹韬奋，怀着一颗热爱人民、关怀青年，真挚而火热的心，以全部精力投入编辑《生活》周刊的工作。办刊伊始，邹韬奋确定了“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把力求把“政治的清明”和“实业的振兴”作为“最根本的要策”。除了发表文章揭露反动军阀、官僚政客、残酷资本家外，也希望当局能借鉴外国资产阶级的成功经验，走国家富强之路。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侵华气焰甚嚣尘上；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这使邹韬奋彻底看透了国民党蒋介石的丑恶嘴脸，在刊物上直载了当地提出了民族前途的中国政治出路问题，他明确指出：“剥削了大多数民众以供少数特殊阶级亨用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终必崩溃，为大多民众谋福利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终必成立。”正是邹韬奋的思想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生活》周刊才成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前沿”阵地。该刊大量刊登抗日救国、揭露日本侵略者罪恶行径、反映东三省人民的苦难生活和英勇反抗斗争的文章，吹响了唤起民众，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斗争的号角。9月26日出版的《生活》第6卷第40期，邹韬奋打破了每期一篇“小言论”的常规，一期发了4篇，呼吁全国人民“应彻底明了国难真相”，“以决死的精神，团结起来作积极的挣扎与苦斗”，并在《本周要闻》中痛述“本周要闻是全国一致伤心悲痛的国难，记者执笔忍痛记述，盖不知是血是泪！”
同时，邹韬奋还用实际行动投入抗日救国的斗争。日寇攻占黑龙江，东北军马占山部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推动下，奋起抗战，饷尽援绝。1931年11月15日，《生活》周刊社在《申报》、《时事新报》和《生活》上同时刊登《为筹款援助黑龙江健儿紧急启示》，热烈支持马占山部奋勇抗日的正义行动，指出“调军支援，责在政府，竭诚助饷，义在国民”，号召全国人民捐款助战。当时这一义举轰动全国，人民群众热烈响应，半个月收到12.98万元。11月28日，邹韬奋在《生活》周刊等6卷第49期上发表《政府广播革命种子》，愤怒斥责国民党当局压制抗日的反动行径，指出这是在“积极地广播革命种子”，警告说：“民众为自己及卫护民族计，随时有爆发的机会，起来拼命。”
绝不同恶势力同流合污
1932年7月，国民党政府以“言论反动，毁谤党国”的罪名，下令禁止《生活》周刊在全国邮寄。当时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曾两次致电蒋介石，进行解释，蒋介石两次加电一定要禁止邮递。后来又有人向蒋介石“疏通”此事，蒋介石拿出一厚本合订起来的《生活》周刊，上面凡是批评国民党的地方都已经用红笔划出来，并表示“批评政府就是反对政府，所以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但是，邹韬奋和全体同事一起，想尽各种办法冲破封锁。对上海市的订户派出十几个人分送，外邮受禁，依靠在铁路、轮船、航空等交通机关做事的许多《生活》周刊读者，把大捆大包的刊物运送出去，使《生活》每期发行数达到了15.5万份。
1935年8月27日，邹韬奋结束了海外27个月的流亡生活，回到上海。11月初筹办了《大众生活》周刊，即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台，鲜明地提出“团结抗日，民主自由”主张，积极推进抗日救亡运动。特别对“一二·九”运动，《大众生活》第1卷第6期起以绝大部分篇幅反映这个运动，连续刊登了不少照片和北京《关于学生救亡运动的报告》，并发表评论给予热烈支持。
这一切，使南京国民党政府惊恐万状。蒋介石先是派复兴社书记刘健群与CC系头目张道藩到上海找邹韬奋“谈话”，威胁利诱，妄图让他屈服。邹韬奋义正辞严，驳斥了他们散布的谬论，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要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度外”，“救亡全国民众的共同要求，绝对不是一、二个人或少数人的脑壳所能创造捏造出来的，所以，即使消灭一、二个‘脑壳’，整个救亡运动还要继续下去，非至完全胜利不会停止”。蒋介石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要上海的杜月笙出面，“亲自陪送”邹韬奋到南京“当面一谈”，蒋介石还令戴笠届时亲自到火车站“迎接”。邹韬奋与救国会其他国志慎重讨论之后，大家一致认为：“蒋介石言而无信，因此决不能去。当邹韬奋把这个决定通知杜月笙时，杜月笙很不痛快，又无可奈何。戴笠奉命“迎接”，也扑了个空，归途中翻了车，弄得全身污泥，十分狼狈。
事后才知，所谓“当面一谈”不过是蒋介石玩弄的把戏以“面谈”为名，行扣留和软禁之实。3年后，张群无意间泄露了这个秘密，就是要邹韬奋去做“陈布雷第二”。后来，邹韬奋明确表示绝不做“陈布雷第二”。
为抗战奔波呐喊
邹韬奋拒绝南京之行，蒋介石十分恼怒，对他的迫害日见加剧。邹韬奋被迫出走香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办了《生活日报》，同时出版《生活日报星期增刊》，他更坚决地拿起“报纸”这个自己的武器，在苦难中对黑暗势力继续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创刊词里，邹韬奋指出：“本报的两大目的是促进民族解放，推广大众文化。”《生活日报》每日销售两万份左右。回到上海不久，又与沈均儒、李公仆等6位救国会领导一起被捕，被非法监禁8个多月。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七君子爱国入狱案”。1937年1月间，邹韬奋等7人作好了长期羁押的准备，商定“7个人是一个人”，并讨论了必须采取的原则和主张。邹韬奋说，“假使来了不测之祸，把我们几个绑出去枪毙，我们一致的回答也应该一致地从容就义，我们出去的时候要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临刑时应该一致大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民族解放万岁！’”邹韬奋被推为7个人的“监察”。在后来几个月的审讯和拘押期间，邹韬奋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救国，驳斥敌人的诬蔑攻击。在苏州的监狱里，他异常勤奋地写作，陆续写出了《经历》、《萍踪忆语》等著作。
7月7日，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即向全国发表宣言，指出“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民党政府迫于抗日形势和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不得不宣布释放救国会7位领袖。邹韬奋出狱后，只用了5天就筹备出版了《抗日》三日刊，同时出版6天一期的《抗战画报》，为抗日救国广造舆论。
1938年6月19日， 邹韬奋被国民党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怀着一腔热诚与希望，把自己看作努力代表民意的一分子欣然参加。 在7月6日汉口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上，邹韬奋接连提出了3个提案，利用这个讲坛宣传“团结抗日”的统一战线政策，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把国民党蒋介石两面派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由于邹韬奋所主持的生活书店接连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查封及职员被捕，于1941年2月， 邹韬奋愤然辞去“参政员”职务，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生活书店领导中心秘密移至香港，开辟抗日救国的新战场。在香港他复刊了《大众生活》，并发表《抗战以来》的长篇史料集，表示了誓与“阴谋出卖国家，破坏抗战之恶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
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因病重不治，溘然长逝，年仅49岁。邹韬奋逝世后，中共中央批准了他提出的入党申请，革命圣地延安两千多人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追悼大会，朱德、陈毅、吴玉章等讲话。同日《解放日报》以4个版面的篇幅，刊载了“邹韬奋先生逝世纪念特刊”，发表了多篇纪念文章和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题词。中共中央向他家属发出的唁电指出：“邹韬奋先生‘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
（张建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