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才常思想中最有特色，也高于康有为、梁启超的就是他的民权思想。他认为君主专制并不是天生的，古代君臣上下关系本来是很融洽的。但自从秦朝以来，原先君民和谐的关系变成了极端专制，从此日月惨淡。唐才常这一思想明显具有法国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痕迹，是他受西学影响的一个方面。唐才常从君臣商订契约这一论点衍化开去，提出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亿万人民共同的天下，天下既然是众人的天下，那么，以天下为皇帝个人所有作为思想基础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是不合理的，是最自私的，而主张天下归众人所有的民主制度就是最公平的。在划分了“公之至”、“私之至”这二种制度后，唐才常以对“公之至”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进行了热情的讴歌，称赞它是太平之公理，仁学之真谛。他认为中国乃至全世界将来都要走这条道路。他豪迈地宣称为了推动中国由专制走向民主富强，他愿意冒一切风险。他说“吾能使吾君公权于国，公国于天，赫然如俄之大彼得、日本之睦仁，尽变祖宗之成法，与君下更始，则吾虽犯天下之不韪，负天下之恶名，也在所不辞，粉身碎骨不足惜。”唐才常的民权思想与谭嗣同的想法可说是如出一辙。谭嗣同认为“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亦，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民既然能够共举一个人为君，当然也有权利废除他。君只能被看成是为民办事的人，而不是人民的压迫者。谭嗣同的思想大都反映在他的力作《仁学》中，但《仁学》在当时并没有出版，它直到戊戍政变以后才得以刊行，因此当时一般人并没有机会拜读。而唐才常的思想，主要表露在他发表在《湘学报》、《湘报》的文章中，因此还是颇有影响的。他们的思想已经超出了康、梁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范畴，成为维新运动中的左翼双峰。
虽然唐才常有为国献身的思想，受民主民权思想的影响，但他始终没有超过改良主义的樊篱，抛弃皇帝去走革命的道路。他还是把中国变法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渴望一个好皇帝，所以当他听到光绪皇帝诏定国事，宣布维新变法时异常高兴，他充满了乐观的语气说，从世界上来看，从上而下的变法是“顺而易”的，而从下而上的发动的变法一定是“逆而难”，现在皇帝宣布从上而下实行变法，中国的维新运动就一定能成功的，这是4亿中国人的荣幸啊。他还准备筹些钱去买个官做，以帮助皇帝推行变法。当然这是后话，但它反映了唐才常对光绪的盲目、幼稚的认识。
唐才常以精明的才干与敏锐的学识赢得了人们的一致赞誉，他与谭嗣同合称“浏阳二杰”，二人在湖南配合默契，成为一时无两的双子星座。但是他们也遭到了以王先谦为首的封建顽固派的猛烈攻击，所谓“新旧斗争，湘省尤烈”。顽固派打着所谓“翼教”、“护圣”的旗帜向维新志士宣战。
顽固派指责时务学堂培养无父无君的乱党，南学会主张平等是纲常隋落的禽兽行为，对于唐才常们宣传的君民契约观点，他们称之为大逆不道，并以三纲五常为基础为封建专制辩护，称中国自古为君主之国，其权不可下移，却不能用夷变夏，不能用资产阶级的学说来改造中国。为此唐才常辩护说，民权理论并非西方的发明，孟子早在2000年前就说过君轻民贵，这就是中国的民权思想。唐才常这种“古已有之”式的论证，在当时能够起到使民众容易接受的效果。
顽固派不惜动用一切手段，下至劣绅，上至朝庭守旧官僚上下夹击，排挤维新人士。梁启超被迫离开湖南远上北京，许多顽固分子的“眼中盯”如樊锥，皮锡瑞父子等被暴力驱逐出境，更多的人怀着黯淡的心情远走他乡了。轰动一时的湖南维新运动因顽固派的阻挠走向低潮。
唐才常所参与创办的各项新政事业也物是人非，被迫改法更张。时务学堂这时改为求实书院，激进的教师被辞退，学生被驱逐。《湘学报》成为张之洞的御用报纸，收敛了早期的战斗锋芒，转而刊起了张之洞的《劝学篇》与维新运动唱起了反调。南学会被顽固分子诬篾为“私立党会”，演讲活动只持续了半年也被迫偃旗息鼓。而《湘报》从创刊伊始就受到了来自顽固派的攻击，加上张之洞的干涉，使得唐才常的那些“偏激”、“激烈”的文章与《湘报》被迫绝缘。唐才常失去了他一手创办的事业。回想一年前，他怀着要干一番大事业的决心从浏阳来到长沙，办学办报，干得轰轰烈烈，取得了初步成效，湖南从守旧堡垒变成为最有朝气的省份，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省份。但转眼间他苦心经营的心血成果已经失去了本来面目，他感到痛苦傍徨，并在傍徨中期待着希望。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改革的时代召唤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正当湖南的改革遭遇挫折陷入绝境的时候，在全国这个更大的舞台上，拉开了变法维新的帷幕，这就是发生在1898年夏的“戊戍维新运动”。
甲午战争以后，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全国进京会考的举人联名上书，要求皇帝变法，这就是“公车上书”。随后康梁又创“保国会”，办《时务报》，大造维新变法的声势，他们的主张也逐渐为更多的人接受，康、梁成为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数次上书，呼吁变法，这逐渐打动了光绪皇帝的心。
光绪皇帝一方面感到了亡国灭种的威胁，感到了变法对于保持清政府统治的迫切性，另一方面光绪也想通过变法行动将实际的统治权从慈禧太后手中夺过来。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使光绪皇帝最后下定了变法的决心。1898年6月，光绪下诏明定国事，宣布变法，成为戊戌维新的开始。唐才常将这次变法比作为中国的明治维新。
维新运动开始后，康有为等一批维新派人士得到了重用。康有为担任了“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官虽不大，但拥有随时可以上奏皇帝的特权，他成为光绪这时最倚重的人物。变法伊始，谭嗣同以“天才卓荦（l uò）、学识绝伦、忠于爱国、勇于任事、不避艰险、不畏谤疑”的才干受到光绪的重用，并要他立即进京，这使因为湖南维新受挫而苦闷的谭嗣同精神大振立即抱病北上。临行前，唐才常前往送行，二人依依惜别，并相约“生同志，死同烈”，这表明他们从湖南的现实看到了变法的严酷性，并做好了为变法而献身的思想准备。这是一次真正的生离死别！“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谭嗣同带着舍身成仁的壮烈情怀北上了。
1898年9月初，光绪皇帝终于召见了谭嗣同，在谈到维新人才时，谭嗣同尽力推荐了唐才常，称他“沈毅有识，于中外学问经济靡不贯彻”，是皇帝可以信任的人才。光绪大喜，让谭嗣同担任军机处官员，负责审阅奏章，草拟谕旨等，成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又要唐才常进京。这时已经是帝、后二党冲突激化的时候。慈禧太后、荣禄等后党顽固分子已经不能容忍光绪及维新派所做的一切，废黜皇帝推翻新政的密谋正在慈禧太后那里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而维新派自感势单力薄无所依靠，谭嗣同是在这样一个危急关头举荐唐才常，他希望能和这个最亲密的、最信赖的朋友携手合作，共渡难关。谭嗣同见过光绪后立即电召唐才常进京，热切地盼望着老朋友的到来。
远在湖南的唐才常接到谭嗣同的召唤后，立即出洞庭北上，但当他刚刚赶到汉口时，慈禧太后已经发动了政变，幽禁了光绪皇帝，追捕维新领袖。康梁在日本大使的帮助下逃亡日本，而谭嗣同等人光荣就义，成为“戊戌六君子”。
噩耗传来，真如情天霹雳，唐才常虽然已有为变法而死的心理准备，但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他二十年的刎颈之交，居然这么快就离他而去！想起他和谭嗣同在岳麓书院相识时，大家还是两个弱冠少年，凭着一腔热血在一起指点江山，抒发救国救民的情怀。共同的理想，相似的性格使他们结成好友。他们的深厚友谊经过湖南新政中暴风骤雨的考验愈加牢固和纯净。这次北上，原想能和谭嗣同在北京再展鸿图，实现理想。谁曾想忽然之间二人已在不同世界，阴阳两隔。虽然谭嗣同在就义时慷慨高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但他确是带着遗恨去的，只要中国一天没有开始变法，只要中国一天没有变得富强起来，他都会死不瞑目，不安于九泉之下的。唐才常决心要为变革中国而继续奋斗下去，实现战友的遗志。
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以后，真正的倒行逆施，将新政措施全部废除，一切恢复旧法。维新变法的活跃人物或者牺牲，或者远走他乡，或者被囚禁、革职。京城之大，中国之大，已经没有维新派的容身之地了。而顽固势力重新抬头，异常活跃，唐才常形容政变以后湖南形势是“谣言四起，同人星散，平日失志之小人，因利乘便，睚眦（yá zì）报复，无所不至”。“不逞之徒，造谣生事，横无人理，风声鹤唳，一夕数惊”，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但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面对政变之后极其黑暗的形势，唐才常发出了这样的誓言：“干古非常奇变起，拔刀誓斩佞（nìng）臣头。”带着这样的决心，他奔波于上海，日本各地。总结湖南与全国变法的得失教训，他已经初步意识到，变法光靠“文”还不行，必须要有武力作后盾，必须要有新的力量，带着这个想法，他开始了新的奋斗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