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召开了包括国防部长施莱辛格，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科尔比，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托马斯·穆勒参加的最高级内阁会议。开会之前，黑格要求基辛格借总统之名主持会议，基辛格表示同意。会上决定以尼克松的名义回复勃列日涅夫，坚决拒绝让苏联或美国军队进入中东地区。会议开到深夜之际，一个重大决定产生了：美国应该给莫斯科送一个带威胁性的军事信号，那就是使全世界的美国核部队处于更高一级核戒备状态。
“你要保守秘密”，在离开白宫情况室时基辛格朝穆勒上将嘟哝道。这是典型的基辛格风格，他要发一个让苏联注意到而美国公众蒙在鼓里的信号。
“听着，亨利”，施莱辛格插嘴道，“你让两百多万军人和后备役军人突然进入戒备状态而又不想让人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不久，勃列日涅夫的答复到了，他只字不提头一天晚上的叫嚣，客气地接受了美国的建议，只派非军事人员而不是士兵去中东。
对基辛格来说，这是苏联屈服于美国决心的表现。对其他人来说，这表明基辛格对勃列日涅夫头天晚上模棱两可的声明太神经过敏。
“我们可能理解错了”，基辛格次日对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说，“但在深夜你不能冒险。”
杰克逊参议员借勃列日涅夫的第一封信大肆攻击缓和政策。为了维护缓和，基辛格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强调“我们不认为与苏联发生了冲突，缓和这条路将证明是对的”。
记者招待会上有人提出核戒备是不是用来引开公众投向水门事件的视线。基辛格质问记者们：“该由你们这些女士和先生来决定是否也应在外交领域制造一场信心危机？”
像尼克松一样，举行了一场态度强硬的新闻发布会后，基辛格也渴望听到恭维话；像基辛格一样，黑格知道如何迎合他的需要。
“你干得不错”，新闻发布会一完，黑格就打电话给基辛格。
“还过得去吧？”基辛格问。
“漂亮极了。”黑格再一次强调说。
尼克松也向基辛格表达了自己高兴的心情。这一次，轮到基辛格说奉承话了。“总统先生，你又赢了”，他说。
刚与基辛格通过话的尼克松又打来一个电话，“我想去戴维营，”他说。他犹豫了一会儿，“你想一块去吗？”他问道。要是在过去，基辛格决不会放过一次跟总统去戴维营的机会。可这次他变得支吾起来。“我理解。”尼克松说。
尼克松在自己的新闻发布会上不顾他的话将会引起莫斯科的极大愤怒，严厉谴责苏联制造了自1962年古巴冲突以来最困难的一场危机。基辛格被他这一番措辞吓得目瞪口呆，气哼哼地要求黑格想法约束尼克松的行为。黑格也私下召见多勃雷宁，费尽口舌地解释了一番，才避免风波再起。
2通向日内瓦之路
埃及的第三集团军在停火协议生效后遭到以色列的包围，并面临着因饥饿而投降的危险。
基辛格开始在以色列大使迪尼茨身上打主意，见说服无效，他以尼克松的名义发出冷酷的威胁：“我们不允许有我们参加达成的停火协议生效后埃及军队被消灭。”果尔达·梅厄夫人的反应是强词夺理、反咬一口。
还是埃及总统萨达特率先打破僵局。他同意埃及、以色列在军事上直接谈判，以便给第三集团军提供一条供应线。
10月28日，在开罗和苏伊士之间的101公里处，以色列将军阿哈隆·亚里夫和埃及将军阿卜杜勒·加尼·贾马斯将军走向对方，笨拙地互敬了个礼，握了握手。自从以色列独立后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第一次出现以色列和阿拉伯代表直接进行和平会谈的现象。101公里处成为这段历史的里程碑。
显然，虽然以色列在战场上赢得了胜利，但它的军事优势不再保证它的安全。它也不再是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惟一的甚至是首要的主顾。
埃及和叙利亚虽然军事上失败了，但政治上胜利了。在他们打破他们无法忍受的现状的时候避免了一场羞辱。
对基辛格来说，1973年10月的胜利在于他能够与苏联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不动声色地降低他们在中东的影响力。一想到连核戒备都动用上了竟没有破坏缓和，基辛格就容光焕发。
在基辛格的一生中，他去过许多地方，就是没去过阿拉伯国家。这一次，受萨达特之邀，他将去埃及举行会谈。
基辛格的战略方针既出类拔萃又带风险。如果他能推行下去，意味着中东将与美国结盟——其战果之辉煌不亚于他的中国之行和改变战略均势的缓和政策。如果他失败了，必然引起以色列的谴责、阿拉伯国家的过激行动和与苏联合作的崩溃。
随着与萨达特会面的日期接近，基辛格疯狂地咬着指甲，陷入一片悸惧之中，因为他从未见过被他看作小丑的埃及总统，他甚至担心自身的安全。他父母极力反对他的这趟旅行，但他从埃及外长伊斯梅尔·法赫米那里得到保证，如果他走在开罗街上，没人会注意他，这一点，据法赫米半开玩笑地回忆道，也叫他很窘。
于是，在开罗郊外的塔赫拉宫出现了极不相称的一对：代表美方的是一个穿着皱巴巴且不合身西装的胖乎乎的犹太人，迎接他的是一个高大、笔直、皮肤黝黑的埃及领袖，后者虽出身农民之家，却带有贵族般的高贵气质。
经过磋商，萨达特同意采取基辛格全面撤军的建议，这意味着埃及从莫斯科这一边倒向华盛顿一边，为基辛格的穿梭外交开辟了一条新路。
萨达特为了国家利益敢于放下架子，牺牲成见，在谈判中迈出大步，但果尔达·梅厄和她的内阁并没有作好接受他谈判计划的准备。萨达特认为他国家的安全要求他敢作敢为，以色列人，可以理解的是，觉得他们的安全要求他们保持高度、经常的警惕。
但同时，101公里处的直接对话进行得比基辛格想象得要好得多。基辛格面临的问题不是来自谈判破裂的危险，而是来自协议达成的威胁。
对以色列来说，这证明他们能靠自己的力量进行谈判。对埃及来说，这是一种加速协定形成，尽快使第三集团军解围的机会。对双方将军来说，说不定下一次的诺贝尔和平奖就会落到他们头上呢。
但基辛格既出于政策的考虑，也出于虚荣的动机，坚决要求在12月18日日内瓦会议召开之前不要达成任何协议。
“亚里夫（以色列将军）在那儿兜售什么呢？”基辛格责问以色列大使迪尼茨。“叫他停下来……假如他成了撤军英雄，你们12月18日还有什么好讨论的？”
实际上，基辛格是要由他来操纵和谈进程。
在华盛顿，尼克松想到自己备受水门事件折磨，而基辛格却获得了诺贝尔奖并且行云流水般地周游世界，享受头版头条的待遇，嫉妒心油然而生。他把多勃雷宁召到白宫，密谈了半小时。黑格和斯考克罗夫特试图阻止这次会谈，却没有成功。
基辛格得知尼克松干预中东外交，尤其是把苏联拉进这次行动中后，气得火冒三丈。他通宵未眠，一封接一封的电报打到华盛顿。冷静的斯考克罗夫特告诉他，尼克松还想召见沙特大使，被黑格挡回去了，不然事情会更糟。
基辛格在筹备12月18日日内瓦会议过程中惟一的失败是没有说服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参加。阿萨德是个疑心病很重的人，灵魂上铭刻着外国人数世纪在他的国土上犯下的罪行。当基辛格到大马士革见到他时，他正坐在阿拉丁击败最后一批基督教东征军的巨幅油画下面。
基辛格提出日内瓦会议问题，阿萨德表示要他参加这个会议，首先必须以色列退出他的领土。
基辛格避开叙利亚参加不参加日内瓦会议这个问题，开始跟阿萨德讨论如何写邀请函。
突然，阿萨德变得和蔼可亲起来。如果要耽误几天，他无所谓。邀请函上其他问题都是枝节问题，他很乐意听从萨达特的安排。
“那封信中你和萨达特总统同意的一切事项我均会感到满意的。”阿萨德说。
基辛格开始相信阿萨德难驾驭的名声有点言过其实。这封信中有没有他不同意的地方？
“噢，对了，信中有一部分不准确。”阿萨德回答。
“哪一部分？”基辛格继续问道。
“信中说叙利亚已经同意参加会议”，阿萨德干巴巴地说，“我不同意。”
起初，基辛格惊呆了。他突然意识到阿萨德对邀请函的措辞如此无动于衷是因为他压根儿没有接受邀请的打算。
等他返回以色列，他把自己“败走大马士革”当笑话说给以色列人听。他这幕剧可以说演得惟妙惟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