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晚年更坚决地执行“李武并贵”的政策，她把李显召回立为太子，但又让李氏兄弟和武三思等人明誓共相容，还把拥李的宰相魏元忠外贬。甚至当她病情恶化的时候，还坚持既不让李显、李旦，也不让武三思之流，甚至也不让她唯一的女儿太平公主入宫侍疾，她不想表现出对武、李中任何一方的偏向。
以小制大、以贱抑尊，这是实行“以臣制臣”时常用的手法。在上司看来，那些地位尊贵又手握重权的下属是难以控制的，容易造成权力结构的不平衡，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实行“权”“位”分离，让职高位尊的贵臣受制于职卑位贱的微臣。南朝的宋、齐二代，君主利用典签作为监视和控制王侯方镇的工具。典签本系五品小吏，官位不高，但却被授予了超越其官职的实权。“刺史行事之美恶，系于典签之口”，典签“威行州郡，权重藩君”，发挥了一种制抑贵臣的重要作用。南齐的一位诸侯王为典签所制，无奈对母亲哭诉：“儿欲移五步，亦不得，与囚何异？”
君主在“整肃朝纲”、“严明法纪”的幌子下，假手“酷吏”，大肆杀戮重臣，借以改变君臣之间的力量对比。前文已经提到，运用这种手段最典型的代表，莫过于武则天。武则天统治初期，李唐宗室和朝廷大臣中反对者甚多。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武则天先后重用了周兴、索元礼、来俊臣等著名的“酷吏”，运用种种残酷的手段迫害政敌，大量杀戮不易控制的元勋重臣和皇室子孙。当对手被消灭殆尽，自己的统治已安然稳固之后，武则天又反手一掌，将陷害杀戮大臣的罪名全部推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头上，并将他们一一治罪。这正是韩非子所说的，“有道之主，不求清洁之吏，而务必知之术”，不管这些人的人品有多坏，也不管他们行事手段有多坏，只要能为我所用，对自己有利就可图，而且要大胆地用，放开手脚用，只是在使用时一定要严加防范。
韩非子提出，“君主可以屡次召见一些人，让他们长时间地待在自己身边而又不委派他们做什么事，但其他的人却认为他们一定受到了君主的秘密指令，那么，奸邪之人就会害怕得像鹿受惊那样四散逃奔。派人去做事的时候，先用其他自己已经知道了的事情去责问，那么被派去做事的人就不敢再兜售自己的小聪明来弄虚作假了。”韩非子这里提出了一种“以臣制臣”的具体招法，就是利用下属之间的猜忌。它是利用心理“惯性”来设计。一般的人都会认为，君主或上司召见下属，总是要下批示、提要求或者给予某种权力的。韩非子利用这种思维惯性，只把某些人召来，并长时间地让他们待在自己身边，但并不给予什么指示或权力。这样，与之相关的那些人则必然会惴惴不安，总觉得自己已在君主所召见的人的严密监视之下了。
例如，有个叫庞敬的县令，他派遣市场管理员去巡视，而招呼管理市场的公大夫回来。站了一会儿，也没有命令他们什么，就派遣他们也去巡视了。市场管理员以为县令对公大夫另有什么嘱咐，也就对公大夫另眼相看，觉得是县令特意安排来监视自己的，因此就不敢再为非作歹了。又比如，韩非子还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戴欢是宋国的太宰，他在夜里派遣一个人，对他说：“我听说这几天夜里有人坐着卧车来到李史的家门口，你要为我严密地监视他。”派出去的人当然信以为真，眼睛瞪得大大的，巡视了一夜后回报说：“没有看见卧车，只看见有个捧着方形竹器的人与李史讲话，过了一会儿，李史接过了这竹器。”原来戴欢早就知道，如果他不这样说的话，那被派之人恐怕会以睡大觉来度过那一夜，然后汇报说：“平安无事，什么也没有发生。”
【智慧金言】
在上司高度集权的前提下，平衡牵制、“以臣制臣”是驾驭属下的一种有效手段。运用这种手段，寻求权力分布的某种平衡，从而形成便于为自己所操纵的权力结构，或者利用下属中不同集团和派系之间的矛盾，以便使自己处在超然的位置，坐收渔人之利。
协调上下，利害关系
【经典语录】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必反察。是以明主之论也，国害则省其利者，臣害则察其反者。
——《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
【释义】
事情发生了，如果有利可得，应当牢牢掌握它；如果有害，一定要从反面加以考察。因此明君考虑问题时，国家受害，就要察看谁能从中得到好处；臣下受害，就要考察与他利害相反的人。解读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之上的。韩非子继承了荀子的性恶论，但是，韩非子把荀子的性恶论发展到了极致，认为人的本性是“好利恶害”，人与人的关系纯粹是利害关系，人是好利自私的动物。
韩非子指出：医生善于吸吮病人的伤口，口含病人的污血，不是因为有骨肉之亲，而是因为利益所在。所以车匠造好车子，就希望别人富贵；棺材匠做好棺材，就希望别人早死。并不是车匠仁慈而棺材匠狠毒：别人不富贵，车子就卖不掉；别人不死，棺材就没人买。本意并非憎恨别人，而是利益就在别人的死亡上。所以后妃、夫人、太子的私党结成了，就会希望君主早死；如果君主不死，自己权势就不大。本意并非憎恨君主，而是利益就在君主的死亡上。所以君主不能不留心那些希望自己死亡的人。
【活学活用】
韩非子认为：君臣不一条心，君主靠算计蓄养臣子，臣子靠算计侍奉君主，君臣交往的是算计。危害自身而有利国家，臣子是不做的；危害国家而有利臣子，君主是不干的。臣子的本心，危害自身就谈不上利益；君主的本心，危害国家就谈不上亲近。君臣关系是凭算计结合起来的。
既然君臣之间的关系是以计算利益为基础的，那么，领导者使用下属就有很强的功利性。领导者为了发挥下级的能力和积极性，可以说是费尽心机，掌握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御人术。
宋太祖赵匡胤在陈桥兵变中，黄袍加身，夺取了皇权。当时，赵匡胤虽捷足先登，披上了龙袍，但公卿将相并没有放弃野心，而是日夜缮甲治兵，蠢蠢欲动。面对这一形势，赵匡胤没有采取“杀”的政策，而是千方百计地笼络旧臣。赵匡胤下令，对后周旧臣一律全部录用，官位依旧，甚至宰相也仍由王溥、范质、魏仁浦三位旧相继任。
一些新朝权贵对旧臣恃势无礼，赵匡胤则对之严加处理。如京城巡检王彦升以检查为名，半夜去敲宰相王溥家的门，吓得王溥“惊悸而出”。结果，王彦升被贬。
在对旧臣安抚优待的同时，赵匡胤对新贵则“杯酒释兵权”。为了安抚被剥夺兵权的石守信等人，他“约婚以示无间”，将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妹妹燕国长公主下嫁给了石守信之子、王审琦之子和高怀德。
韩非子强调，上下级之间要和谐，只有君臣相宜，才能使出力的人自觉地服从法度，竭尽全力，务求能像大力士任鄙那样；战士们出生入死，情愿像勇士孟贲、夏育那样；维护法治的人都怀有忠贞之心，抱定伍子胥尽忠守节那样的献身精神。出力的人都像任鄙，战士们都像孟贪、夏育，维护法治的人都心如金石，做君主的就可以高枕无忧，而确保国家政权的原则也就完备了。
如今，我们在讲创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实质是利益关系平衡。以企业为例，老板和雇员像是坐在桌旁下棋的两个人，有时是你输我赢，有时是和棋。不少雇员想多拿点儿钱，少干点儿活，越轻松越好；而老板呢，则是以赢利赚钱为目的，给雇员的工资当然差不多就行，让员工多创造些利润，好有更多的剩余价值装进自己的腰包。所以说，有道是老板、雇员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各打各的算盘，各算各的账。
不少老板很会算计员工，算盘打得啪啪响，精得很，导致员工再怎么做，在企业里也发不了“财”，所给的工资让你走不掉为宜，“拿着不高不低的工资，过着不好不坏的生活”，能给个同地区、同行业、同岗位的平均工资就可以了。而员工呢，则拿500元干500元的活，对得起这些工资就不错了，更有不少“混日子的南郭先生”，出工不出力，一天八小时工作两、三小时就可以了，不会全力以赴地去做事。老板与雇员更多的是需平衡利益关系，玩平衡术，双方半斤八两差不多就行了。
当然，老板是名义上的强势群体，雇员是弱势群体，而所定游戏规则应该都照顾到。这就涉及到老板的做人问题，看他会不会做人，会不会管人。做好了，大家干得开心，财源广进，做不好，有可能“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甚至赔进本钱，欠下外债。
【智慧金言】
老板除站在企业立场思考问题外，更多的也需从员工的角度去看问题、解决问题，尊重员工，关心员工，薪酬体系合理科学，能充分运用目标管理、绩效考核这个工具来激发员工的创造性，教导和帮助员工，善待员工，实现人企合一，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发展，企业的生意会越来越红火，日子也就越来越好过。
去私存公，管理之要
【经典语录】
人臣有私心，有公义。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污行从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则人臣去私心行公义；乱主在上，则人臣去公义行私心。
——《韩非子·饰邪》
【释义】
臣子有私心，有公义。修身廉洁而办事公正，做官无私，是臣子的公义；玷污品行而放纵私欲，安身利家，是臣子的私心。明君在上，臣子则去私心、行公义；昏君在上，臣子则去公义、行私心。解读韩非子在论述统治术时，认为君主的公义与为臣者的私心是对立的，遵循为臣者的私心则国家混乱，行君主之公则天下大治。君主的职责就在于使为臣者自己去私行公，而实现这种政治之道的根本前提仍然在于君主本身能否大公无私。
【活学活用】
运用权力最怕被人抓住自己的“小辫子”，一旦自己不小心栽在人家那里，自己那份领导管人的荣耀就会变成被别人利用的耻辱，甚至这种状态还会把你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所以，韩非子很重视在权力问题上弄清“公私”。
周恩来同志是一位伟大的领导者，即使在逝世多年以后，人民依然怀念这位人民总理，那么他为何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博得被用者的颗颗爱心？
这是因为，一方面，他在缔造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为党和人民建树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另一方面，他毕生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不求索取，但求奉献，把一切献给了党和人民，连自己的骨灰都撒到中华大地，完全彻底地实践了他“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的宏愿。正是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周恩来特有的纯真的人格魅力，从而赢得了人民衷心的爱戴和钦佩，甚至连他的一些国内外政敌也不得不为之折服。
周恩来廉洁自律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也是一贯的。在此。仅就同当前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要求相关的一些方面，列举一些具体事例。这样，难免挂一漏万，不过可以从细微处见精神。
在人们的印象中，周恩来总是那样衣冠楚楚，风度翩翩。殊不知，他仅有的几套料子服装，大都穿了几十年，有的破损了，精心织补后继续穿。有一次，他穿织补过的衣服接待外宾，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套“礼服”早该换换啦。他笑笑说：“穿补丁衣服照样可以接待外宾。”“织补的那块有点痕迹也不要紧，别人看着也没关系。丢掉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他的衬衣磨破了，换上新的领口和袖口照旧穿。1963年，他出访亚非欧14国，到了开罗，他换下缝补多次的衬衣，随行工作人员不便拿给外国宾馆去洗，只好请我驻埃及使馆的同志帮忙，并叮嘱洗时不要用力，以免搓破。大使夫人看到后，感动得边洗边流泪。至于他穿用了几十年破旧的睡衣、皮凉鞋和第一代上海牌国产手表等，已作为珍贵文物，存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周恩来的家常饭菜很简单，主食经常吃些粗粮，副食一般是一荤一素一汤。他规定的工作餐标准是四菜一汤的家常饭菜。他说：“四菜一汤既经济又实惠。”他在外地视察或主持会议，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不搞特殊，离开时一定付清钱和粮票。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要求其他领导干部也这样做。有一次，他出差到上海，听说有的领导同志带着夫人、孩子到地方去，所有的食宿费用都由地方开支，非常生气。回北京后，他在全国第三次接待工作会议上向各省市代表提出：“今后无论哪个领导到省里去，吃住行等所有开支，地方一概不要负担，都要给客人出具账单，由本人自付。这要形成一种制度。”一位专机机长的回忆，颇为传神地反映了他在饮食方面的律己要求。有一次，这位机长看他吃饭，掉了个饭粒在桌上，他连夹两次才夹住放进嘴里，笑着吃了。看到这种情景，这位机长后来感慨地说：“我心里不禁百感交集。什么叫廉洁，看看总理就知道了。”
建国初期，周恩来搬进了中南海西花厅，一住就是26年，直到他去世。西花厅是清朝乾隆年间修建的老式平房，潮湿阴冷。身边工作人员于心不安，多次提出修缮，但他坚决不同意。1959年底，趁他和邓颖超出差外地时间较长，对西花厅进行了保护性维修。他回京一进门就惊讶地问：“这是怎么回事？谁叫你们修的？！”他还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按照他的要求，撤掉了新添置的地毯、沙发、窗帘、吊灯等陈设。事后，对这次“修房风波”，他主动在国务院会议上作了三次检讨，向到会的副总理和部长们说：“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的这个错误。”
周恩来对自己乘坐的轿车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后来他经常乘坐的专车是红旗轿车。他说：“别人不坐我坐，我喜欢国产车。”国家进口了一批高级奔驰车后，有关部门想给他换一辆。他不同意，严肃地说：“那个奔驰车谁喜欢坐谁坐去，我不喜欢，我就坐‘红旗’。”在用车问题上，他公私分明，毫不含糊。他去理发，医院看病，探亲访友，看戏等，都算作私人用车，总要叮嘱身边工作人员照章付费，从工资中扣交。
周恩来的基本生活要素，衣食住行的俭朴作风，受到了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交口称赞。有位秘书说：“总理除了工作，个人一生无所他求。特别是生活的俭朴，更是众口皆碑。”不是亲眼所见是很难想像到了什么程度。
同周恩来接触较多的一些知名人士，对他廉洁俭朴的生活作风也是赞不绝口。宋庆龄说：“周总理在个人生活和作风上，和他在政治上一样，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如果你成为一个政府领导者，或许公私分明的权力问题更值得学习，现在人们都在提倡自己与团队的融合，殊不知韩非早就指出，自打“公”、“私”二字造出来两者便是矛盾的。
【智慧金言】
在公私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廉洁从政的基本前提。权力可以使人高尚，也可以使人堕落；可以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也可以用来为个人沽名渔利。一个领导者的用权到底为公还是为私，这是对他最严格的考验，而且最容易碰到，也最容易考验出这个人的品德。
无情管理，有情领导
【经典语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