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描述当前长篇小说创作的状况，那么“数量降不下来，质量提不上去”可能最为适当。这种现象进而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长篇小说正处在一种艰难的过渡状态之中。
1995年冬季参加茅盾文学奖初评读书班，当时就有长篇小说数量不少、好的不多，量与质的反差太大的印象，那时长篇小说的年产量（包括发表与出书）大约是四百部左右，这几年长篇小说的数量急剧增长，1996年是六百多部，1997年估计将达到八百多部。但长篇小说的质量却未有明显提高的迹象，人们印象中的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依然是凤毛鳞角，获了奖的作品也大多是差强人意。《小说选刊，长篇小说增刊》第2辑的一篇调查报告也表明：514！的读者认为近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质量平平，8.5%的读者则认为质量很低。这些都不能不迫使人们思索：在长篇小说领域，究竟哪儿出了毛病？
其实，有关长篇小说创作的问题，人们在公开言论和私下议论中都常常有所接触，现在需要的是把这些看法更明晰地表达出来，在该说“不”的时候坚决说“不”。
这里要说的第一个“不”，是要有关部门对于长篇小说创作，“不要硬抓”。对长篇创作进行热情积极的倡导，并为优秀长篇的脱颖而出创造良好的条件，这是需要的。但近来不断有报道说，某某省力争在年内拿出40部、50部长篇；某某省又准备再创长篇创作历史的新高。这种刻意为之又以量取胜的做法，对于长篇小说来说，无异于“拔苗助长”。长篇小说作为小说创作中的重点工程，需要特殊的人生积累和不凡的文学功力，也需要如“十月怀胎”一样的时间和功夫，不能急功近利地“催生”、“超生”。与其急急忙忙地抓出几十部无声无息的平庸之作，何如从容不迫地拿出一两部血肉饱满的巨制佳构。
要说的第二个“不”也即最重要的“不”，是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上，“不要硬写”。首先是有些作家，由于生活与才情的原因，可能不一定适宜于写长篇；而不写长篇也不妨碍一个真正的文学大师的面世，专注于中篇、短篇同样可以成为一个小说大家。谁能因为没有长篇小说，而去否定契诃夫、鲁迅杰出的文学成就呢？其次是适合写长篇的作家，也要在准备充分、成竹在胸之后再写。这种准备，包括生活的蓄存、题旨的炼磨，也包括结构的营造、激情的蕴积，只有这样蕴蓄良久，不吐不快，下笔才能如下阪走丸，锋发韵流，也从而才能情文并生，引人入胜。而且在长篇创作上一定不要急于求成、过度“开采”，务求少而精，切忌多而滥。说到底，长篇创作是一种高含量、大投人、长过程的文学创作活动，来不得半点勉强和虚假。不尊重这个铁的艺术规律，只会得到这个艺术规律的变相惩罚。
前几天在一家广播电视报上看到一位剧作家谈影视作品不景气的一段话，大意是说，现在的一些影视作品，离市场近了，离艺术远了；离评奖近了，离生活、离观众远了。影视创作中的如许通弊，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希望创作者们认清这样一个事实：增量不等于繁荣，写作不等于创造，获奖不等于成功。
蔡葵（以下简称“蔡”）这几年长篇小说越来越引人注目，不仅是国家出版社重视，个体的“二渠道”也很重视。这种“长篇热”跟商品经济下形成的文化大潮不无关系，甚至可以说是被商业化的文化潮流推动起来的。
雷达（以下简称“雷”）长篇小说在近年的兴盛与热闹，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可供人们深思的一些问题。为什么长篇这种形式还没有过时，并且有如此强盛的生命力？为什么长篇小说总有读者，读者对长篇的需求量到底有多大？现在的“长篇热”的形式，有多少是自身的因素，有多少是人为的因素？商业操作介人文学乃至长篇领域之后，起到哪些积极作用，又带来哪些消极后果？这些问题都随着“长篇热”的出现被一一提示出来，都值得人们去探究。我个人认为，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精神的追求永远都是需要的，而长篇小说作为最能凝结某种精神的文学形式，对人们的精神世界发生着独特的影响作用，这可能是长篇小说的真正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