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8月15日，胡适收到免去他大使职务的电报。他本来无心做官，是因为国家民族的危难才勉力出来任事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便想寻一个机会，决心求去。收到免职电报的当天晚上，即复电国民政府，表示感谢。9月8日，便交卸了差事。18日便离开双橡园使馆，告别华盛顿，移居纽约，重新开始他的学术生涯。
被骗参加总统候选
1947年12月中旬，蒋介石为了搞好同美国的关系，力劝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再次出任驻美大使。美国则基于对蒋介石的不满，便想在华扶植“第三势力”，希望国民党政府能够容纳“自由主义分子”。为此，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便借国民党“行宪”之机，极力怂恿胡适出来竞选总统。1948年1月中旬，同样得到美国支持并准备参加副总统竞选的李宗仁也致信胡适，劝其“参加大总统的竞选”。但胡适却表示：“我从没有作竞选总统的打算和考虑”，并主张“总统应由政党的代表产生出来”。
3月29日，“行宪”国大开幕后，蒋介石为应付来自美国的压力，将计就计，表示准备请胡适出任总统，自己出任行政院长。为此，3月30日下午，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受命向胡适传达了蒋介石的意见，但胡适一直摇摆不定。
蒋介石见胡适犹豫不决，决定于4月3日夜亲自找胡适谈话。这使胡适受宠若惊，终于上了圈套，答应了蒋的请求。
4月4日，国民党举行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总统提名人选问题。会议一致推举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但蒋介石却拒不接受，并明确表示，第一任总统应具有下述之条件：①了解宪法，认识宪政，确保宪政制度；②富有民主精神及民主思想，且为一爱国之民族主义者，根据宪法，实现三民主义，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中国；③忠于戡乱建国之基本政策；④深熟我国历史、文化及民族传统；⑤对当前之国际情势与当代文化有深切之认识，借而促进天下一家理想之实现，并使中国成为独立自尊的国家，处于国际大家庭中之适当地位。为此，蒋介石建议：“吾人可提一具有此种条件之党外人士出任总统候选人，并支持其当选。我愿担任政府中除正副总统外之任何职责，协助总统以实现宪法中之民主原则。为国家人民利益之故，我深信我不应竞选总统。此不仅为谦让之故，而是诚恳之信心。总而言之，我建议我党提出一卓越之党外人士为总统候选人。”
蒋介石之所以“谦让”，并非真的要让胡适当总统，而是其惯用的以退为进的一种手段。他在推举胡适的同时，就曾明确表示：“中正身为本党领袖，为本党当然之总统候选人。”但按照1946年底“制宪”国大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总统权力要受到诸多限制，这是一直习惯于大权独揽的蒋介石所不满意的。因此，他才表示宁愿屈就有“实权”的行政院长，也不愿当“有职无权”的总统。但是国民党的大多数党员已长期习惯于以党的领袖与总统置于同等地位，把总统与控制政府置于同等地位了。因此，蒋委员长的提议极遭反对，理由是国民党对政府的控制将因此而削弱，而且目前的危机是要使国家有一个有力的舵手。
既然国民党人认为总统非蒋莫属，而蒋介石又不愿当“有职无权”的总统，这就需要找出一个解决办法。当然，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修宪，扩大总统职权。但“宪法甫见施行，如即予以修正，亦多不妥之处”，而且“尤为少数党所不愿”，怎么办？程思远回忆，在4月5日上午的国民党中常会上，张群表示：“总裁并不是不想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的规定，总统并没有任何实际权力，它只是国家元首，而不是行政首长，他自然不愿任此有名无实的职位。如果常会能想出一种办法，赋予总统以一种特权，则总裁还是愿意当总统候选人的。”于是，中常会随即推举张群、陈布雷、陈立夫三人去见蒋介石，当面征询意见，得到首肯。下午，王宠惠据此在中常会上提出：“我们可以避开宪法条文的规定，在国民大会中通过一项临时条款，赋予总统在特定时期得为紧急处分的权力。”随后，国民党中常会做出决议：“总裁力辞出任总统候选人，但经常会研究结果，认为国家当前的局势，正迫切需要总裁的继续领导，所以仍请总裁出任总统，以慰人民喁喁之望。常会并建议在本届国民大会中，通过宪法增加‘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总统在戡乱时期，得为紧急处分。”这样，蒋介石在经过一番“谦让”，得到“紧急处分”之权的保证后，终于答应出任总统候选人，而胡适的总统梦则由此迅速破灭。
蒋介石的目的达到以后，随即让王世杰转告胡适，说自己的计划因国民党中委们的反对而无法实现，从而安抚空欢喜一场的胡适，尽快了结这一骗局。于是，王世杰再次奉命来看胡适，“代蒋公说明他的歉意”。
4月8日晚，蒋介石约胡适到官邸吃饭，当面向胡适表示歉意。
4月18日，国民大会正式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授予蒋介石超越宪法之外的“紧急处分”之权。19日，国民大会又以2430票的绝对多数选举蒋介石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这样，蒋介石终于如愿以偿地通过“民主”方式当上了“合法”的实权总统。5月20日，蒋介石宣誓就职后，随即开始行使总统职权，提名行政院长组织政府。当时，国民党中常委黄宇人曾就此发言道：“何以不提胡适之？”蒋介石听后面色一沉说：“书生不能办事。”此言可谓一语中的，真正表露了蒋介石的真实想法。由此可见，胡适在蒋介石眼中不过一介书生，根本“不能办事”，哪能做什么总统呢！
“胡说”与“着作监”
1917年7月，26岁的胡适完成七年的留美学业，于9月10日就任北京大学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三科教授。
胡适就任教授后，把自己苦学奋进得来的深厚的英文和中国古代哲学之基础，运用于教学实践，特别是以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为主线，充实提高，自编讲义，打破了大学教坛的习惯教法，并在1919年2月出版了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名闻全国，大受称赞。
胡适一完成留美学业，即就任北大教授，是由北大文学院长陈独秀和校长蔡元培鼎力提携而破格聘用的。蔡元培和陈独秀两人同岁，都是1879年出生，按中国生肖属相为属兔。而后生胡适，是生于1891年12月，刚好少于他俩12岁，也属兔。当时有人戏称：“北大添个年青人，玉兔常伴月照明。”北大是我国首屈一指的名牌大学，年轻胡适初露头角，是治理北大的“三大台柱之一”。
胡适就任北大教授，以最好的“教书匠”着称，但他更能“快友”交谈，加上个能说会道的嘴巴，讲得比写得更好。胡适当年在北京大学红楼内外，聚天下英才而讲之。讲台之下，笑声四起，掌声如雷。有时“说瘾”大发，对学生讲起课来，与朋友吹起牛来，天花乱坠，南腔北调，天空海阔，文白齐鸣，白话口语，之乎者也，也全然不顾了。有一次，胡适应邀到某大学讲演，他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先生的话，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越说越来瘾，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竟在黑板上写了“胡说”，引起一场“哄堂听胡说”的大笑话来。
胡适曾有“酒醉上海滩”的历史。1910年3月22日夜，在上海一家堂子里喝醉了酒，回家途中与巡捕厮打，被带进捕房，关了一夜，罚款五元，心里百分懊悔，想起“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诗句，发誓从此改过。此后闭门读书，7月考取第二期“庚款”留美官费生。但他的嗜酒习惯仍时有发作，胡适有一句口头禅：“宁要大碗酒，不要小碗茶。”因为古老徽州，他家乡绩溪好客礼貌，喜迎贵宾，先要泡上一碗“碗头茶”，是用一种高级的景德镇瓷碗配有瓷盖、瓷托或金黄铜托，小巧玲珑，一派古雅。胡适在北大任教之余，曾作“旧瓶新酒”一词的考据，他说“旧瓶新酒”是西洋古谚，其出处在《马可福音》第二章。据此可见胡适之喜酒了。1930年12月，胡适40岁生日，又恰逢北大建校32周年，举行了庆祝。据当时报载，在胡适的寓所宴会上，其妻江冬秀赠夫“止酒”戒指一枚，力劝戒酒。被称为“两代学人，一对挚友”的张元济先生，大了胡适24岁，张在上海读到报纸后，特制联语一副补赠胡适之先生四十大庆。其联语云：
我劝先生长看蓄贤间戒指从今少喝些老酒，
你做阿哥好带了小弟北大享个无限的遐龄。
胡适一生获得多少博士及荣誉博士学位，大陆与台湾学者说法不一。见于报章杂志的文字也不一致。据说台湾学者认为胡适有39个博士学位，大陆也有36个博士学位的异言。多数学者认为是35个博士学位，有待进一步考证。
胡适的别号、笔号、绰号有多少个，少见于报端。已知有40余个，多于他的博士学位。以下几个则鲜为人知。
一为“子供”。1906年夏，胡适考入中国公学，时年只14岁，而中国公学第一期中，他的年纪最小，个子矮，多数同学都比他大，使他得了一个日本人的绰号“子供”，即小孩的意思。
二为“大书箱”。胡适5岁时开始念“四书”、“五经”、《孝经》、“小学”和《百家姓》、《千字文》。8岁就能懂《资治通鉴》。在二三十年代里，海内外学者和留学生，都认为书读得最多的，在一班读书人中，数不出几个，如果严格地讲，恐怕要数胡适首屈一指了，所以当时胡适得了一个“大书箱”的绰号。
三为“黄蝴蝶”。1916年8月，胡适写了一首“窗上有所见口占”的“尝试”白话诗。开头两句是“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当时写白话诗，有大逆不道之嫌，常为人攻击与讥讽。国学大师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大骂白话诗为“驴鸣狗吠”，直呼胡适为“黄蝴蝶”。
四为“着作监”。1917年胡适留美回国，即受聘北京大学任教，时年26岁，是最年轻的教授，颇有点名气，又因他积极提倡白话文，曾经与旧派文人黄侃有过交锋。黄侃时为赫赫有名的国学大师，一生重视国学，最反对胡适所提倡的“白话文”，他认为白话文虽然浅显易懂，但如大力提倡白话文，将来就没有“文人”了。黄、胡同在北大任教，就更有“文人相轻”之意。黄侃不但在教师、文人圈内外，一有机会就要贬胡适，且语言尖酸刻薄。有时在学生中，也戏称胡适是“着作监”。学生不懂什么意思，就请教老师。黄侃即说：“着作者，写书着书也；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也！胡适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而下册没有也，故曰着作监也！”一时在北大校园内外“着作监”的绰号也不胫而走。
五为“候博士”。胡适于1917年4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的博士论文。5月22日，进行了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口试，其实未得正式的博士证书。回国后胡适博士的名声在外，就这样胡适博士的荣名提前用了十年。哥大于1927年才正式补发博士学位证书。在1939-1941年胡适任美国大使期间，穿梭如织地来往于外交礼节和公共场所。据说外国人对胡适的名字发音难于确切，就被喊作“候博士”、“候大使”了。胡适自己也大大方方地默认和答应，于是又有一个“候博士”的绰号。
现代版“三从四德”之首倡者
胡适13岁时，由母亲做主与大他一岁的乡下姑娘江冬秀订婚。之后，胡适赴美学习，前后14年不曾见面，直到1917年，学成归国方才回家乡完婚。婚后，胡适回到北京大学教书，江冬秀在家照顾母亲，直到隔年夫妻才团圆。自此以后，江冬秀总是伴随着胡适，胡适亦对她不离不弃，以致友人曾戏言：“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夫人亦随之。”这对学识和个性天差地别的夫妻，从吵吵闹闹到认命厮守，有趣的故事实在不少。
江冬秀出身于安徽绩溪邻县旌德江村书香世家。她的父亲和哥哥江泽生都是“瘾君子”。她的母亲吕贤音出身（旌德）庙首官宦世家，其祖父吕朝瑞是一科一甲探花，其父（江冬秀的外公）吕佩芬，进士出身，任翰林院编修，光绪末年，曾筹划安徽铁路有限公司。江冬秀的外公本家吕凤岐、吕碧城父女文才名传一时，尤其是碧城女士一代巾帼，是秋瑾好友、女权运动先驱、慈善家……传统的世家名门、杰出人物的熏陶，使自幼就缠了小脚的江冬秀在待人处世作风上倒是恢弘大度，不乏大家风范。
胡适与江冬秀联姻，纯粹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的封建包办婚姻。在胡适13岁那年，胡母冯顺弟与江母吕贤音一次乡间庙会上认识了，各自说起了自己即将成年的孩子，然后由塾师说媒，再由算命先生神乎其神地推算“八字”，然后到灶神爷前求签，一桩旧式婚姻就这么给定了下来。
胡适聪明活泼，相貌端正。江冬秀相貌平平，短腿，小脚，眼有翳子。但江家经济上比胡家优越。
订婚后的一个月，胡适走出皖南大山，到上海求学，继而留学美国，一直到14年后，也就是1917年12月30日结婚的时候，才与未婚妻第一次谋面。
14个春花秋月轮回，是何等漫长！在胡适去美国读书期间，江冬秀每年不定时到上庄村去伴婆婆，像童养媳似的，早上起得很早，在天井里扫地。一位亲戚觉得很奇怪，问她为什么要自己扫地。她眼泪掉下来了，说：“这里全家大小都做事，我怎么好意思不做事？”后来江家知道了，买了个丫头送来，但冯氏仍要她做事。1911年5月21日，胡适留美的第二年，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给江冬秀写了第一封信。
冬秀贤姊如见：
此吾第一次寄姊书也。屡得吾母书，俱言姊时来吾家，为吾母分任家事。闻之深感令堂及姊之盛意，出门游子可以无内顾之忧矣……前曾于吾母处得见姊所作字，字迹亦娟好可喜。惟似不甚能达意，想是不多读书之过。姊现尚有工夫读书否？甚愿有工夫时能温习旧日所读之书。如来吾家时，可取聪侄所读之书温习一二。如有不能明白之处，即令侄辈为一讲解。虽不能有大益，然终胜于不读书，令荒疏也……
之后，胡适还好几次给他的未婚妻写信，写得文质彬彬，温存体贴，并且循循善诱地要求她“读书”与“放足”。
远在美国的胡适一度坠入与韦莲司的精神之恋网。消息离奇地传到深山小村上庄，说什么胡适与洋女子结婚，生了小孩……冯氏赶紧去信询问。胡适十分认真地给母亲写了封长信表明：“儿久已认江氏之婚约为不可毁，为不必毁，为不当毁……”他在美国毕业前夕，将毕业照直接寄给了江冬秀，以表心迹。
梁实秋曾说：“‘五四’以来，社会上有很多知名人士视糟糠如敝屣，而胡适先生没有走上这条路。”
45年夫妻生活在动荡的岁月里，是一个漫长但也是一个有趣的、耐人寻味的人性磨合过程。江冬秀给胡适的“见面礼”便是对“西湖烟霞洞事件”的反击。结婚泯灭不了胡适的本性。胡适年方而立，风度翩翩，是一颗多情的种子。1923年，胡适与在杭州师范读书的同乡、当年婚礼上的伴娘曹诚英，在西湖烟霞洞演了一出荡气回肠的恋情话剧，随着时光的流逝，此事被新月诗人徐志摩（在北大讲学，住在胡适家）讲出去了。当年跟在胡适身边养病的侄儿思聪也一不小心露了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