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给人作过序的我，忽一日接到张洁来电，要我为她的散文集写篇序言。顿时汗颜，坚辞不受：“作序从来都是名人的事，何况是你张洁的？吾乃无名小辈，让我来作，实在是太不合适！”张洁却不容分说地来了一句我就看你最合适。”
放下电话，我陷入沉思。
其实，对于我来说，给张洁作序，是一件非常艰难同时也很容易的事。
“艰难”好理解。作为新时期文学之一代表大家的张洁，自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发轫起，一发而不可收，连续捧出《爱是不能忘记的》、《沉重的翅膀》、《方舟》、《祖母绿》、《只有一个太阳》、《红蘑菇》等等作品，一次又一次成为传诵一时的名篇。她是迄今为止第一个获得短篇、中篇、长篇小说3项国家奖的作家，并荣1989年度意大利马拉帕蒂国际文学奖。1992年，张洁又被美国文学艺术院选举为荣誉院士，这个尊贵的称号，在全世界的作家、学者、艺术家中，只有75人享有。
当然，我们可以说重要的还不在于获奖，而在十我们的作品是否活在广大人民心中。恰恰在这一点上，稍有文化的中闰老百姓，很少有不知道张洁的--我曾做过两次文学调查，读过张洁作品的人，两次都位居榜首。
对于这样一位人们熟悉的着名作家，我怎么能够随便论述随便评价呢？再说新时期以来凡活跃在文坛上的大小评论家们，几乎所有人都评论过张洁，他们智慧的笔早巳把张洁分析得头头是道，使我辈根本不能望其项背。这一切，都构成了“非常艰难”的实实在在的内容。
可是，我为什么又说“也很容易”呢？
“容易”在于我用心灵感受张洁--我自己独特的心灵。
我初识张洁是在1985年春天。那时我刚刚句上文化记者与编辑，编辑部就派我去采访刚刚以《沉重的翅膀》荣获首届矛盾文学奖的张洁，要求写一篇有份量的大东西。张洁正因心脏病住院，于是我在北京阜外医院一间安静的病房中，见到身穿病衣的张洁。初出茅庐，我很胆怯，张洁却很友善地接待了我。给我的印象，她非常平易，也直率、也坦诚，同时也很倔犟有个性。我当时的采访记录是这样记载的：
“医院的一切几乎都是白的--白的墙壁、白的窗幔、白的桌椅、白的铁床、白的卧具，白得令人敛声屏息。本来体质就弱的张洁，在宽大的白色病员服里，显得更其瘦弱，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但在那张削瘦的脸上，眼睛还是那么有光彩，显示出她的坚强性格。”
当时使我最惊异的，是张洁怎么竟像我的许多朋友一样普通？她一句高调也不唱。在她的帮助下，我顺利地完成了采访，文章以3000字的篇幅刊登在光明日报二版头条，吸引了文坛众多的目光。我也因之为文坛所初识--所以我内心中一直把张洁作为我的文坛福星。
那以后很久都没有再去拜访张洁。有时只是在开会的场合见到她，发现她越来越美丽，以至于在心里大声赞叹。但我一次都没有走上前去同她打招呼，因为我觉得像我这样的小记者小编辑，张洁一天不知能见多少，她可能早就把我忘记了。
没想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那年张洁在病中过生日，她在北京的几位最好的女记者朋友去往她家祝贺，也叫上了我。张洁高兴极了，搬出一大堆水果点心，还同我们一起弹琴唱歌。她还把她的许多漂亮衣服拿出来，--让我们试穿，然后以她高品位的审美眼光品评，一人送了一套适合于我们穿着的衣裙。从那以后，张洁就再不许我叫她“老师”、“女士”或者“先生”什么的，也不许再“您”、“您”的，而只要直呼其名，直接说你”。
这虽然至今使我觉得别扭--我是地地道道北京地域文化哺育出来的北京人，北京乃礼仪之邦，极其讲究长者为尊的。可是我还是努力按照张洁的意志，不折不扣地照办了。
最近张洁催我读她的一篇散文新作《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从她的话语中，我能够体会到她非常在乎自己的这篇心血之作。这是一部长达17万字的自传体长篇散文，张洁以一种急骤的语调，叙述了她为她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母亲看病、治病直到送母亲远行的心路历程。作品最震撼人心之处，在于张洁对母爱的彻骨铭心的再领悟、再体验、再认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深入骨髓的忏悔意识。她写得非常坦诚，坦诚中掞入着极为突出的自我批判成份，从而构成一种催人泪下的艺术氛围。而从此形而下的内容叙述推及开去，贯穿在这部作品中的主旋律，正是张洁的这种对世界人生、对真善美的深刻感悟与从容面对。
我认为这是一篇有着重要意义的作品--除了被感动得泪水涟涟，除了真诚的情感、坦荡的人格、丰富的社会内容、多层的认识价值等等之外，这篇散文的极大贡献还在于文学意义上的革新精神：它勇敢地把散文的传统模式--陈腐的结构方式、苍白的行文意象以及旧有的语言、节奏、铺排、意境等等统统掀翻，而引进了具有全新现代化意识的种种手法，比如荒谬、荒诞、象征、魔幻等等，用最大的张力表述出作者内心的声音。这就显示出它强大的美学意义一一在20世纪90年代，在全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我们的文学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全新的精神，才能肩负起时代与民族的重托呢？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这篇散文大声嘡嗒地介绍给社会。我又去找能找到的所有张洁的散文新作，读过、想过，然后再读再想。我发现张洁已经完全变了---早期的张洁，无论是《森林里来的孩子》，还是《拣麦穗》中的小姑娘，全都生活在理想主义的云霓之中。她自己单纯、善良、真诚、圣洁，同时认定整个世界也如她一样，是一首优美的抒情诗。至90年代之后，在经历了一连串社会人生的艰难历程之后，张洁空前地成熟了，除了继续用她女性的灵心善感去感受生活的一面，她也学会了用复杂得多的眼光去认识社会、分析社会和对待社会。已不能再用“女作家”来限定张洁了。她同许多男性作家一样，同样具有了社会学地、经济学地、哲学地、历史学地、美学地解析社会的眼光与胸怀。她的思考具有了“全人类”的精神层面。当然，张洁的思考依然带着强烈的女性色彩，这是因为作为女人，过去的她对这个世界太真切、太轻信、太理想主义，太具有高纯度的真善美期待，她用心太过，用力过猛，就产生了一种悖反的效果：从优美迅速走到“放肆”，用王蒙的话说，就是“开始发出一种‘恶声’，更多的是一种激愤，甚至是粗野，表现出来的是对丑恶的一种愤怒。往后就越写越放肆，放肆在艺术领域里并不带有贬意，也不是指为人。（引自《王蒙王干对话录》）
我以为睿智的王蒙分析得太对了。这分析同样适合于张洁的散文创作。所以读张洁这本散文集，应该具有两种审美眼光：一是领略和品味早期作品中的真善美，二是追踪和体会后期作品的激愤与深刻。二者都同等重要。而若以我的角度来说，我自己更与后期的张洁心心相印。
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不知道成不成文？不知道能不能算作序？也不知道张洁本人认可不认可？在我心中，这一点最为重要，因为埋解张洁太难了，我又绝不愿意因为自己的笨拙而影响了读者对她的理解。所以，最后我还要再赘上一个情节：
那是1993年11月最后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在张洁家见到青年女作家池莉。她与张洁也是第一次见面，当她把张洁的几个房间参观了一遍之后，望着墦上的油画、钢琴上的奖章（张洁所获的国际奖）、一面墙的书柜、巨大的餐桌、绣花的桌布、精美的餐具、花型和色调都非常高雅的窗幔，以及其他的髙雅布置，她轻轻叹息了一声张洁，我那个家实在太简陋了，我还是给你找个饭店住吧？”
原来张洁即将到武汉去看病，池莉本打算安排她住在自己家里。现在她觉得这样似乎不妥了。我在一旁说池莉你错了，张洁是一个既会生活又特别能吃苦的女性。女人的苦她全都承受过，男人的苦她也承受过，她年轻时一口袋粮食扛起来就走，这你我可能都不行。”
张洁一脸严肃地点点头，说：“是的，我们家的女人都能干--我母亲、我，还有我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