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新旧派激烈争斗为强国力促改革
宋太祖立国之初大建汴梁,新的京都光新城方圆就有四五十里,水门不算,东南西北的城门竟有十一座之多。大内的宫墙是清一色的砖石结构。外城围着一道护龙河,几丈深,十多丈阔,两岸堤上都种着杨柳。前后另有五丈河、金水河、汴河、惠民河等四条河,穿城而过。汴京虽好却没有山川屏障,到仁宗时光新、旧城城墙也已破败不堪,亟待修缮,仁宗为此想要迁都。这时孔道辅为他支招了,上书皇帝请求迁都洛阳,朝野上下莫名惊诧,也就毫不奇怪了。范仲淹这时已从苏州应召入京,朝廷任命他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开封知府。仁宗便问仲淹:“爱卿怎么看?”仲淹说:“迁都当然不可能。好好一个太平天下,怎么突然要迁都?那成个什么样子?不过,西京历来为帝王之宅,有关、河之险,出可以攻,退可以守,也不失为处急解难的绝好所在。只是目下宫殿失修,粮草无备,缓急之间一无所用。假如从现在起就做些准备,以礼拜山陵为名,修好宫阙,储备粮草,将来万一有用,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易经》说:‘天险不可升,地险山川丘陵,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皇上能多少留心,再好不过了!”
范仲淹来到京师时发现官吏多半都偷偷摸摸地去吕夷简门上拜访,企求高迁。他不满夷简只用自己门下出来的人,于是干脆呈献了一副百官图,指出仁宗皇帝不能把百官进退的权利完全交给宰相,这样会产生很大的弊端。他拿着《百官图》径直去见皇上。仁宗翻着《百官图》愣住了。范仲淹指着图,一点一滴破解给他听:“这几位提升是循序渐进,情通理顺的;这几位超升,一步三级,资历顺序全都一步踏倒,违情睽理。合乎情理为公,违背情理为私。这几位人尽其才是公,这几位滥竽充数是私。公,才能天下服膺;私,则难免上下议论、离心离德了。皇上天纵圣明,不能不明了用人的尺度与先后快慢。而且,皇权说到底也就是个用人之权,岂能轻易委托他人!大臣再贤德,也应该有所节制。”仁宗听出这是好话,但他暂时还没那么多心。范仲淹直捣心窝叫阵,吕夷简岂能坐视不理?他先从迁都的事说起:“范仲淹有些胆识,也就难能可贵了。只是太迂阔,务虚不务实。就说上次皇上问他迁都的事,他那些意见听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没一件可行。太祖雄才大略,古今少有,深爱西京洛阳,可迁都的事只想过一想就再不提了,之后再没提迁都,既因为做不到,也是要恪守太祖的遗训。他们上下嘴皮一碰,主意就出来了,全不思前想后。别的不说,眼下汴京修缮都难以开支,拿什么去修西京?囤积粮草是好,也要先有粮草。他说可由陕西东下,或由汴京西上,只是一句话的事情,也得有船,有漕运可通才成哪!”仁宗点头赞同:“所以,朕也没打算去做呵!”“再看这《百官图》。朝廷升降编配百官,是何等烦难慎重的事情!思之又思,反复权衡,然后报请皇上;有了旨意,才由中书草诏宣布天下。他一张纸,几幅图,指指点点就解决朝廷的大政了。要这样有一个翰林院的绘画待诏就成了,还要我们这些大臣干什么?这不是拿朝廷大政开玩笑吗?老臣固然不算什么,可这要将陛下置于何地?”仁宗听到有个绘画待诏就成的话,先忍不住笑了,及至听到要将皇上置于何地,双眉便慢慢皱了起来。
范仲淹风闻这场谈话立马连上了四道奏章,一论帝王好尚,二论选贤任能,三论近名虚实,四论推诿塞责,再不转弯抹角,直指时政,毫无顾忌。或者因为过于激愤语出疏漏,说当年汉成帝宠信张羽,根本不怀疑舅舅家,以致终于有了王莽篡权的惨祸。微臣恐怕朝廷也有张羽一类人破坏陛下的家法,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以未成为已成,以急务为闲务,不能不及早辨别!夷简看到奏章声色俱厉地说:“皇上,一块石头一个坑,块块都得有交代!就算我是大奸大恶的张羽,十恶不赦,谁是想篡位的国舅爷王莽?事关社稷兴废存亡,绝不能含糊。要是找不出这个人来,这样信口雌黄,离间君臣,也绝不能轻轻放过!微臣个人的黑白荣辱算不了什么,还有朝廷,还有天下!”仁宗也气急败坏:“这个范仲淹,简直无法无天!这种事是好随便说的吗?”丞相说:“皇上,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事。要是有人借着由头发难,后果就不堪设想了!”皇上越发震怒了。
范仲淹不识相,言词则更加激烈凶狠了,亲近吕夷简的侍御史抓住把柄也上了一道奏章。除了攻击范仲淹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开出一系列名字,说范仲淹引荐朋党,混乱朝政,请求出榜朝堂,以示警戒。仁宗听后除了张榜朝堂以示警戒,又敲山震虎要整治朋党,仲淹被贬到饶州当知州去了。这时台谏官员个个噤若寒蝉,都害怕圈进朋党,到丞相那里申明表白要卸个干净的身体。集贤校理余靖却站出来为仲淹说话,劝仁宗说:“先前,仲淹上书说太后与皇后的事,涉及陛下母子、夫妇之间的关系,陛下都能容忍、褒奖;这次不过指责大臣,若是不对,可以不听,怎么就不能宽恕他呢?汉武帝的时候,汲黯攻击平津侯公孙弘奸诈;三国的时候,东吴张昭攻击鲁肃粗疏。汉武帝与吴大帝孙权,既不听,也不问罪,两个人都用,留下一段佳话。陛下亲政以来,因为言事已经贬过几次官了,恐怕不是太平盛世该有的事情!能不能请皇上收回成命?”皇上没有收回成命,却将余靖贬到筠州监收酒税去了。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尹师鲁是个《春秋》专家,继柳开之后振复古文,他干脆自认同党,请求贬职,对皇上说:“臣一向认为范仲淹直谅不回,尊他为师友。仲淹得罪之后,朝廷也有人议论我与他的关系。既然他已经贬出,我也应该连坐。国家虽宽恩不予追究,我自己又何尝能觍颜立于朝廷!余靖本来与仲淹没什么关系,他都因为朋党被贬走了,我更不能侥幸免予处分!请立即处分微臣,以明典宪。”皇帝也让他到郢州收酒税去了。
欧阳修这时是镇南节度使掌书记、馆阁校勘,范仲淹出事之后,他奋笔给右司谏高若讷写了一封长信,指责他非但不为仲淹说话,反而诋毁罪有应得,不但不是正人君子,连什么是人间羞耻事也早都忘了!高若讷气看后拿了这封信就去找皇上,为自己辩解:“范仲淹这里一贬职,我就多方了解,看看是否有什么出入。结果发现范仲淹的所作所为,与皇上敕榜所说毫无二致。我作为谏官,当然负有言责。如果范仲淹贤德无比,仅仅因为议论得罪朝廷而受到贬斥,我第一个就应该上书直谏。可现在不是这样。他外托直言之名,内希急进之实,信口雌黄,自取其辱,贬得其当,何谏之有?欧阳修却贻书微臣,辱骂微臣当言不言,是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事!我真不知道他是什么居心?难道非得与朝廷作对,才是有廉有耻吗?”仁宗看了欧阳修的原信,一怒之下欧阳修被贬到长江边上的夷陵小县去做县令了。西京留守推官蔡襄由此磨墨掭笔,写了一首古风叫《四贤一不肖》专指这件事。四贤即指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那不肖的自然是高若讷了。一个头脑灵光的商人看准商机当即雕刻印刷,公开销售,传入民间人们争相传阅。泗州有个通判上了一本请求追究蔡襄轻薄朝廷、泄漏朝廷秘密的罪责,而左司谏韩琦,也上了一本,倒打一耙弹劾这个通判越职言事。韩琦歪打正着,两方面都扯平,通判没受惊动,蔡襄也躲过了一劫。仁宗皇帝对此有自己的解释:“贬范仲淹,哪里是因为他敢言直谏!朕没接位时,他曾上密书请立皇太弟,这样处理,已经很宽厚了!大臣们不知就里,不少人上书为他说话,这不是乱弹琴吗?应当立即下诏,严加申斥。”
这时西夏的元昊与宋辽争衡,宋军兵败延州三川口,西部边疆告急,现在朝廷找不到一个有谋略可带兵打仗的人了,仁宗急坏了,只再次任命范仲淹为龙图馆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担负起指挥宋军与西夏作战的重任。欧阳修不久也被召回恢复馆阁校勘职务,他回京后指陈时弊的勇气不减当年。仁宗这时告诉群臣可以现在尽除越职之禁,广开言路。欧阳修于是呈上了一篇四千字的奏疏,从分析西部边疆战事入手,就改善和强化宋军的防御能力献策献计,提出通漕运、尽地利、权商贾的三项建议,变消极防御变成积极战备,仁宗采纳了他的意见,西北边地的形势果然得到了根本改观。《崇文总目》书编纂成功后,宋祁递状向朝廷举荐让欧阳修知制诰,胆吕夷简从中阻挠他没当上。庆历二年的五月,欧阳修递呈了他的奏疏,矛头直指吕夷简及其一派的任人唯亲、结党营私。这份奏疏和范仲淹后来的上书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时西夏和北宋的军队处于相持阶段,吕夷简欧阳修的同僚富弼代替自己去契丹议和。欧阳修看出了吕夷简的奸诈嘴脸,认为富弼不宜出使,并就此事上书朝廷。这分奏疏自然又落到了吕夷简的手里,吕夷简看后怒火中烧却又不便发作,便把这篇文章扣住不报。欧阳修见自己在京城也无所作为,就恳求朝廷允许自己外任,仁宗就近授命他为滑州通判,欧阳修到任后还不到半年又把他从滑州调回京师。这时内乱又生,兵变民乱接踵而起,欧阳修为此写了上下两篇《为君难》呈给皇帝,指名道姓公开切责吕夷简窃柄弄权。仁宗就是希望借欧阳修这次上书的机会把意见传达出去,名正言顺地将吕夷简罢免。果然,吕夷简见大势已去,只能称病告退。在枢密使晏殊的推荐下,欧阳修被转为太常丞,入知谏院。第一次上殿欧阳修就鲜明地提出了改善吏治的主张,由于吕夷简为首的守旧派一直把持着朝政,上自两府,下及各州县,势力盘根错节,很难一下子动摇。欧阳修面对朝廷“格而不行”的现实,在奏疏里大声疾呼,澄汰冗吏,救治心切,朝廷也象征性地诏明天下。对此仁宗又犹豫起来,准备再次起用才罢了三个月相的吕夷简,这下可引起了公愤,最终把吕夷简逐出朝廷。欧阳修也屡次上书举荐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入主中枢,要求仁宗委以重任。
吕夷简罢相前后,宋仁宗调整了宰执班子。原枢密使兼同平章事章得象和晏殊同为宰相,其下执政有参知政事范仲淹和贾昌朝,枢密使杜衍,枢密副使韩琦和富弼。枢密使最先任命的是夏竦,但遭到台谏官强烈的论劾,说他为人“邪倾险陂”,在对夏战争中“畏懦苟且”,便改判亳州,这就埋下了他后来对范仲淹新政的嫉恨。当时的台谏官也有较大的调整,御史中丞是王拱辰,他在反对夏竦入主政府上也是很坚决的。名相王旦的儿子王素与欧阳修、余靖都被新任命为谏官,都是三十来岁意气风发的年龄。庆历三年,对西夏和战尚未定局,但宋朝许多弊病也在战时暴露无遗。这时北宋政府正处在一个转型期,宋仁宗很想有所作为,晏殊登上相位后在宰辅位置上再次表现出了他爱惜人才的品格,举荐了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进入台阁。这些革新派人物年轻有为,朝气蓬勃,给北宋朝廷带来了一些新气象。宋仁宗采取改革的态势调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充实了中书机构,让范仲淹可以直接条陈当世之务,多提改革性的意见。范仲淹于是写了长长的一篇《答手诏条陈十事》,这篇奏疏其实就是“庆历新政”的宣言,推进了北宋王朝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