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失良师
一
我最后几次见到其芳同志，是在医院里，他躺在病床上。那是一九七七年七月中旬，天气特别闷热。当时我正被借调在一个杂志社帮助工作。一次，回到所里，有同志告诉我：其芳同志因病住院了，是胃大出血，已经开刀，发着高烧，时常昏迷。这个同志还用忧郁的声音在我耳边悄悄说：“听说，经医生化验，确诊是胃癌。”听到最后这几个字，我的心便突突跳起来。这不祥的消息好象更增加了天气的炽热和郁闷．我冒了一身汗。
下午我便跑到医院去。那是三层楼上一个朝西的病房，西晒又额外给房间里增加了许多热量。电风扇不住地吹。其芳同志躺在病床上，闭着眼睛，脸烧得红红的，呼吸急促，头上放着冰袋。他的身上同时插着三根管子：鼻孔里是输氧的管子，腿上是切开静脉血管输液的管子，腋下还有一根开刀后从胸腔引流的管子。显然，死亡在威胁着他。我进去时他正处于昏迷状态，我默默站在旁边，戚然地看着他。一会儿，其芳同志醒来了，看到我，微微露出笑意。我连忙走前几步，向他点点头，然而，喉咙象是被什么堵塞着，竟连一句安慰的话也说不出来。又过了一会儿，其芳同志在说着什么，声音很弱，仔细听，他是在问身边的同志：“清样来了没有？拿给我，校对一下……”听到这几句话，我鼻子一酸，泪珠差一点滚出来。
一个生命垂危的人，一个时常处于昏迷状态的人，当他稍一清醒的时候，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工作。我知道，那一段时间，他正拚着老命写一部有关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回忆录，题目叫做《毛泽东之歌》。其芳同志要的，就是这本书的清样。我说他拚着老命，是因为按照他当时的身体情况，应该停止一切工作，好好休养。近几年来，其芳同志身体越来越不好，心脏病、高血压，特别是脑意识障碍症，一起来纠缠他。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他正讲着话，突然因脑意识障碍症而中断，就像夜间突然停电而造成一片漆黑，等一会儿恢复过来，竟忘记前面讲的是什么，须别人从旁提醒，才能接着讲下去。有时早上拄着手杖来上班，碰上大脑“停电”，他会在路上楞半天不知去向，别人十分钟的路程，他要走半小时、一小时……他常常丢书包，失手杖，甚至跌倒在路上。有时在写字台前工作或看书，突然头贴到了玻璃板上--昏过去了。这对于一个作脑力劳动的人来说，情况是很严重的。在一般人，处于这种状况，完全可以不工作了；但是其芳同志却每天紧张工作十小时、十二小时，甚至更多。他常常从晚上八点或九点，连续工作到第二天早晨五点。那本回忆录有六万多字，就是仅用了十来天时间写出来的，而且这十来天中，还要外出访问，搜集材料。即使对一个完全健康的人，这劳动量也是太大了。何况他除了上面说的病以外，已经癌症在身了，而且根据他不久之后即大吐血并很快就去世来推断，应该是癌症后期了。但是，因为他全神贯注于工作，那胃癌、特别是后期非常厉害的疼痛，竟全然没有在意，也没有到医院去检查。我们很难想象这六万字是在战胜了多大的痛苦之后才写出来的。这六万字不是用墨水写的，简直是用生命、用热血写的！
看他完全不顾及健康，家里人心疼地，同志们劝说他，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话开导他，甚至用“你不想活了”这样刺激性的话来警告他。但是，其芳同志有时是很固执的，他依然如故。关于“想活不想活”，有一次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宁可活得少些，也要为党多作些工作。要是浑浑噩噩地活着，就是能多活，又有什么意思？没出息！”进医院以前，他一直是那样不要命地工作着。七月十二日，就是他突然发病的那一天，到凌晨一点以前他还在工作。但是，那时一定是他实在支持不住了，才躺到床上去--在这么“早”的时间，凌晨一点，就躺下休息，这在他来说是不寻常的。三点，他说难受得厉害，气闷，他起来打开了窗子；他说想吐，于是大口大口的鲜血吐出来，吐了半痰盂，股色白得象一张纸，身子瘫软在床上。全家人都惊得呆了。他的儿子连忙去叫了救护车。而当救护车叫来的时候，他却不肯上医院。他说；“吐完了，我觉得好受了，不用去医院了。”他的妻子很理解他的心情；他怕进了医院，离开他的图书、资料，无法工作。住院的最初几天，他精神稍好，就吵着要出院，要回家，他说；“我可以在家打针嘛，在家，我还可以工作，一个人不工作怎么能行！”后来，他身体越来越虚弱，但还不断地念叨着“清样”，要求着工作，甚至是怪可怜地恳求着要工作。不用说，他的要求在那样的状况下是无法满足的。有一次，他竟有些生气了，说：“现在，除了空气之外，什么都给我剥夺了！”话语中流露出多么深的不能工作的痛苦。这之前几个月，他在写给老朋友的一封信中说：“这些年来，我这个人一天不做事情是难过的，过不惯，好象是劳动已成为第一需要了……”想想看，对于一个一天不工作就无法生活的人，对于一个劳动已成为第一需要的人，倘若他一旦不能工作，将是怎样难以忍受的痛苦！在其芳同志看来，活着而不工作，简直不可思议。直到他临终的前一、两天，当他连话都快说不出来的时候，他还在沾着血迹的床单上用手指对他的夫人写；“手稿，列宁全集……”这位陪伴着他生活了几十年的忠厚温顺的女同志，当然很了解丈夫的意思：他是要回忆录的手稿和《列宁全集》，要核对几条引用的语录。对于这样一个不完成工作死不瞑目的人，有什么办法呢？他的夫人只得含着眼泪把手稿和书籍取来，但是，那时其芳同志早已连拿书的力气都没有了。
爱工作甚于爱生命，这就是其芳同志性格中一个很显着的特点。
二
难道其芳同志完全不知道爱惜自己的生命？并非如此。有一次，他说：“我母亲已经八十五岁了，身体还康，证明我家的人是可以长寿的。我要活到她现在的年纪，还有二十年，至少，我应该再活十五年，我有多少事情要做啊，我的工作做不完啊，活得长一些，做得多一点……”
他热爱生活，他热爱事业，他想尽量活得长一点，因为他想多做点事情。
为了作更多的工作，他措时如金。在同样的一段时间内，他比别人作出更多、有时甚至是多几倍的工作。时间，在他手里得到了更有效的使用。其实，这也是延长生命的一种方法。他只活了六十五岁，但在这六十五年里，他做了七十年、八十年、甚至更多一些时间的事情。
记得六十年代头几年，当我刚刚踏进文学研究所，在其芳同志身边学习和工作的时候，他给我突出的印象就是战斗的繁忙。早晨。我常常看到他穿着那件洗旧了的、前襟因长期伏案工作而磨白了的海蓝色制服，夹着皮包，走进楼来，脚步是那样急促。他像是在追赶着时间，捕捉着每一秒钟。一进办公室，他就一头扎进要做的工作之中，那样专心。有时他要找人商量事情，楼道里响起他匆匆的脚步声。他发胖的身体微向前倾，简直要跑步。每次开会，他总是一进会议室的门就讲话，等他坐下来，从皮包里把写着蝇头小字的白纸拿出来放到桌上，话已经讲了一大串了。他是不肯浪费一分钟时间的，珍惜时间已经成了他的一种习惯。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把他打成“坏人”，剥夺了他正常工作的权利，残酷地浪费了他许多许多宝贵的光阴。但是，在恶劣的环境里，他晚上回到家，从来没有间断过读书和工作，总不肯让时间白白流走。一九六九年下干校，把业务书带下去被认为是“非法”的。但是，怎么能长期荒疏业务呢？于是，在其芳同志所带的物品中，除了被褥衣服等日常用品之外，还有一个小箱子，里边放着许多他习惯用的白道林纸，还有几本经典着作和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傅立叶、圣西门等人的作品。纸，是他想用来写点什么的。这些年，想写长篇小说的念头从来打消过，而且常常为没有时间写诗而苦恼；读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作品，是为了配合经典着作的学习，加深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这些书如果被人看见，他可以解释：这起码是“半合法的”。干校的劳动相当繁重。白天劳动一天，到晚上，一灯如豆，他就埋头灯下读他的欧文、傅立叶、圣西门，又是那样专心。
一九七五年总理病重期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不久，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业务工作，也由国务院政研室来指导。文学研究所有了新生的希望，停顿了将近十年的业务工作也要搞起来了--这给其芳同志带来巨大的喜悦。那时，他已经担负了一部分业务领导工作，他以为他可以像从前那样争分夺秒大干一场了。他忙碌起来了。楼道里又经常看到其芳同志那匆匆走动的身影，只是多了一根手杖，多了手杖碰击地板的“咯咯……”声。他想把前几年损失的时间拼命夺回来。当时，毛主席曾问起过学部的几个刊物，《哲学研究》、《历史研究》……其芳同志首先想到的是把《文学评论》赶快办起来。但编辑部早已被林彪、“四人帮”当作“黑线”、“黑窝”“砸烂”了，工作人员也已分散到各研究组，在那里“安居乐业”，不愿回来再作编辑工作。为了重建编辑部，其芳同志说服这个人、动员那个人，忙得不亦乐乎，终于把编辑部建立起来了。接着，就忙着谋划最初几期的选题。他拟定的一些题目简直是带有挑战性的。譬如，“四人帮”不是统统否定中外优秀文艺遗产吗？其芳同志就要大家写这样两篇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喜欢什么文艺作品》，《列宁喜爱什么文艺作品》。“四人帮”不是别有用心地否定优秀影片《创业》吗？其芳同志就要组织这样两篇文章：《评【创业】》，《关于写真人真事问题》。“四人帮”不是把文艺事业变成他们行帮的事业吗？其芳同志就要组织这样一篇文章：《论文学的党性原则--学习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等等。要知道，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耀武扬威，“四人帮”钦定的写作班子还炙手可热，极左思潮还在到处横行霸道，在这种情况下，上述选题的针对性和战斗性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象大家所知道的，其芳同志辛辛苦苦、忙忙碌碌大抓了一阵子，却被扣上“刮业务台风”的帽子，给否定掉了。《文学评论》在“四人帮”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腥风血雨中，终于夭折；其他业务工作，也归于死寂，或“转入地下”。
我说“转入地下”，意思是说其芳同志和文学研究所的广大干部、群众，并没有在“四人帮”的淫威下屈服，他们或明或暗地在坚持搞业务。例如，一九七六年七月，正当“四人帮”加紧进行篡党夺权，其芳同志却忙着把他那高度近视的眼睛贴在书籍上，审核《唐诗选》和《唐诗选注》的注释和作家小传。那时正值唐山大地震后不久，他家附近的民房，有的倒塌了，隔壁《北京日报》印刷厂的房子也裂了缝，他自己的住房原有的裂缝也扩大了，一阵一阵的余震使屋项灰土索索下落，人心惶惶，大都避震于室外。其芳同志却舍不得离开他那堆满了《全唐诗》和各种唐诗选注本的写字台。当同志们和他的爱人硬把他拉到室外，锁上房门的时候，他又在用塑料布搭起来的防震棚中工作起来了。白天，烈日把塑料布晒得烫手，他在棚中翻阅材料，任凭汗流浃背，人声鼎沸；晚上，他或者用手电筒照明，或者坐在长安街的路灯下，通宵达旦地看书，汽车和行人在离他很近的马路上川流不息，嘈嘈杂杂，他全不管。这真如古诗中所谓的“心远地自偏”啊！
粉碎了“四人帮”，文学研究所真正新生了，其芳同志真正解放了。看到他拄着手杖冒雨参加三天游行的那股劲头，真觉得他返老还童了。正如他在《悼郭小川同志》一诗所说：“明明我的心还象二十岁一样跳动，别想在我精神上找到一根白发，一点龙钟。”长期囚禁他的锁链砸碎了，长期关闭他的铁门打开了，他的思想感情，他的爱和恨，象长江大河那样奔腾起来了，他的想象和幻想的翅膀又翱翔于蓝天之上了。他又进入了一个创作的旺盛期。他恨不能学会分身法，变成几个何其芳，没日没夜地工作，他恨不能把一天掰成几爿儿，当作两天、三天使用。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短短几个月内，他除了组织文学研究所的同志们写文章声讨、批判“四人帮”之外，他自己又写长诗，又写批判文章，又写回忆录，又写怀念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文章，达十几万字。发表出来的，计有：《回忆周恩来同志》、《回忆朱总司令》、《怀念贺龙同志》、《从秋克到“四人帮”的狗头军师》、《我控诉》、《毛泽东之歌》（若干部分），等等。同时，他雄心勃勃，制定着各种各样的计划。就全所范围来说，他规划写数百万字的多卷本文学史，进行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基本问题的长期系统研究，编写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恢复《文学评论》，等等。就他个人来说，又想写诗，又想写长篇小说，又想写文学史（他说即使写出一部文学史大纲也好）。那长篇小说，计划百万字，已经动手写了六万多字。请看，他要做多少事情啊！难怪他说要再活二十年，至少十五年，难怪他不顾疾病、不顾死亡的威胁，每天工作十个、十二个小时以上；难怪他要家里人替他上医院拿药，省出看病的时间多做点工作--工作确实做不完啊！
只可恨林彪、“四人帮”对他百般折磨，使他身心交瘁，以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的已经开了头的长篇小说永远不能完成了；复刊后的《文学评论》，他一期也没有看到；《唐诗选》和《唐诗选注》已经先后出版，也只能作为祭品贡献于他的英灵之前……
他留下的事情，只好由我们来做。
三
毛主席曾经谈到其芳同志的两个特点，一个是“书呆子气”，这是他的缺点；一个是“认真”，这是他的优点。这样的评价是很确切，中肯的。
书呆子气，这是许多知识分子的通病，在其芳同志身上也相当显着。比如，在极其复杂的斗争形势面前，有时不那么敏感。在生活上很马虎。我们的五七干校从罗山迁到息县东岳集之后，有一段时间我和他住一个房间。他除了劳动之外，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对个人生活，不大会料理。衣、食、住、行，似乎都得有一个保姆跟在身边才好。听说在罗山的时候还闹了这样一个笑话：一天午餐吃鱼，他匆匆忙忙拿漱口杯把鱼打回来，鱼香可口，很快下肚，吃到最后，忽然夹出一块肥皂头，险些放进嘴里。原来，清早洗刷时，肥皂头放在杯内，装鱼时忘记取出。同志们常常拿这件事取笑他，他只是以憨笑答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