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秋天连续的暴雨，让逊克县山洪暴发，双河奔腾咆哮如脱缰的野马。河水冲毁了岸边的农田，冲跑了摆在地头的战备电线杆。正在双河大队插队的上海知青金训华，奋不顾身地跳进河水里捞电线杆，然而无情的江水把他卷进翻滚的恶浪，再也没有回来。
消息传到中南海，周恩来总理很难过，他指示要处理好烈士的后事，并要求派作家把金训华的事迹写成小说，向全国推广。周总理的指示层层传达，上海文艺出版社到黑龙江省组稿，他们到当时的省文化局创作评论室请求帮助，负责创作工作的吕中山（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把这个采访金训华事迹创作小说的任务落实到哈尔滨市文联的驻会作家郭先红头上。
老郭日伪时期在山东老家渡过苦难的童年，祖母不甘心祖祖辈辈都当“睁眼瞎”，便把祖传下的银镯典当了作学费，让郭先红去读书，可惜家境贫困让他还没读到高小就辍学了。他14岁就进厂当学徒。解放后，在工厂当了主人的老郭继续学文化，一有空就动手写点儿东西，新生活总让他激动不已。1958年春天已经当了哈尔滨电表仪器厂车间主任的郭先红写了一篇反映工人自力更生的短篇小说《站起来的人们》发表在《北方文学》上，文学前辈茅盾先生看到后赞扬这篇小说“写得很好”，并推荐到《人民日报》副刊上全文发表。受长春电影制片厂之邀，他又改编成了电影，在全国上映。作为优秀的工人作家，老郭参加了1960年的全国第三届文代会，还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他在文学组的发言《在党的阳光照耀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来他被调到了市文联当上了专业作家。文革中老郭也受到了冲击，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突然接受了周总理的任务，激动得流下了眼泪。金训华的事迹他已从报纸上读到，对知青的任何消息他都很关注，因为这位6个孩子的父亲，已经有4个孩子下乡，有的插队，有的在兵团当农工，他时刻牵挂着他们。金训华的事迹让他感动，他觉得应该为这个英雄的青年写点儿东西，可没想到这个光荣的任务，这个周总理下达的任务能落到自己头上。
就在那年的冬天，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老郭坐火车到了龙镇，再换汽车到了黑龙江畔的小城逊克，再坐马车到了大山下双河边的双河大队。老郭知道知青的生活很艰苦，但没想到双河的条件这么差。这里的气温最低到了零下47度，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住在四面透风的土坯房里，十五六个人挤在一个大通铺上，盖着从家里带来的单薄的被子，晚上冻得缩成一团，戴着棉帽子睡觉，早上被头上都挂着霜雪。他们吃的是苞米饼子、苞米馇子，菜只有大白菜、大萝卜，汤里连点儿油星都没有。水井时常被冻住，吃水都困难，洗衣服更难，许多孩子都生了虱子。看了这些上海青年的生活状态，从小吃苦的老郭忍不住一阵心酸。这些来自大城市、年纪这么小的孩子，能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去，已经是奇迹了，还涌现出金训华这样为保卫国家财产敢于献身的青年就更可贵了！如果我不把金训华的事迹写出来，不把在边疆绝寒之地战斗的知青的生活和工作现状告诉社会，就是一个作家的失职。
老郭住进了知青宿舍，和他们睡一铺炕，和他们吃一锅饭，白天和他们一起下地干活，晚上一个个找他们谈心，了解金训华生前的故事，也了解他们的生活。知青们睡觉了，他还在灯下整理材料，写生活札记，停电后，他又点起了蜡烛或打着手电筒。知青们半夜醒来，看见老郭还在灯下挥笔，有时还看到他在流泪。老郭是个特别有感情的人，金训华和战友们的经历常让他热泪湿襟。孩子们并不知道，他因为工伤，一只眼睛已经失明，另一只眼睛的视力已下降到零点几了。
更多的时间，老郭当上了这些孩子的家长，他教他们如何糊窗缝，如何生火，如何穿戴更温暖防寒。青年们想家了，他为他们讲笑话，领他们唱歌，让他们开心；青年人中有了矛盾，他帮助化解，一直到他们握手言和。谁有了心里话，都愿意对他讲。他爱青年们，大家也爱他。他们都把老郭叫爷叔（上海话，亲叔），他们很怕冷，却把自己的狍皮褥子给爷叔铺上。虽然水凉得让他们害怕洗衣服，可爷叔的被单总是被他们洗得干干净净。细心的女知青下地回来，把在地里拣回的芸豆、黄豆煮好了送给爷叔吃。知道他深夜还点着油灯工作，当电工的知青想办法晚关闸半个多小时……
经过一年半的深入采访和体验生活，度过无数个不眠之夜，老郭终于完成了48万字的长篇小说《征途》。那是“四人帮”大搞“文字狱”特殊时期，既要如实地写出知青艰辛奋斗的经历，又不能突破“高大全”的模式，老郭费尽了心力。现在看来，这部书不可避免地留下时代的印迹，但仍不失为英雄主义的颂歌。这部产生于文化萧条时期的文学作品，在全国产生极大的影响，共发行了300万册，还翻译成外文向国外发行。全国各广播电台连续广播，吸引许多听众，有的青年就是听了这部小说，才到黑龙江下乡的。上海电影制片厂还拍成电影，观看这部电影成了当时的一个盛事。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那个严寒的季节，这部书给处于文化饥渴的2000万知青，送去精神食粮，送去慰藉和鼓励。当年也在黑龙江畔密林深处当知青的我，拿到这部书时竟激动得一夜无眠，先睹为快。当时对作家郭先红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没想到二十年后，我竟成了他在省作家协会的同事，与先生朝夕相处，他从未给我讲过当年写《征途》的经历，但他的一言一行都成了我作人和作文的楷模。这是后话。
书写完了，老郭回到了哈尔滨，但和上海知青的情谊却更深了。在以后的日子里，老郭成了双河大队的上海知青在黑龙江最亲的人，他们的家成了这些孩子在哈尔滨的办事处和联络站。他们统计过，那些年，老郭一家接待过到哈尔滨办事、看病和探家路过的知青有500多人次。人多时，他家的床上和地板上都躺着人。为了接待好知青，老郭为全家分了工：小儿子负责接站、买车票；大女儿、二女儿负责做饭；老伴负责给知青们拆洗和缝补；老郭负责对外联系，专为青年解决难题。那时双河的上海知青中流传着一句话：“有困难，就去哈尔滨找老郭叔！”后来我去过老郭家，只有两个屋，家里一帮孩子，生活很窘迫。当时他的收入也不高，经常接待知青，实际给他增加了沉重的负担，他默默地承受着。
大概是1972年9月的一天，天还没亮，老郭家的门就被敲开了，一个男知青哭着对老郭说：“黄德明快不行了，你救救他吧！”原来小黄在打场时因为劳累，倒在了扬场机上，整个身体都被绞伤了。大家把他抬到逊克县里，医院没有办法，他们又把他用拖拉机拉到龙镇抬上火车，颠簸了二十多个小时到了哈尔滨，可因为没有医疗关系，又没有熟人，各医院都不收，眼看着出血过多的小黄快不行了，他们就来找老郭。老郭边听情况边往医院跑，他一看浑身是血的小黄躺在走廊的担架上。他立刻去找在省中医院当医生的朋友傅广禄。傅大夫找到自己的老师，才安排小黄住进了医院，又在当天安排了手术。当黄德明从昏迷中醒来时，老郭就坐在他的床头，拉着小黄的手说，没事，过几天就好了。老郭的女儿为他端来热乎乎的饺子，盖在他身上的被子是老郭全家最好的。现在一说起这件事，已经五十多岁的黄德明还感慨地说，我这条命是郭叔给的。
如果说老郭救了小黄一条命，那么他救了曹平一生。小曹家境困难，性格又很内向，情绪时常低落。老郭在双河深入生活时，对他关心很多，他们成了“忘年交”。那年老郭和老伴去上海治眼病，正赶上小曹的母亲病危，他请人把老郭两口子叫到床前，含着眼泪说：“曹平就我这一个亲人，我死后，就把孩子交给你们了。我知道你们是好人，孩子交给你们我放心！”从此，老郭把小曹当成自己的儿子，时刻关心着他的成长和进步。无论下乡时，还是返城后，老郭对他大事小情的过问和帮助，比自己任何一个孩子都多。曹平和妻子陶建华（也是双河的上海知青）也把老郭老两口当成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