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朱熹与岳麓书院
2002年6月，我们的笔会从广东韶关、江西大余，一直开到湖南郴州。会后，我又从郴州去了长沙。去长沙的目的就是了却多年心愿，拜访岳麓书院。岳麓书院兴于唐末五代（约958年），由智璇等二僧办学，盛于宋。在中国书院史上，岳麓书院声名显赫。它与同是兴于宋初的河南登封“蒿阳书院”、河南商丘“睢阳书院”以及江西庐山的“白麓洞书院”，并称中国四大书院。
然而岳麓书院不仅是四大书院之首，而且无论是历史或影响，它在中国所有的书院中，也堪称领袖群伦。晋时陶侃、唐时刘禹锡，曾于此结庐读书。南宋朱熹和张拭在此交流学术。明清以来讲学或就读于此的有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谭嗣同、梁启超、黄兴、蔡锷、蔡和森等。1916至1919年间，青年毛泽东曾数次寓居这里，从事革命活动，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岳麓书院占地2.1万多平方米，主体建筑分讲学、藏书、供祀三大部分，气势宏伟。中国古代书院，大多都在山林而远离城市，并多为背山面水，背负丘山而胸怀江河或湖泊。岳麓书院高枕在岳麓山上，湘江水为襟带，一溜沿山坡而建的青瓦粉墙，两侧高悬“纳于大麓，藏之名山”的联语，让人恍若置身在杜牧的“停车坐爱枫林晚”的意境中。
我在湖南省文联江学恭先生和王广照先生的陪同下，进入岳麓书院。从前院到后院，我都被这千年古学堂所积累的浓重文化氛围震撼着。不敢大声说话，不敢贸然行进。后院一座八角形亭内，铁栏围护着一方硕大的“麓山寺碑”，它出自唐代著名书法家北海太守李邕的手笔，文词华茂，字体秀劲，刻工传神，号为“三绝碑”。而亭侧的池塘水淸如镜，是山间百泉奔赴所汇。我们小憩于池边石凳上，清波养目也洗心，顿觉四周尘俗之氛尽扫，胸中欲念倶消。南宋大思想家朱熹有诗曰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当年曾与张拭联袂，在御书楼宽大的讲堂讲学。听者风涌云集。如今两张讲桌置于正中的《岳麓书院记》屏风之前，左右两壁嵌有朱熹手书的“忠孝廉节”四字石碑。说起朱熹，我的思维便活跃起来。朱熹一生沉沉浮浮、坎坎坷坷、对对错错。朱熹是把中国书院文化推向顶峰的人。然而朱熹没有孔子的七十二贤人，他临终时门人散尽，连找个抄书稿的人也找不着。这与他的政治倾向有一定关系。朱熹是做过官的。但他对抗金的态度很摇摆，先主战，后来又主和。他砸过秦桧祠，后又吹捧秦桧。朱熹的主和，虽然不是卖国，却给人留下了非议的话柄。以至于临终前的凄苦，一如杜甫诗中曰：“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他左眼全瞎，右眼模糊，臂痛腹胀，泄海不止。肉体上的自身摧残，加上精神上又担心权臣们对他的加害，还有最让他放心不下的那本尚未编修完的《礼书》。因此，朱熹是在惶惶不安中离开了人世。为他送终的，只寥寥数人。他活着时，也许没想到死后会有那么高的谥号，会成为孔孟之后儒学的第三人。
从前儒学的最大价值方面，是主导了中国的思想。然而儒学也有受佛、道挑战，取而代之的威胁。朱熹正是在儒学面临危机的时候，吸取佛、道的精粹，重铸儒学，完成儒学中兴的使命。应该说，儒学对中国既有贡献又有巨大的消极影响。它创造了伦理亲情的中国文化，但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又蘸着儒家仁爱的水，磨一把道学杀人的刀。今人想到朱熹，对他的“克人欲，存天理”仍然会产生痛恨，甚至会为那些烈女祠、贞节坊的女人们抱不平。不过，朱裒也有值得让人尊敬的地方。他一辈子都在倡导修身养性，君子人格，其思想影响了后代知识分子的讲节气、讲境界、讲奉献。
我们出院门时，抬头了望“赫曦台”。据说朱熹、张拭讲学于书院时，晨起常登山观曰出。故名岳麓山顶为“赫曦”。张拭筑台，朱熹题额。然而几经沧桑兴废，后来只好移置于院门内。岁月如梭。古老而沧桑的岳麓书院，早已让时光之水洗涤了朱熹为封建制度鼓吹的学说，剩下的也许就是这个“赫曦台”，还有世世代代的一点细怀。
2.采菊东篱下
毎年秋天，我都会去柳浪闻莺看菊展。每次在菊花前徜徉，又都会想起陶渊明。仿佛这满园的菊花，就是晋朝陶渊明栽种的菊花。因此这菊花在我眼中，便有了品格和幻想。
我知道陶渊明年轻时想做官，并且做过官的。他少年时有诗曰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到幽州。”只是陶渊明生活的时代，官场腐败，社会奢靡，纸醉金迷的日子，让石崇、王惜斗富的侈浊之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陶渊明看不惯官场的腐气和淫逸。他一身正气，刚正不阿，把大印挂到彭泽县的大堂上，辞了官，一身轻松地走出来。“不为五斗米折腰”，这是他的气节。人是要有气节的。为了这气节，他心甘情愿地耕种为生。这使他与土地有了亲密的关系。于是他一边耕种，一边在泥土中寻找他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一种境界。据说陶渊明后来穷得没饭吃，没酒喝，但他采菊东篱下—种的菊花，却清气朗朗地影响了中国的文学。
如今是一个商品经济的时代，满世界物欲横流，能耐住寂寞的人，终归不多。像陶渊明这样归隐田园的，更需要一种哲思和境界。辛弃疾在《水龙吟》中曰：“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吾侪心事，古今常在。”假若陶渊明未死，我想在这个商品经济的社会，他也一定在菊花之间，以一种清傲之气面对无尽岁月。他绝对不会遁入空门，去做和尚。他对佛教的态度，表露在一首《和刘柴桑》的诗中。诗曰：“山泽久见招，胡事乃鋳踏？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良辰入奇怀，挈杖还西庐。荒途无归人，时时见废墟。栖栖世中事，岁月共相疏。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刘柴桑，原名刘遗民。是陶渊明故乡柴桑县的县令。他那时十分迷恋佛教宣扬的净土，邀请陶渊明去“山泽”，这许是刘柴桑等一批人，在意远大和尚的领导下，结社念佛时的事情。元兴元年，庐山上佛教活动非常热烈。然而，陶渊明婉拒了他的邀请。陶渊明诗的言外之意，显然是说求佛毫无意义，四大并不皆空，人世还是值得留恋的。为了生存必须劳作，但不必追求物质享受。
陶渊明的这种人生态度，影响着后世不少文人。我也不喜欢都市生活所带来的种种过分的享乐。一味地追求享乐，会丧失意志，让人变得平庸。倒是寂寞与孤独，能使人宁心静气，思悟得远一些。譬如陶渊明在《和刘柴桑》一诗中，道出了人的一生就是一个走向废墟的过程。所以，他认为“但使愿无违”，想干自己愿意干的事情，便是最好的。
昨天，我在花市买了两盆金黄的菊花。忽然想起著名的《归去来辞》中的话：“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于是想，陶渊明很少游历名山大川，他参透世事，“哲人舒卷”，只要日日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情，便是他最幸福的生活了。
3.想起孔子离婚
现在无论哪一个国家，离婚率都居高不下。一对新人甚至会在结婚登记的第二天，便气呼呼地宣布离婚。我的邻居阿梅就是为了芝麻绿豆的小事，刚结婚就闹着要离婚了。如今的女子，已不是旧时代的女子。她们有较强的自主意识，崇尚自由、追求独立，那些“三从四德”的古训，早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婚姻已不再被她们看得神圣。当然闹离婚并不一定都是女方，也有男方的。
离婚率的不断上升，让我追本溯源，想起了孔子的离婚。孔子是圣人，也是凡俗之人。一生过得并不滋润。想在政治上建功立业，却未能成功。想家庭生活幸福美满，却有兀官氏这个唠唠叨叨的妻子。于是，他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他有众多热爱他的弟子，却还要不顾一切地奔走呼号他的神圣理想。
应该说，游走于诸侯之间是一种悲壮的举措。他必须首先承受屈辱、艰辛、寂寞，还要有斩钉截铁于道的牺牲精神。当然，孔子正是有了这样的牺牲精神，才能够车辚辚、风萧萧、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地周游列国。尽管有时他也会失望、痛苦、对自己产生酒后起舞怀疑，但面对汹涌奔腾的黄河水，他会让这种不良情绪如水般奔流而去。然后再面对肃立无言的高山，沉思着说知其不可而为之。”作为孔子妻子的兀官氏，确实没有办法理解孔子的这一悲壮举措。她也许会大声叫嗤你儿子不管、家务不做，你读那么多书，怎么就弄得像个丧家犬，你给家里带来什么好处？”孔子注重精神生活，无奈被妻子唠叨得心生厌烦，便脱口而出：“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于是，一气之下休了兀官氏。
其实古代休妻并不随便，必须有足够的理由。礼书中有“七出”规定。“七出”是指妻子在七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有问题，丈夫就有权“出妻”，宣告解除婚姻。“七出”的具体规定为：1、无子；2、淫佚；3、不事父母；4、多言；5、盗窃；6、妒嫉；7、恶疾。古代休妻，男人显示着尊严、地位和权力，而女人只能独自咀嚼着一份辛酸，一份不为外人知，亦不足为外人道的辛酸。所以兀官氏的辛酸，满腹诗书的孔子也是难以沟通与理解的。
孔子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然而他似乎只修了身，却没能好好齐家。他对兀官氐并不宽容，休掉她后也不能像朋友那样对待她。甚至到她死了，儿子哭母他都很不高兴。他儿子名叫鲤，字伯鱼。《礼记》载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依照当时的礼法，离婚的女人死了，子女不能参加丧礼。所谓“为父后者，为出母无服”是也。这是古人很没有人情味的一面。孔子倒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人，但独对兀官氏不讲情面。因此，孔圣人在个人情感生活面前，也未能免俗。
孔子平时对衣食住行，大抵持一种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的态度。他并不排斥物质生活。但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不可兼得的时候，孔子一定偏重精神生活。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孔子尚中庸，若不是实在与兀官氏过不下去，他是绝对不会离婚的。不过，离婚对孔子来说是一种解脱。他的精神生活，由此而逐步深化地浸透在“智、仁、勇”这三个方面。
4.但愿长醉
前不久去云南彝州，彝州是一块神奇古老、美丽富饶的土地。数千年前，彝族先民就创造了自己的文化。那文化中，酒与歌舞是他们比较突出的民族文化之一。当你进入这片土地，族民们载歌载舞迎接你的是牛角酒。牛角酒是贵客临门时，必敬的一杯酒。如果你不会喝酒，正在鋳踏时，穿着彝服的阿表妹便用嘹亮的嗓子唱起：“阿表妹端酒啊，阿表哥拿酒来，阿表妹喜欢不喜欢也要喝，阿表哥喜欢不喜欢也要喝。喜欢哩也要喝，不喜欢也要喝，管你喜欢不喜欢也要喝！”那几天在彝州，仿佛做了几天“酒仙”，真正有点“但愿长醉不愿醒”的味道。于是想，如果没有酒这世界将会失去多少乐趣？因此，我非常感谢仪狄和杜康这两位酒的鼻祖。没有他们，谁知道世界上还有酒这么好的东西可以陪伴寂寥的人生？说起酒，话就多了。人们会想起唐朝大诗人李白。李白的喝酒是出了名的。杜甫曾为李白写过一首诗曰：“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有过昙花一现的荣耀，但一生落魄潦倒，在他眼里天子、权臣不算什么。酒的豪情与高傲，使他在虚幻的追求中，胸怀壮志、孤清耿直却落得靠友人接济过日子。自然，友人替他沽酒也感到荣幸。
唐朝的风尚，骆驼与诗歌在黄河旁凝固。胡沙漫天时，李白梦中雄心勃勃的酒，日倾三百杯，没有人能胜过他的酒力。而诗就从他的指间流出来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李白的“愁”总是特别多。他过得很不开心，却是真性情。他说：“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李白的大半生，是在漫游江海及隐居山林中度过的。他以酒为最体贴的知己。他的诗大多是自己的亲身经验。诗与酒，陪伴了他一生。据传，最后，他在洒中死去。《唐摭言》中曰李白着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这样的死，死得美丽朦胧。死在自己钟爱的“知己”里，也是值得了。
除李白，自号“醉翁”的北宋文人欧阳修那种写意的“醉”，很让我喜欢。欧阳修以一篇《醉翁亭记》震撼千古文坛。他本来是不饮酒的。庆历五年〈1045因支持范仲淹等人的新政，且不避怨谤，敢于揭露官吏的阴私，因而得罪了守旧官僚左丞相夏竦等人。这些人利用他甥女张氏犯法一事，在皇帝面前诬告他。皇帝听信谗言，将欧阳修以河北都转运按察使龙图阁直学士罢知滁州。
人生不得志，使许多文人与洒结成不解之缘。欧阳修也不例外。但他不是借酒浇愁，倒似乎是放达自适，在精神上站到了一个新的高处。应该说，滁州太守是个闲官，这就足够让他有时间饮酒游乐。十年前，他批评过那些遭贬后“傲逸狂醉”的人，如今自己却以“醉翁”自诩。不过他这“醉翁”，不是沉酣于酒，溺迷于酒，整天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的洒鬼。他“饮少便醉”。“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可见他是很写意的心醉、意醉、神醉。真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让后人赏之、悟之、思之。
从彝州回来后，我没有再喝过酒。可每每坐在案头，都有一种醉意朦胧的感觉。仿佛是饮亦可醉，不饮亦可醉了。
5.拜谒韩愈祠
那年去广东潮州，东道主第一天就带我们去观赏“潮州八景”之一的“鳄渡秋风”。
那里有小巧玲珑的一个亭子，有“祭鳄台”，还有唐朝大散文家韩愈的著名散文《祭鳄鱼文》碑。看到这块碑，我便恍恍惚惚仿佛穿越时空站在唐朝的阳光下。
公元819年（唐朝元和十四年），韩愈因措辞尖锐激烈，上表谏唐宪宗不要迎佛骨，同时建议僧人还俗，从事稼穑，触怒了龙颜，唐宪宗便要韩愈以死抵罪。幸得贤相裴度和崔群为之求恕陈情，才使他免于一死，被贬为潮州剌史。然而在携家眷赴潮洲途中，他的小女儿不堪颠沛之苦，因病而死。由于客观原因，他无法呼天喊地以怨谪贬。因此他为爱女写的悼文，没有为侄子写的《祭十二郎文》那样淋漓尽致、直抒悲痛。不过，在表面淡淡的文字叙写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韩愈真情深刻的悲痛。那是一种在特定环境中，需要隐忍、克制的悲痛。其表现方式，只是与《祭十二郎文》不同罢了。《祭十二郎文》在形式上，突破了过去祭文多采用韵文的格局，遵循了内容决定形式的法则，被《古文观止》说成“祭文中千年绝调”。
公元793年（唐朝贞元年），25岁的韩愈中乡贡进士（由州县考试推选者叫乡贡韩愈一生大半为官，但由于卓尔不群，鲠言无忌，故被当道者视为异己。奸小之中，屡屡落井下石。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关中大旱，饥民受难，他奋笔奏表朝廷（《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呼吁拯救百姓，极论宫市（宫中经商，实为官倒结果由监察御史贬为南粤阳山县令。这是他第一次遭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