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袁绍是河北的大军阀，军事实力最强，在讨伐董卓之时是联军首领。袁绍被推举为联军首领，除了凭借较强的军事实力之外，还凭拥有招才容贤的虚名。刘备兵败投靠他时，他以不失大义之名，对刘备的出于个人利益的意见言听计从，而对他部下的忠勇善断的谋士田丰等人则忌恨有加，不仅听不得一点儿他们的意见，反而一再地仇视、打击他们。足见他的“外宽”，不过是摆摆样子，图个虚名罢了。殊不知，正是这种虚荣心使得他伐曹大败，还损失了一名有用的谋士。
袁绍的“外宽”，有他英明的一面。
【智慧金言】
刘备兵败犹如丧家之犬时，是他收容了刘备。但应该说，“外宽”只是个手段，不是目的。“外”是为了“内”，是为自身的事业做得更好，而不是要许多虚有的名誉挂在自己头上。这非但不是好事，反会使自己看不清真相，眼前只有一个迷幻的光环。“内忌”则会使自己渐渐地失去人心，使忠诚有谋之士日益远离自己。袁绍没有这样高的眼光，所以，田丰等人的忠诚报国之心被他误解和伤害了。到兵败之时，刘备跑了，他身边的忠臣都让他杀光了，他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用人擅长搭配
重用一人就算会屡建奇功，于大局的作用也不是特别大。重用众人则可以带动一大片，从根本上改变局面。刘备将赵云、黄忠搭配双双重用，一起来汉水与曹操对决。赵云与黄忠果然配合极佳，互救互进，强强联手打败了曹操大军。刘备善用众人，而非只善用一人。
《三国演义》第七十一回《占对山黄忠逸待劳据汉水赵云寡胜众》讲刘备连胜了曹军好几仗，又派黄忠和赵云一同到汉水边驻军。赵云与黄忠商议好黄忠先发，由他接应。赵云在营中，看看等到午时，不见忠回，急忙披挂上马，引三千军向前接应；临行，谓翼张曰：“汝可坚守营寨。两壁厢多设弓弩，以为准备。”翼连声应诺。云挺枪骤马直杀往前去。迎头一将拦住，乃文聘部将慕容烈也，拍马舞刀来迎赵云，被云手起一枪刺死。曹兵败走。
云冲杀入重围，又一支兵截住，为首乃魏将焦炳，云喝问曰：“蜀兵何在？”炳曰：“已杀尽矣！”云大怒，骤马一枪，又刺死焦。杀散余兵，直至北山之下，见张、徐两人围住黄思，军士放困多时。
云大喝一声，挺枪骤马，杀入重围：左冲右突，如人无人之境。
那枪浑身上下，若舞梨花，遍体纷纷，如飘瑞雪。张、徐心惊胆战，不敢迎敌。云救出黄忠，且战且走。所到之处，无人敢阻。操正奔走间，忽刘封、孟达率二支兵，从来仓山路杀来，放火烧粮草。操弃了北山粮草，忙回南郑。赵云占了曹操大寨，黄忠夺了粮草，汉水所得军器无数，大获胜捷，差人去报玄德。
赞曰：
手下和睦，
我便有福。
兄弟有难，
誓死相扶。
刘备心知：搭配两个合拍的人行动，效果大佳。
重用一人不如重用众人。
重用一人就算会屡建奇功，于大局的作用不是特别大。
刘备将赵云、黄忠搭配，双双重用，让他们一起来汉水与曹操对决。赵云与黄忠果然配合极佳，互救互进，强强联手打败了曹操大军。
刘备善用众人，而非只善用一人。
刘备名言：“勿因恶小而为之，勿因善小而不为。”
这是对自己的警策，讲凡是恶的大小都不为，凡是善的大小都应为。今日为一小善，明日可为一大善。
刘备在用人上也是这样，手下有一小善，他也重用之。因为他知道，今日之小善，即是明日之大善也。
刘备临死对诸葛亮交待后事，历数了马良、法正、费祎等人的优点，建议诸葛亮继续重用。
刘备这一高明的手法为诸葛亮心领神会，于是才有了刘备死后蜀汉依然兴盛的局面。
马良、法正、费祎，只是小才，刘备以对大才的规格重用他们，焉得不卖力卖命，又焉得不激发出他们的智慧，努力做得更好。
赵云、黄忠，大才也，刘备更加重用。
刘备的五虎上将中，关羽最骄傲，最不能团结人。当初刘备新收了马超，关羽就要擅离岗位远来成都与马超比武，被诸葛亮以美言止住了。
后来刘备称王，按军功封了五虎上将，关羽又认为黄忠老弱无能，不赞成这种封法，又亏得诸葛亮调停，才不至于内扛。
其实老黄忠不减战国时廉颇之勇，百分百当得起上将之名。比如这次打汉水，与赵云协同作战打败曹操，其功在关羽之上。
关羽不懂得配合。什么都一人包揽，他这一毛病害死了自己。
关羽守荆州，认为自己打遍天下无敌手，不要其他大将呼应、帮助，以致使荆州渐渐成为一个孤岛，最后被孙权设计拿下。关羽自己也败走麦城，身死敌手，可怜关羽到死时都没人救他，更可怜关羽到死都不知道悔改。
关羽临死大骂孙权，认为自己的死只是“误中奸计”而矣。试想你与自己人是团结的，互相有个照应。又怎么会轻易误中奸计？
张飞也死于与手下不团结。关羽被害，张飞的报仇心切，每每痛饮酒醉后就毒打手下解气。
须知手下也是人，人家要除你免难，其害很正常！
关羽生前看不起黄忠，偏偏是黄忠杀了关羽的仇人，为关羽报了仇，可见黄忠心胸很大，在关羽之上。
关羽张飞不成器，是刘备纵容兄弟的结果，这一点刘备本人应负责任。
赵云黄忠成大器，是刘备的高明之处。
小才尚且重用，何况大才。
作为管理者最乐于看到的就是手下人才济济，各有专长，并且能很好地搭配，不内讧，不独进，一件事安排下去。各单位紧密配合，合作完成。
手下和睦是管理者之福。
手下不和是管理者之祸。
【智慧金言】
刘备曰：
重用一个人才不如重用两个人才，重用两个人才不如重用一群人才。做事不分先后，但要分主从，从大才中挑选一人领头。
允许手下争功，不许手下不和。
心永远倒向年轻人。
个人智慧垄断，危害多多
在用人方面，刘备尽管也有不当之处，但他在有些地方，却比诸葛亮要强些。
刘备时期，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赵云、马超为爪牙，许靖、糜竺、简雍为宾友，其他将领还有李严、吴壹、魏延，可谓人才辈出，而且大都可以独当一面，发挥各自独特的作用，而在诸葛亮时期，就明显地众星寥落、诸葛亮看似孤月独明一般了。
总之，诸葛亮在用人方面，大体存在的问题可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1）在选拔人才方面的缺失。
诸葛亮偏爱谨小慎微的人，而对那些同样有特长的雄才俊士，则比较求全责备，宽容度差些。比如，李严与诸葛亮同受刘备托孤，又都是两大辅政大臣，才能与资历可说是不相上下的，李严只是因为犯了一点小错，就被贬为平民，流放终生；又如廖立，他因有才，而自诩为诸葛亮第二。一次长沙失势，就被“闲散”置之，并放逐汶山：还有对刘封，诸葛亮说他是“刚猛难制”，劝刘备借他的上庸之败而扫除他。其实，只要使用得当，这些人才是可建功于后世的。
还有需要说明的一点，诸葛亮一直没有选拔任用一个才能超过他自己的人。他从下层虽然也提拔了一些人，如蒋琬、董允、杨洪等人物，但这些人仿佛比诸葛亮更加谨小慎微，在他们身上缺少一种开拓进取的精神。
所谓的嫉妒，尤其是对比自己高明的人，或许是人的一种本性，但身为领导，却决不能对下属产生嫉妒之心，即使有这种心思，应将其变成忧患意识，努力提高自己的领导能力，因为领导不需要亲自冲锋陷阵，只要能驾驭下属即可。而诸葛亮始终缺乏一种善待有才能特别是有可能一方面或多方面超过自己的人才的勇气，像李严、魏延等有才有功之人，不仅得不到重用而且还受排斥打击，甚至被杀戮的下场。
诸葛亮的失败，主要失败在定位上面。《道德经》这样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力，自胜者强。能够成为领导者的人，往往都是能人，是能人往往就会有一种难以抑制的一试身手的念头，但是，成功的领导者都是能清醒地认识自己定位的人，都是把握梯子方向的人，而不是在所有方面都是最强的人。正如汉高祖刘帮所说：谈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粮饷，保持运粮道路畅通无阻，我不如萧何；统帅百万大军，攻关夺城，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人中豪杰，而我能任用他们，这就是我之所以能取得天下的原因。
遗憾的是，与刘帮相比，项羽至死也没有找到他失败的原因，而是简单地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众所周知，项羽只是一个英雄，而刘邦却是一个成功者。
所以领导者必须具备这样的能力：你不一定做最强者，但一定要让最强者为你工作，你不需要成为英雄，但一定要成为成功者。
一个好领导不一定要在各个方面都比别人强，但一定要具有调动下属积极性的能力。不授权的领导不仅对领导者本人不利，下属也会有一种不被信任之感，不能发挥独立创造性，也会影响工作的积极性。
（2）在培养人才方面的缺失。
举一个例子，诸葛亮第一次用兵博望坡时，他以“恐关、张二人不肯听吾号令，为由向刘备“乞假剑印”，从而掌握了军政大权，之后的战术分工更让人琢磨不定，张飞只管“纵火烧之”，关羽“放过中军”，“纵兵袭击后军”，关平、刘封负责“预备引火之物”，赵子龙领受绝对不抵抗的命令“只要输，不要赢”，刘备原来的师爷孙乾则是“安排功劳簿”，这种战术仿佛抹杀了民主决策性，将帅没有发挥和锻炼的机会，只剩下了诸葛亮的个人智慧垄断。这就使得后来蜀汉政权内部对诸亮葛的绝对依赖，广大谋士及将士缺乏谋略主张，造成蜀汉高层领导人才的后继无人。
刘备重用诸葛亮时，诸葛亮主要是坐阵成都。方法施废，整理戎旅，是他的特长。刘备死后，诸葛亮事必躬亲，出将人相，独力支撑，无形之中压抑了人才的成长。历史上如萧何荐韩信，管仲举王子城父，都是用他们的长处来补救自己的短处，而诸葛亮兼有萧何与管仲之才，却没有萧何、管仲用人之智，一生劳碌奔波，而未能大业。
再来看看他所培养的主要接班人，其实一直没有得到实际工作的全面培养和锻炼，所以一旦诸葛亮撒手西归，蜀汉从此再无独挡一面的人才了。
这说明，培养人才是领导的一项重要的职责，不论领导者将来晋升或退位，总是要有人才接替的，而培养人才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聪明的领导，除依靠自身的才智外，更要借助别人的力量。培养人才还便于加强下属的参与意识，将繁琐的较小的工作交给下属完成，而自己应以主要的精力用于战略及策略的研究。
（3）在使用人才方面的缺失。
刘备病危时，白帝托孤，诸葛亮受命于危难之中，以他的卓越才能稳定了局势，并在“科教严明，赏罚必信”、“奖励农桑，与民生息”等正确政策下逐渐恢复了元气。
其后的两年中，“六月渡泸”、“七擒孟获”，安定了后方；渐渐又开创了一个“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积蓄饶”、“吏不容奸，人怀自励”的良好的新局面。
公元227年春，诸葛亮率十万大军“六出祁山”，开始了艰难的北伐战争的序幕。这场战争前后经历了六七年，可惜的是最终失败了。
从一开始，诸葛亮就失人失策。当时蜀军虽锐，但在兵力数量上处于劣势，在战略地位上为险峻的秦岭山脉所阻，宜守不宜攻。在这种情况下，应出奇制胜，速战速决。而看似料事如神的诸葛亮谨慎到了近乎迂腐的地步。那么，当时有没有人提出过更可行的战略方案呢？有的。
诸葛亮初出祁山前，“起于卒伍”的名将魏延就曾对北伐的路线提出过异议。他根据敌我地形、战术原则等因素提出：“闻夏侯懋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懋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吏、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这可算是个比较周全的战略方案。如果采纳这个方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精兵奇袭，直捣长安，再在斜谷大军配合下，胜利是很有希望的。就是诸葛亮的主要对手司马懿在事后也说：“诸葛亮平生谨慎仔细，不肯造次行事。他却不知吾境内地。若是吾用兵，先借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其实魏延的主张是对的。而孔明把这斥责为“轻躁冒进”，既不用魏延其人，也不用其策，丧失了大好时机。
诸葛亮对魏延一直存在偏见，所以不采用他的建议，而执意要用自己那个“万全之计”，竞将“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马谡任为先锋主将，还强调“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无虞”，兜一个大圈子，自汉中向西绕道阳平关，再武都、天水、祁山，使十万大军在崇山峻岭中缓慢地前进，使众将士的体力和粮秣消耗在长途跋涉之中。从而使魏方得以喘息，从容地做好迎战准备，深沟高垒，以逸待劳，致使蜀军失去时机。马谡终于大败，街亭失守；孔明唱了“空城计”后南归。
其实，街亭之失并不全是马谡的错，诸葛亮要负主要责任。从地理位置看，街亭既是当时的战略重地，街亭之战也是关键性战役。街亭失，“进无所据”，退无所守，只得被迫放弃已取得的陇西三郡，退守汉中，整个北伐都失败了。
照理说，诸葛亮应亲临前线督战，但他并没有去街亭；他的指挥部应设在街亭附近，但却设在远处的祁山，当时通讯那么落后，他怎么可能直接指挥呢？
诸葛亮虽在事后作了“自我批评”，请将自己贬为右将军行丞相事，并杀了马谡，但诸葛亮只承认自己“用人不当，有乖先帝之明”，并没有真正总结他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就是对“用人不当”时，他也没想起魏延及他的建议。
其后，在北伐中，诸葛亮仍因循原来老一套的进军路线，不敢取“循秦岭而东”、大胆深入敌后的战略。结果只能是在司马懿坚守不战的对策下使蜀军呆望于坚城之下。
这说明孔明一生确实谨慎到了谨小慎微的地步。不仅在战略战术上，还有用人标准上的“偏颇”和“求全”。尽管他在用人上比较能不拘一格“贤任能”，如拔庞统、蒋琬于小县，起杨洪、何祗于郡吏，但他的“一生唯谨慎”的作风，对于那些有点个性和雄才大略的人却是忽略和疏远了。魏延有“不肯下人”“又性矜高”的毛病，但他是人才，不是奴才，而诸葛亮始终只是用其人而不信其人，仅作为借用力量。这种存在戒备的用人态度使之失去了“股肱”之助。
还有，诸葛亮对待刘封的“刚猛难制”，也是一样。
诸葛亮即劝刘备因其上庸之败而趁机剪除。其实刘封倒是一员可信用的战将，后来刘备为此也很后悔。对有点自高自大，自诩“宜为诸葛亮之贰”的廖立，他虽也曾赞誉过他是可与庞统相比的良才，可是长沙一失之后就把他冷落在一边。后又因他发了点牢骚，如说孔明“不任贤达而作俗吏”，就被放逐汶山，老死蛮荒。
对马谡也一样，先是欣赏他在“南战”中提出的“攻心为上”的策略，认为他是有为的人才，而对刘备托孤时所说的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意见欠考虑，对其失守街亭亦处置过严。
东汉末年是争城夺地、群雄竞起的年代，诸葛亮在选拔人才和使用人才上还算得上古代政治家中的高明者，但比起同时代的曹操、孙权、刘备就差了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