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61年贵州首先驱逐外国传教士开始，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怒火迅速燃遍湖南、江西、四川、江苏、安徽、河南、直隶、内蒙、云南、西藏、福建和台湾等省区。1870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传教士在天津建立教堂后，他们就以慈善为名，大批收容幼孩，甚至收买幼孩。一些被传教士收为教徒的地痞流氓，四处拐骗儿童，使天津丢失小孩的案件接连不断。天津有小孩的人家整日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
1870年，天津连续破获了几起拐卖小孩的案件，全与教堂有关。案犯张栓、郭拐供认是修女让他们干的。另一女犯武兰珍供认是受教民王三的指使拐骗小孩的。并说共有8个人在拐骗小孩。人们知道此事后，极为气愤。他们要求地方官惩办案犯。6月19日，天津地方官带着受害家属的呈文，找法国领事丰大业控诉，并要求搜查教堂。丰大业不仅矢口否认，且态度还极为蛮横。侵略者的嘴脸使天津人民无法忍受。他们在大街小巷里贴满了控诉侵略者罪行和要求惩办罪犯的揭帖。
1870年6月21日早晨，天津主要官员在人民的支持下，按事先双方的约定到教堂查看对质。可是，教堂却隐藏了罪证，致使无法查看对质。在这期间，教堂里的教徒竟然仗势与前来探听结果的群众逞凶，双方发生冲突。丰大业让通商大臣崇厚派兵来驱赶百姓，但是，崇厚却只派了几名巡捕。丰大业见了十分恼怒，手提双枪与手执利剑的秘书一起去找崇厚。
当丰大业气势汹汹地来到通商署后，一边用剑朝桌子上胡劈乱砍，一边朝崇厚大喊大叫道：“乱民想要我的命，我就先要你的命。”说着举枪就向崇厚开了一枪。崇厚一闪，子弹擦肩而过。这时，已气极败坏的丰大业又朝着崇厚手下的人乱砍，并劈毁屋内设施。之后，怒气未消的丰大业准备回到领事馆，崇厚见外面百姓都满面怒容，怕再出什么事，就劝他别回去。但是，骄横惯了的丰大业毫不在乎地说：“我不怕中国百姓。”扬长而去。此时，正遇天津知县刘杰迎面走来，丰不由分说，抬手就向刘杰开了一枪，打死了刘杰的随从。丰大业的秘书也举枪向群众射击，猖狂到了极点。积忿已久的群众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群起攻向丰大业及其秘书，并打死了他们。紧接着，又鸣锣把群众聚集一起，火烧了侵略者侵占为领事馆的望海楼和河楼教堂，杀了里面的洋人。之后又渡过浮桥来到天津东郊，救出了仁慈堂中被教士收容和拐骗的幼孩，杀死修女，火烧了教堂。一路上，他们高喊：“杀洋鬼子，先杀法国鬼子。”天黑回来时，他们又拆毁了英美的4处教堂。
在这次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中，激愤的群众共杀死了1名法国领事，3名随员，法国教士和修女12人（内有其他国籍人员4人）法国居民2人，误杀俄国居民3人，焚毁法国天主教堂2处，法国领事馆1所，并毁坏了英美教堂4处。
教堂收容幼孩，也收容成人。这些幼孩和成人是“但见其入，而不见其出”，被传教士虐待而亡。教堂常常趁黑夜将死者草草掩埋。在焚烧教堂的当天，仍查出剩下的活人约有男女150余人，幼孩80余人。
天津教案发生后，驻北京的法、英、美、俄、比、德、西等7国联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以战舰结集天津海口及烟台一带示威，逼令清政府“惩戒中国官民”。法国海军提督甚至疯狂叫嚣：“十数日内再无切实办法，定将天津郡作为焦土。”法国公使罗淑亚赶到天津，对清政府大肆进行要挟，提出种种苛刻条件。要求赔款白银二三百万两，要求杀死天津提督陈国瑞、及天津府、县官员张文藻、刘杰3人以抵命。昏愦虚骄、一向媚外的清政府在列强的威胁下，急忙调派正在保定养病的直隶总督曾国藩到天津处理此案。最后，他们拟出了一个“正法之犯20人，军徒各犯25人”的名单。而这些被杀害的群众全是挺身而出保卫天津安全的无辜百姓。天津知府、知县被革职充军到黑龙江效力赎罪，赔偿抚恤费50万两。并派崇厚赴法国道歉。
曾国藩虽然对外妥协，惧怕列强，但他也十分清楚天津教案的真实经过。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凡教中案犯，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不问是非，曲庇教士。平民愤郁愈甚。”并说：“百姓与他们发生争斗，实在是丰大业对官吏开枪所至。”
天津教案以清政府屈辱投降和无辜群众被杀而结束。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沉默，他们继续进行反侵略、反洋教的斗争。在天津，百姓把侵略者的罪行和人民的反洋教斗争等印成宣传画传扬出去。还有将图画印在扇面上，流传市面。天津人民对20位为教案而殉难的牺牲者，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在牺牲者被害的那天，群众沿街游行，在队伍中扮有数目相等的无头鬼，从教案发生的浮桥的旧址经过，穿过天津城与望海楼之间横跨海河上的金钢桥，到牺牲者就义的刑场。人们称10月19日为“鬼节”。
天津教案以侵略者获得满意的结果而结束了。而那些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在发动了官役、兵丁、团勇等其他阶层的人们起来驱逐侵略者，反对洋教的运动后渐渐地退了出去。但反洋教运动已卷入了越来越多的下层群众，反洋教运动并没有因他们的退出而停滞，仍继续向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