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最初的监狱生活
在1898年的大逮捕中托洛茨基被逮捕，但不是在尼古拉耶夫，而是在一个名叫索科夫尼克的大地主庄园里，施维戈夫斯基在这里当园丁。托洛茨基是从扬诺夫卡返回尼古拉耶夫途中路过这里的，身边带有一个大公文包，里面装满手稿、宣传画、信件和各种各样所谓“非法”材料。夜里，施维戈夫斯基把这一包危险品藏在一个卷心菜地窖里，早晨，他要去种树，就拿出来交给托洛茨基以便工作。就在这时宪兵窜了进来。施维戈夫斯基当时正在过道里，赶忙把皮包丢在一个水桶后面。当宪兵押解被捕者离开院子时，他悄悄叮嘱那个做饭的女人把那包裹拿走藏好。这老妇人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就把它埋在花园的雪地里。哪知道，第二年夏天，一个工人在园子里割草，他的两个孩子互相追逐，一下子碰到了皮包。他们把包交给了父亲。后来，包里手稿的笔迹就成为对一些人起诉的证据。
尼古拉耶夫古老的监狱完全不适合关押政治犯，何况人数又这么多。托洛茨基和一个名叫亚维奇的青年印刷工人关在一间牢房里。这间牢房很大，足可以关30个人，没有任何家具，炉火阴燃着。门上一个大方洞，还对着一条直通院子的大走廊。1月的严寒是难熬的。夜里他们躺在草垫上，早晨6点草垫就被拿走。托洛茨基和亚维奇常常席地而坐，戴着帽子，穿着大衣和套鞋，互相紧挨着，靠在那微温的炉子上消磨时间，打1～2个小时的盹。这大概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光。没有提审。大家在牢房里从一个角落跑向另一个角落，借以取暖。有时也聊聊往事，茫然地猜测和憧憬着未来。就这样过了3个星期。
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让托洛茨基带着自己东西到监狱办公室去，接着把托洛茨基交给两个高个子宪兵，后者用马车把他带到了赫尔松监狱。这是一幢更古老的建筑。监房也很宽敞，只有一扇狭长的小窗子，关得死死的，还装着粗铁条，几乎透不进光来。隔离是绝对的。托洛茨基不能散步，也接触不到邻居，从那扇为过冬而关上的窗子里什么也看不到，收不到外界任何东西，没有茶叶，也没有白糖。每天中午供应一次犯人汤菜，一份夹盐的黑面包作为早饭和晚饭。托洛茨基老是跟自己嘀咕：能不能晚上一顿省一点，好让早上多吃一点呢？可是吃晚饭的时候他就痛恨起吃了早饭的那个人了。没有洗换的衬衣，3个月他只穿着那一套衬衣。没有肥皂，狱虱恨不得把他给吞掉。他常常给自己任务：沿着牢房的对角线走1111步。那一年托洛茨基已经18岁。虽然后来他待过二十多个监狱，可是他觉得在这里经历的寂寞比任何一次都难熬。没有一本书、一枝铅笔、一张纸。牢房从来没有通过风。他常常啃一口监狱供给的面包，便一边走着对角线，一边作诗。托洛茨基把民粹派的《纤夫曲》改编成无产阶级的《机器之歌》。他还作过一首革命的喀玛林舞曲。虽然这些诗歌极其平庸，可后来却得到了广泛流传，直到现在的歌集中还在刊行。但是，残酷的寂寞还是在啃噬着他，这时托洛茨基就以巨大的毅力再用那踩歪的鞋跟数起1111步来。
到第三个月的月底，当监狱面包、装满稻草的口袋和虱子已经像白天和黑夜一样成为他的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看守从另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里给他带来一大包东西：干净的衬衣、被褥、枕头、白面包、茶叶、糖、火腿、罐头、苹果、桔子——而且是色彩鲜丽的大桔子……就是31年后的今天，他罗列起这些珍品时也隐藏不住内心的激动。对了，真该死，还忘了果酱、肥皂和梳子。
“这是你母亲给你送来的。”副典狱长说。虽然那时托洛茨基还不善于揣测别人的心灵，可从他的语气上立刻明白，这家伙是受了贿赂的。
不久，犯人们被用轮船送到敖德萨，关押在几年前按新技术要求建造的一座监狱里的单人牢房里。经过尼古拉耶夫和赫尔松的监狱以后，敖德萨的单人牢房算是很理想的。犯人们击墙、传条、“打电话”，以及通过窗子直接呼叫——一句话，通讯联络不断。托洛茨基击墙给邻居传送了他在赫尔松写的诗，他们给他传送消息。他通过窗口从施维戈夫斯基那儿得知宪兵拿到他的公文包的事，因而他顺利地打乱了企图引他上圈套的德雷姆留卡中校的如意算盘。需要说明的是，此时被捕者还没有像后来那样拒绝提供证词。
在敖德萨监狱的最初几个月里，托洛茨基从外界得不到任何书籍，正好满足于监狱图书馆里收藏的主要是多年来的保守的历史和宗教杂志。他如饥似渴地钻了进去。从这些书籍中他了解了古代和现代的教派和异端邪说等，掌握了可以用来反对天主教、新教、托尔斯泰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各种论据。
根据托洛茨基的要求，他姐姐从乡下带来了4本外文福音书。他靠着在学校学到的一点德语和法语知识，参照看英语本和法语本，一句句读起福音书来。几个月的时间里，他还真的有了不小的进展。
在同亲属会面时，犯人就被关在一个木笼子里，与来访者隔着两层木栅栏。他父亲第一次来看他时，以为他一直被关在狭小的木笼里，伤心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在他问父亲问题时，他只是蠕动着一双苍白的嘴唇，发不出一点声音。托洛茨基永远也忘不了他的那副表情。他母亲来之前已经知道了些这里的情况，所以平静得多。
这时，国内革命浪潮逐渐高涨。学生运动发展成为示威游行，哥萨克在鞭打学生，自由派人士对自己子女遭到迫害感到愤慨。社会民主党日益强大，成为工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革命不再是知识分子独有的事业。被捕者的人数与日俱增。监狱里虽然人满为患，可是却能呼吸到自由的空气。第二年年底，“南俄工人同盟案”进行了判决：4名主要被告被遣送东西伯利亚流放4年。宣判以后革命者在莫斯科流放犯转送站又待了半年多。托洛茨基利用这段时间又对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就是在这时，他第一次听到了列宁的名字，并且研究了一番他不久前出版的论述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书。接着托洛茨基写了一本关于尼古拉耶夫工人运动的小册子，偷送到国外，不久便在日内瓦出版。夏天，革命者离开了莫斯科转运监狱，一路上又在别的监狱停顿了几次，直到1900年秋天才到达自己的流放地。
2 勒拿河畔的两年
勒拿河的河水载着革命者这几艘满载犯人和看守的驳船向下游缓缓流去。夜里异常寒冷，早晨，覆盖在犯人们身上的皮袄结满一层厚霜。沿途每到一个预定的村子，都有一两个人被押上岸去。托洛茨基记得当他们到达乌斯库特村时，已经在河上整整漂了3个星期。在这里，他与一个尼古拉耶夫案子中的女流放犯——托洛茨基最亲近的人留了下来。她就是南俄工人同盟领导人之一的亚历山德拉·利沃芙娜。她对社会主义无限忠诚，加上毫无个人私念，使她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共同的事业把这两个人紧密结合起来。为了彼此不分开，他们在莫斯科转运监狱举行了婚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