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基辅—彼得堡—芬兰
托洛茨基同第二次代表大会孟什维克（即少数派）的联系是短暂的。他赞成把分裂只看成是一个影响较大的插曲，尽快同布尔什维克（即多数派）实行联合，而另一些人则把代表大会的分裂作为走向机会主义的起点。1904年整整一年中，他都在同孟什维克集团的领导人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不断发生冲突。冲突围绕两点，即对待自由主义和对待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托洛茨基主张对自由派争夺群众的企图予以坚决回击，并一再坚持要求社会民主党两派联合起来。1904年9月，他正式宣布退出孟什维克。实际上他从4月开始就没有参加它的活动。在这期间，托洛茨基为了远避俄国侨民，到慕尼黑去住了几个月。慕尼黑在当时被认为是德国最民主和最富艺术性的城市。在这里，他不仅结识了慕尼黑美术陈列馆和《朴实人》杂志，还深入了解了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的情况。
在党代会召开的时候，整个俄国南部席卷了一股强大的罢工浪潮，农民骚动越来越频繁，许多大学也沸腾了。俄日战争曾短暂地扼制了运动的发展，但沙皇政府在战争中的失利又很快成为革命的强大推动力。报界更敢于说话；恐怖行动更加加剧；自由派在觉醒，并发起了一场宴会运动。1904年11月，俄国许多城市的地方自治派自由主义分子在各地举行的司法改革40周年宴会上提出政治改革的请愿书。
就在这时，1905年1月23日早晨，流血星期日的消息传到德国，托洛茨基全身的血液沸腾了。
托洛茨基再也不能留在国外了。代表大会以后他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已经结束，后来又脱离了孟什维克，他只能单枪匹马地干了。托洛茨基通过大学生们弄到一张护照，同妻子（她已于1904年秋再次来到这里）一起来到慕尼黑，然后又转到维也纳。此时大批流亡者纷纷准备回国。维克多·阿德勒忙得不可开交：为流亡者筹款，弄护照，还要联系落脚点……请来一个化妆师，就在他家为托洛茨基化妆，因为俄国在国外的密探早就十分熟悉他的外貌。
托洛茨基的妻子先行前往基辅，以便安排住处和接上关系。他也于2月携带一张退职陆军准尉阿尔布佐夫护照来到基辅。一连几个星期，他们不得不频繁地更换住处，起先他们在一个胆小如鼠的青年律师那儿住了几天，后来转移到一个理工学院教授家，最后又搬到一位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寡妇那里。还有一段时间托洛茨基躲在一个眼科医院里，这是一个同他很熟悉的眼科主治医师所作的安排。护士并不知道缘由，很认真地替他洗眼，点（无害的）眼药水，还严格禁止他看书，怕他多用眼力，于是托洛茨基不得不从事双重的地下工作：背着她偷偷地起草论文和传单。
当时基辅有一家著名的地下印刷厂，尽管它的四周发生过无数次搜捕，它仍然在宪兵鼻子底下活动了许多年。1905年春季，托洛茨基写的不少传单就是在这个印刷厂印刷的。不过较大篇幅的号召书之类他就交给他在基辅新认识的一位年轻的工程师克拉辛。克拉辛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在高加索掌握着一家设备很好的大型地下印刷厂。托洛茨基在基辅为这家印刷厂写了许多传单，他们把每份传单都印得非常好，这在当时地下印刷条件下是很不容易的。
克拉辛给托洛茨基安排了好几个在彼得堡的接头地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康士坦丁诺夫炮兵学校的主任医师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李特肯斯家，命运使托洛茨基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与他和他的家人联系在一起。在1905年那紧张的日日夜夜里，正是坐落在后巴尔干大街上的李特肯斯家和学校大楼成了他的藏身之所。常有一些从来没有来过军校大院的不速之客就在门卫的眼前来到主任医师的住所找他。军校下级人员对老医生很好，从来没人去告密，所以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医生的大儿子亚历山大，18岁，已经是个党员，在奥尔洛夫省搞了几个月的农民运动，因为神经过度紧张，一病不起。小儿子叶甫格拉夫当时还是个中学生，后来在国内战争和苏维埃政权的教育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不幸于1921年在克里米亚被匪徒杀害。
托洛茨基以一张名叫维肯季耶夫的地主的证件在彼得堡合法地住下。在革命者当中他化名彼得·彼得罗维奇。在组织上他没参加任何派别，但实际上托洛茨基继续与克拉辛一起工作。他这时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温和派，这符合托洛茨基当时的观点，所以他们才更加接近。与此同时托洛茨基仍然与孟什维克的彼得堡地方组织保持着联系。在他的影响下，他们也主张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因而就与在国外的孟什维克中央发生了冲突。不过，这个孟什维克组织很快就瓦解了，它是被一个绰号叫“戴金边眼镜的尼古拉”的叛徒出卖的。这个人也认识托洛茨基，再加上他的妻子因参加五一森林集会被捕，他必须暂时隐蔽。于是托洛茨基在夏天来到芬兰。
在芬兰得到喘息的机会，托洛茨基开始发奋投入文字工作。他贪婪地阅读各种报纸，注视着各政党的活动，搜集各种材料。在这个时期，最后形成了他对俄国社会内部力量和关于俄国革命前途的看法。
当时托洛茨基这样写道：
俄国面临着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土地问题。政权将由领导农民反对沙皇制度和地方老财的阶级和政党来掌握，无论是自由主义或民主知识分子都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历史时代已经过去。革命的舞台由无产阶级所占领。只有社会民主党才能通过工人的行动使农民接受它的领导，这就给俄国社会民主党开辟了一个比西方国家更早夺取政权的前景。社会民主党当前的任务是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但是无产阶级一旦夺取政权以后，不能停留在民主主义纲领上，必须转向社会主义道路。至于它在这条道路上走多远，这不仅取决于各种力量内部的对比，而且取决于整个国际环境，因此，基本的战略路线要求社会民主党在资产阶级革命进行中，在同自由主义者争取农民的企图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的同时，就必须把夺取政权作为自己的任务。
革命的前途问题与策略问题是最紧密地相联系的。党的中心政治口号是立宪会议，但革命斗争的历程提出了由谁和怎样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起义的前景来看，必然要求建立一个临时革命政府，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应当保证它在临时政府中起决定性作用。
托洛茨基在芬兰的住处，四周丘陵环绕，苍松林立，湖塘波光粼粼，空气晶莹清澈，一片秋日的气息。这种环境很难使人想起革命在不断发展。9月末，托洛茨基迁往芬兰腹地，在一处湖边林地找到一家孤独的旅馆住下，这旅馆名叫“劳哈”，在芬兰文里是“平静”的意思。因时值秋天旅游淡季，偌大一个旅馆几乎没什么人。四周一切真是“劳哈”（平静）到了极点，没有一个活的生灵，没有一点儿声息。他继续写东西和散步。晚上邮递员送来一卷彼得堡报纸。他一份接一份地翻看。这些报纸犹如窗外吹来的一阵狂风。罢工浪潮正在扩大，从一个城市蔓延到另一个城市。在这宁静的旅馆里，翻阅报纸的沙沙声传送到托洛茨基的耳际，就好似雪崩的轰隆声。看来革命正全速发展。托洛茨基让旅馆领班结了账，请他雇了一辆马车，就离开了那“平静”，走向暴风雨。晚上他就到了彼得堡，并在理工学院大礼堂做了讲演。
十月罢工并不是按原计划展开的。它开始是莫斯科印刷工人的一次行动，后来很快平息。社会民主党的两派本来决定在“流血的星期日”一周年时展开一次决战。所以托洛茨基心安理得地躲在芬兰避难地写东西。但一次本来已渐趋低落的罢工突然波及到铁路工人，于是它立即迅猛地发展开了。罢工从10月9日一开始就提出鲜明的政治口号，并且迅速从莫斯科扩张到全国。这种全国性总罢工在俄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很多城市，群众与军警发生了冲突。不过总的来说，十月总罢工还只是政治性的，并没有转变为武装起义。可是没想到专制政权却惊恐万状，仓皇退却，于10月17日（公历30日）发表了立宪宣言。当然受了打击的沙皇政府手中还保存有国家机器，但是政府的政策，照沙皇重臣维特的说法，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更胆怯、更盲目和更愚昧”了。不管怎么说，革命终究取得了初步和部分的胜利，毕竟统治阶级做出了众多的允诺。
2 彼得堡工人苏维埃
托洛茨基是在十月罢工高潮中回到彼得堡的。罢工浪潮正在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发展，但是也存在危险，这就是缺乏一个群众性组织的领导，运动很可能毫无结果地结束。他从芬兰带回一个建立非党组织的计划，这个组织由选举产生，每1000名工人选出1名代表。就在回来的当天，他从一个名叫约尔丹斯基的作家（此人后来出任苏维埃驻意大利大使）那儿知道彼得堡孟什维克提出了一个选举产生（每500名工人选举1名代表）革命组织的口号。这个口号无疑是正确的。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坚决反对选举产生非党组织这一主张，担心它将来与党分庭抗礼。可是布尔什维克的工人们却完全没有这种担心。在11月列宁回国以前，布尔什维克的上层干部对待工人苏维埃一直就是这种宗派主义态度。而广大党员群众则比这些党的上层领导们更能依靠政治嗅觉正确地把握斗争路线。因此，可以说，列宁未能及时从国外赶回国是第一次革命中布尔什维克未能取得领导地位的重要原因。
谢多娃在五一森林集会中被骑兵逮捕。她被关押了半年，然后被送往特维尔接受警察管制，直到十月宣言发表后才回到彼得堡。托洛茨基用维肯季耶夫的名字租了间房子，后来知道房东是个股票投机商，他们就考虑搬家。可是那时托洛茨基一点空闲都没有，只好听凭命运的安排。这样，他们在这个频于破产的倒霉股票经纪人家里一直住到托洛茨基被捕。幸运的是，无论是房东还是警察都不知道住在这里的维肯季耶夫到底是谁，所以在他被捕以后他的住房一直没有人来搜查。
在“工人苏维埃”里用的是他老家的名字——扬诺夫斯基，写作时则用“托洛茨基”的笔名。他不得不同时在3家报馆工作。他同帕尔乌斯还合办一个小报《俄罗斯报》，并很快把它变成了一个群众性的有战斗力的机关报。几天之内，它就由3万份猛增到10万份，1个月后订户甚至增加到50万，但报纸的技术条件跟不上发行量的增长，最后是政府查封了这家报纸才解决了这个矛盾。11月13日托洛茨基还同孟什维克合办了一份大型政治机关报《开端报》，报纸的发行量急剧增加。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报》因为列宁不在而显得有气无力。相反，《开端报》却取得巨大成就。托洛茨基认为，半个世纪以来的各种出版物，只有它才更像马克思1848年创办的《新莱茵报》。
除了在《俄罗斯报》和《开端报》工作外，托洛茨基还常常替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撰写社论，此外还经常写号召书、宣言和决议等等。第一个苏维埃存在的50天中托洛茨基简直忙得不可开交：苏维埃的工作，执委会的职务，连续不断的群众大会，还有3家报纸的编辑出版！怎么在这个急流中闯过来的，连托洛茨基自己也说不清。在那些日子里，革命者干劲十足，不仅在漩涡中游泳，还自己制造漩涡。3 1905年革命大逮捕
苏维埃唤起了广大群众，工人们完全站到了苏维埃这一边。农村继续发生骚乱，甚至从远东撤回的军队里也产生了动乱。只是近卫军和哥萨克军团仍很顽固。革命取得胜利的一切因素均已具备，但还未成熟。
10月18日，即立宪宣言发表的第二天，数万情绪激昂的群众聚集在彼得堡大学前广场上兴高采烈地欢庆第一次革命的胜利。托洛茨基站在阳台上向群众讲话，说明已取得的初步胜利是不牢靠的，敌人不会甘心，前面还会遇到陷阱。说着托洛茨基把沙皇宣言撕个粉碎，向空中一撒，让纸片随风飘扬。但是这种政治警告只是轻轻地触动了一下群众的思想，看来人们还要经历几次大的事件方能得到教训。
在彼得堡苏维埃的经历中，托洛茨基记起与此有关的两件事。一件是10月29日，城里突然谣传说黑色百人团要搞血腥屠杀。工人代表们直接从工厂来到苏维埃开会，一个个跑上讲台，拿出工人们自制的准备用来对付黑色百人团的武器样品给大家看。人们挥舞着芬兰刀、铁指套、短剑和钢丝鞭，兴高采烈，不停地打趣说笑。工人们似乎相信，只要有了回击敌人的准备就足以解决问题。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眼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直到12月，事态的发展才使工人们懂得了这一点。
12月3日晚，军队包围了彼得堡苏维埃，所有进出口通道均被封锁。执委会正在楼厅开会，托洛茨基大声地向聚集在楼下的数百名代表喊道：“不要抵抗，也不要交出武器！”武器就是手枪。不一会，会议大厅被近卫军步兵、骑兵和炮兵团团围住。于是工人们开始拆毁自己的武器，他们用毛瑟枪砸勃郎宁，又用勃郎宁砸毛瑟枪。干这件事就没有10月29日的那种欢声笑语了。在金属撞击的叮当声中可以听到无产者们的咬牙切齿的诅咒声。他们终于彻底认识到要推翻和打倒敌人，需要做出更大和更艰巨的努力。
卢那察尔斯基在他的小册子《人物剪影》中对托洛茨基在第一次革命中的作用作了如下的评价：
他（托洛茨基）被捕前在彼得堡无产阶级中影响就很大，以后由于他在法庭上的给人印象深刻和英勇不屈的行为使他的威望更加提高。我应当说，托洛茨基在1905—1906年间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中无疑是最有思想修养的，尽管他当时很年轻；在他身上几乎找不到那种流亡国外者所具有的狭隘性，正如我已经说的，当时连列宁也没有能摆脱它。他比任何人都更多地意识到政权斗争的意义。他是革命所造就的，并且从中获得了巨大声誉。真正说来，无论列宁和马尔托夫都没有做到这一点。普列汉诺夫则由于表现出立宪民主党人的倾向而名声锐减。托洛茨基从那时起就站到了前列。
在俄国历史上，1905年革命是1917年革命的总演习。在托洛茨基个人历史上也是如此。他之所以能坚决和充满信心地投入1917年革命，因为他觉得它只是1905年12月3日因对彼得堡苏维埃大逮捕而中断的革命的延续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