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12点，一个便衣警察用马车把托洛茨基送到了监狱。这座监狱共有5幢4层楼的房子，呈五角星状排列。在“五角星”的中心，也就是5幢房子的结合部，照例检查了托洛茨基的行装。楼梯是铁的，可以挪开挂起来。狱中夜晚死一般的寂静，雾气弥漫，一片恐怖的景象。过道上的电灯半明半暗。一切都是熟悉的，一切都是一模一样。包铁的牢房门被轰隆一声打开。房间很大，光线昏暗，散发着一种监狱特有的恶臭。一张小铁床令人生厌。门又轰隆一声被关上了。这是第几次了？托洛茨基打开铁栅外的小窗，一股冷风吹了进来。这时托洛茨基才开始明白这种事是多么荒唐。在马德里进了监狱，真是做梦也没想到！伊兹沃利斯基干得不错！托洛茨基躺在马德里模范监狱的小床上，忍不住地大笑起来，一直笑到睡着。
放风时，囚犯们解释给托洛茨基听，这监狱有要钱和不要钱两种牢房。前者每昼夜收费1个半比索，后者收费75生丁。任何犯人都有权申请花钱的牢房，但是无权拒绝不收钱的牢房。托洛茨基的牢房是花钱的，属于上等牢房。托洛茨基又大笑不止。不过，不管怎么说，这是合乎逻辑的。在这个不平等的社会里，为什么在监狱里要讲平等呢？此外，他们还告诉托洛茨基，付钱牢房里的犯人每天放风两次，每次1小时，而其他人总共只半小时。这仍然是有道理的。每天付1个半比索的窃国库者的肺有权比罢工工人呼吸更多的新鲜空气。
第三天，叫托洛茨基去进行人体测量，并让他把手指蘸上油墨在卡片上按指印。他不干。这时他们不得不诉诸“武力”，不过表面上还是挺文明的。让他面对窗口站着，一个看守有礼貌地在他手上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胡乱涂上油墨，然后掰着它们在各种卡片和纸头上先后按了十来下，先是右手，后是左手。接着叫他坐下，脱掉鞋子。对付脚就不那么容易了，于是狱吏们又在他身边手忙脚乱地忙了一气。后来突然允许他会见哈尔比和安吉亚诺，后者刚刚从另一个监狱出来。他们告诉托洛茨基说，他们正在想尽一切办法营救他出狱。在走廊里托洛茨基遇见了监狱牧师，他对托洛茨基的和平主义表示了天主教的同情，安慰托洛茨基说：“忍耐，忍耐。”当时，托洛茨基除了忍耐之外，没有别的任何办法。
12日早晨警察通知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必须于今晚到加的斯去，还问他，愿不愿意自己掏钱买车票。他根本不想到加的斯去，所以坚决拒绝买车票。关在模范监狱里竟然要自己付号子钱，这一点已经够他领教的了。
就这样，当晚他们离开马德里前往加的斯，路费由西班牙国王支付。可是为什么要到加的斯呢？托洛茨基再一次打开地图看一看。加的斯在欧洲西南半岛的最南端。托洛茨基从别洛佐沃乘鹿车到乌拉尔，然后到彼得堡，从那儿再绕道到奥地利，经瑞士到法国，又到西班牙，最后，穿过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再往前就是大陆尽头，就是大海。啊，忍耐！
押送托洛茨基的警察似乎不想使旅行带有任何神秘色彩，相反，他们向周围所有感兴趣的人详细讲述托洛茨基的经历，而且添油加醋地把托洛茨基形容得尽善尽美，说托洛茨基不是一个造假币的罪犯，而是一个骑士，只不过有些看法不合时宜罢了。大家都安慰托洛茨基说，加的斯的气候宜人，是个好地方。
“你们怎么知道我来了？”
“很简单，巴黎来了电报呗。”
果然不出托洛茨基所料。马德里警方接到巴黎警察局的电报：“一个危险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名叫某某某，已从圣塞瓦斯提安越过边界。此人拟在马德里定居。”因而他们就一直在等着托洛茨基，到处搜寻托洛茨基，并由于一个星期还未见到托洛茨基的踪影而感到不安。
在整个事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法国的所谓司法警察局局长比代·福帕斯。他是跟踪和驱逐的主谋。他与他的同事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特别粗暴和凶狠。他竭力用那种连沙皇宪兵军官都不许用的腔调同托洛茨基说话。他们的谈话总是以破裂而告终。当托洛茨基离开他时，背后还感觉到他射来的仇恨的目光。在监狱里同加比尔会见时，托洛茨基曾表示坚信，这一切都是比代所安排的。想不到托洛茨基这么随便一提，他的名字就被西班牙报纸传遍了整个西班牙。不到两年，命运就非常适时地使托洛茨基从比代先生那儿得到完全意想不到的满足。1918年夏天，有人打电话到军事委员会来告诉托洛茨基，说比代——这个雷神！——被关押在一个苏联监狱里。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托洛茨基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事情原来是这样：法国政府把他安插在一个军事使团里来到苏维埃共和国，准备从事侦察和阴谋活动。可是他太大意，暴露了自己。如果再加上下面这件事，托洛茨基真是不能再要求涅墨西斯给他更大的满足了。原来在托洛茨基被驱逐后不久，那位签署驱逐令的内政部长马尔维自己也因被指控搞和平主义而被克列孟梭内阁驱逐出法国。这样的巧合似乎是专门为拍电影而特意安排的。
当比代被带到军事委员会时，托洛茨基一下子没有认出他来。雷神变成了一个普通人，而且是一个垂头丧气、衣帽不整的人。托洛茨基惊异地看着他。
“是的，先生，是我。”他低着头说。
是的，这就是比代。可是怎么会这样的呢？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托洛茨基真正的是太吃惊了。比代像哲学家似地摊开双手，用一种斯多噶派警察的自信说：
“这是事物变化的自然过程。”
正是如此，一个绝妙的公式。托洛茨基忽然想起那个法国黑大汉警察宿命论者，他在押送托洛茨基前往圣塞巴斯提安途中说过：“没有选择的自由，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比代先生，您在巴黎对我可不怎么客气呀。”
“是的，我应当痛心地承认这一点，人民委员先生。我在牢房里常常想到这件事。”他又意味深长地补充了一句：“从内部认识一下监狱有时对一个人是有好处的。不过，我希望我在巴黎的行为不会给我带来不良的后果。”
托洛茨基跟他说这一点可以放心。
“我回到巴黎以后，”他保证说，“一定不再干我干过的那些事了。”
“是吗，比代先生？人总是爱他最初爱的东西的。”
托洛茨基常常跟朋友们说起这一幕，所以这些对话托洛茨基仍然记得很清楚，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一样。不久，比代在交换俘虏时被遣送回国。他以后的命运怎样，托洛茨基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他们还得从军事委员会向前推移，回到加的斯来。
加的斯警察局长在与省长磋商以后，通知托洛茨基，明天上午8时托洛茨基被遣送哈瓦那，正好明天有一班船开往那里。
“到那儿？”
“哈瓦那。”
“到哈瓦那？”
“到哈瓦那。”
“我不愿意去。”
“那我们就把你押上船。”
在场担任翻译的德国领事馆秘书（他是警察局长的朋友）劝托洛茨基“承认现实”。
忍耐，忍耐！但是这一次太过分了！托洛茨基再一次告诉他们，这决不行！托洛茨基在密探的陪伴下奔向电报局。街道十分迷人，可是他无心顾盼。他给哈比尔、安吉亚诺、警备队头子、内政部长和罗曼诺勒总理，以及自由派报纸、共和党议员等等发出“急电”，在电报所能容纳的范围内提出他的种种理由。接着给各方面写信：“请您想象，亲爱的朋友，”托洛茨基给意大利议员塞拉蒂的信说，“假如您在特维尔，受到俄国警察的管制，可是现在忽然通知您，要把您送到东京，而那地方你完全不想去，我此刻在加的斯，正要被强迫遣送哈瓦那，现在我所处的就是这样的境况。”后来托洛茨基又和密探一起去找警察局长。在托洛茨基的坚持下，并由托洛茨基付钱，他给马德里拍了电报，说托洛茨基宁愿蹲在监狱里等到开往纽约的船来港，坚决不去哈瓦那。托洛茨基不愿投降。这真是万分焦虑的一天！
在这同时，共和党议员卡斯特罗—维罗就托洛茨基的被捕和驱逐向议会提出质询。报纸上也开始就此展开讨论。左派抨击了警方，但由于他们是亲法的，所以也谴责托洛茨基的和平主义。右派则对托洛茨基的“亲德”表示同情（不然为什么会被法国驱逐呢？）但又害怕托洛茨基的无政府主义。在这一片糊涂账上，谁也理不出头绪。托洛茨基终于被允许在加的斯乘最近一班船赴纽约。这真是巨大的胜利！
在这以后，托洛茨基在密探的监督下滞留在加的斯几个星期。不过这是一种友善的和像是父母对子女的监督，同巴黎的那种监督完全不一样。托洛茨基在巴黎的最后两个月里，一直在花很大力气摆脱特务的跟踪。托洛茨基常常突然逃进路边惟一的一辆出租马车溜走，钻进电影院，在开车前一刹那钻进铁车厢，或者相反，突然从里面窜出来等等。他们的这种做法常常引起乘客和售票员的极大不满。其实，对托洛茨基来说，这是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游戏。托洛茨基的政治活动总是在警察的鼻子底下进行的。因为密探们的跟踪使托洛茨基大为恼火，于是就产生了这种竞技意识。而在加的斯，那个密探告诉托洛茨基，他几点几点回来，让托洛茨基耐心在旅馆里等他，就行了。至于他，他一直保护托洛茨基的利益，买东西时帮托洛茨基的忙，提醒托洛茨基注意路上的坑洼。当一个卖熟虾的小贩每打熟虾要卖托洛茨基2列阿尔时，密探就气得挥舞着拳头，狠狠地骂了他一通，甚至在那家伙走出咖啡馆以后，还追了过去，站在窗下对他大喊大叫，引得不少人看热闹。
托洛茨基尽量做到不浪费时间。托洛茨基在图书馆里研究西班牙历史，背诵西班牙语动词变化，此外，为了做去美国的准备，托洛茨基还在复习英语单词。日子一天天不知不觉地过去，晚上托洛茨基常常一个人闷闷不乐地想，都快启程了，可自己的学习一点没有进展。托洛茨基总是一个人呆在图书馆里——如果不算那蛀蚀了许多卷18世纪书籍的书蛀虫的话。有时要辨认一个人名或数字要花很大的劲。
很有意思，加的斯的报纸没有一点战争的消息，仿佛它根本就不存在。当托洛茨基跟一个伙伴谈起本地一份发行量最大的《加的斯日报》完全没有战况报道的事时，那人惊讶地说道：“是这样吗？不可能吧？……哦，是的，是的，真是这样。”这就是说，他们以前从来没注意到这一点。毕竟战争不是在比利牛斯半岛进行，连托洛茨基自己也开始忘掉战争了。
开往纽约的轮船将从巴塞罗那启航。托洛茨基获准前往该处迎候他的家属。在巴塞罗那，又遇到了警察当局的种种刁难，于是又不得不提抗议、发电报。又出现了新的密探。他的家属终于到了，他们在巴黎也遇到了麻烦，不过现在一切都好了。他们在密探的监视下游览了巴塞罗那。孩子们对大海入了迷，也极力赞赏这里的水果。
他们现在甘心情愿去美国了。托洛茨基做过尝试，想获准从西班牙取道意大利回瑞士，但毫无结果。后来在意大利和瑞士社会党人的一再努力下，这个要求确实被同意了，可是托洛茨基和他的家属已经登上西班牙轮船，并于12月25日起锚离开巴塞罗那港了。当然，这种延误是事先安排好的，伊兹沃利斯基把这一切做得非常漂亮。
欧洲的大门，出了巴塞罗那就在托洛茨基身后关上了。警察当局把他和他的家属押送上西班牙轮船公司的“蒙塞拉特”号轮船。这艘轮船经过17天的航行把它的一船活物和死物送到了纽约。一年中，这个季节海浪最狂暴，不利于航行，他们的轮船，只能使他想起，生命的存在是多么脆弱。“蒙塞拉特”是一个不太适宜远洋航行的破船，但此刻是战争期间，中立国西班牙的国旗能减少被击沉的危险。正因为如此，这家西班牙公司收费极高，可船上的设备很差，伙食也很糟糕。
1917年元旦。船上的人都在互祝新年愉快。战争中，托洛茨基有两个新年在法国度过，现在第三个新年——在海上度过。1917年会有什么事等待着托洛茨基呢？
1月13日，星期日，轮船驶进纽约港。凌晨3点，大家都醒了。船停了。一片漆黑，又刮风，又下雨。岸上出现了高楼大厦的迷蒙的身影。啊，新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