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委托国家出版社，在共和国最好的印刷厂，以精致的装帧出版巴甫洛夫院士总结其近20年来科学成果的科学著作，无论在俄国，还是在国外，版权归巴甫洛夫本人所有；
3.委托劳动供应委员会为巴甫洛夫院士和他的妻子提供含热量相当于两份院士配给的特殊配给。
委托彼得格勒市苏维埃保证巴甫洛夫教授和他的妻子对所住住宅的终身使用权，并为巴甫洛夫院士的住宅和实验室提供最大限度的舒适和方便。
人民委员会主席符·乌里扬诺夫（列宁）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921年1月24日
5 信仰
1921年3月。窗外融雪，水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可是实验医学研究所的办公室里仍然很冷。巴甫洛夫穿着大衣，戴着帽子，坐在里面。他仔细地端详着刚进来的两位军人。其中一位头发灰白，举止庄重，他是过去的将军斯卢霍茨基，是现在彼得格勒军区炮兵司令的副手。还有一位年轻军官穿着短皮上衣，挎着一支套在盒子里的毛瑟枪，他是彼得格勒军区炮兵司令部和喀琅施塔得舰队第七军的政委多林。
“你也许知道，巴甫洛夫同志，”斯卢霍茨基说，“3月初在喀琅施塔得发生了一次叛乱。局势要求采取紧急果断的措施。军区司令阿弗罗夫召开的最近一次会议上决定，请科学院院长卡尔平斯基及一些院士，其中有你，巴甫洛夫同志，携家眷离开彼得格勒，安顿在十月铁路沿线地区。我们为你提供交通工具和新地方的住处。不能排除叛乱分子炮轰城市的可能性。因此，必须考虑你们的安全。你知道，这是临时措施，但是很有必要。”
“感谢司令部，”延迟片刻之后，巴甫洛夫说道，“以及阿弗罗夫，关于他的人道和慈善早有所闻。但是我拒绝离开彼得格勒。战争就是战争，为什么要把科学工作者特殊对待？”
“不是所有的科学工作者，只是杰出的。”
“我天生是个乐观派，相信这一切都能顺利过去的。”
他们一起走出了研究所。气候仍然寒冷。风从涅瓦河吹来，将积雪刮向墙根。斯卢霍茨基建议巴甫洛夫乘他们的雪橇，但他谢绝了。分手时，他再一次感谢他们的关怀，说道：
“这些困难是暂时的，祝你们一切顺利。”
有一个问题曾使很多人感兴趣。就是现在也还是令人感兴趣：巴甫洛夫信不信上帝？有些人肯定说他信上帝，可事实上却有不少证据说明恰恰相反。首先是巴甫洛夫本人的证据。他不止一次对别人说到他的坚定不移的无神论。克列普斯院士在回忆录中曾引述过巴甫洛夫的见解。克列普斯以青年人特有的直率问巴甫洛夫，他是怎样使彻底的唯物主义和信教、对上帝的信仰、去教堂做祷告共存不悖的。巴甫洛夫回答道：
“听着，亲爱的先生，说到我信教、信上帝、去教堂，这不是事实，是谣言。我是宗教学校的毕业生，也像大多数这类学校的学生一样，从学生时代起就是个不信教的无神论者。我不需要上帝，可是人没有信仰就不能生活，人必须信仰什么。一个布尔什维克，他相信共产主义会给人类带来幸福，如果他自己得不到这种幸福，那就为他的子孙后代。这种信念给了他忍受饥饿和寒冷的力量，给了他在战场上作战的勇气，给了他为争取世界革命的胜利而奋斗的精神，给了他为理想而献身的决心。
信仰给信奉上帝的宗教徒以力量。相信上帝是最高的裁判，是公正的、仁慈的。为了他在死后有升入天国的机会，神赐给了他苦难和善行。这种信仰帮助他生活，忍受痛苦和贫困。
我的信仰就是相信科学的进步会给人类带来幸福。我相信人的智慧及其最高的体现——科学，能使人类避免疾病、饥饿和敌对，减少人们生活中的痛苦。这种信仰给了我，也将继续给我力量，并帮助我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
为什么许多人认为我是个教徒，信仰宗教？因为我反对迫害教会、压制宗教。我认为，在没有代之以其他的信仰时，不应该剥夺对上帝的信仰。布尔什维克不需要信上帝，他们有另一种信仰，就是共产主义。教育会给人们带来另一种信仰，信仰上帝便会逐渐成为不需要的了。受过教育的人有多少是信上帝的呢？（当然他们当中还有不少人是信仰的）应该启发人民，让他们学文化，受教育，这种信仰自然就会削弱……
事情是这样的，年轻人。我没有去教堂，也不信上帝……”
克列普斯的证明就是这样。他是巴甫洛夫的学生，尔后是最有成就的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并多年担任苏联科学院谢切诺夫进化生理学和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的职务。
但毕竟巴甫洛夫有时还是去教堂，人们也能在那儿见到他。
“我有时去晨祷，”他对奥尔别利说，“首先，是为了去欣赏优美的合唱，其次，是为了回忆童年……”
6 访问美国
国外对巴甫洛夫研究工作的兴趣从未减弱。俄国国内生活刚一稳定，西方的学者即刻又来造访。一天，根特来到彼得格勒。这是位年轻的美国人，圆圆的黝黑的脸庞，一双机灵微笑的眼睛。在他1922年1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到目前为止我在欧洲度过的最幸福的医学活动的一天，就是在实验医学研究所巴甫洛夫实验室里的这一天。”
根特博士来俄国，原打算呆4个月，但他整整呆了7年半。后来他在回忆中写道：
巴甫洛夫使我第一次对于心理活动进行客观研究有了信心。由于混乱的、语意不清的和伪哲学理论对精神病学的解释，使我失去了在这一学科方面进行严肃认真研究的信心。可是巴甫洛夫的学说像一股清风，鼓起了我希望航船的风帆，这风是那么强劲有力，以致使我闯过了伪哲学和教友会的惊涛骇浪而到达彼岸，在这里事实占上风，科学结论产生于事实。”
根特是第一只春燕，接踵而来的有日本、荷兰、比利时、英国、瑞典、法国、保加利亚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科学家。他们要跻身于这位伟大的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学派。
经过长期中断之后，巴甫洛夫终于获得了出国的机会。他先和老朋友蒂赫施泰德教授通了封信，然后偕同谢拉菲玛来到赫尔辛基他的住所。谢拉菲玛需要好好散散心，以解除近几年的忧郁和痛苦。他则需要查阅国外近年来问世的科学文献资料。
他整天整天地埋头在大学图书馆，从他所需要的著作里做些摘录。
“不断地吸收新知识是多大的享受！”他非常满意地对蒂赫施泰德说。每星期日他都要去他家做客。“生理学方面的试验和研究是永无止境的，它所提供的推测、猜想和争论机会也是永无止境的。真是一门奇妙而有趣的科学！”
巴甫洛夫出国的次数已经相当多了。他参加各种会议，被邀请去讲学。他总是很乐意向广大的国外听众报告他在动物机体生理学方面的新发现。
1923年在儿子沃洛佳陪同下，他来到美国。沃洛佳能流利地说法语、英语和德语。因此，对于虽能顺利阅读外语文章，但口语感到困难的巴甫洛夫来说，在异国他乡却感到毫无拘束。在那里他结识了哈佛大学教授生理学家肯农。这次的相识到后来变成了友谊。
当巴甫洛夫参观实验室、出席各种会议时，他便暂时忘记了是身居闹市。但只要一走上纽约街头，他就被那嘈杂的轰鸣、穿梭的人流，以及空气中的尘烟压得喘不过气来。即使在夜晚也得不到清静和安宁。“可怕的城市！没有一匹马！全是水泥建筑和机动车辆。还有这么多摩天大楼。这儿怎么能生活！”巴甫洛夫非常吃惊。当他结束了纽约的工作，来到车站去波士顿时，他怎么能不高兴呢。
没有人来送行，因为巴甫洛夫不愿意为这些小事耽误自己同行们的宝贵时间。
沃洛佳很容易地就找到了他们要上车的月台。列车刚开到，于是他们就上了一节空车厢，根本没有发现有3个人在跟踪他们。巴甫洛夫父子一走进包房，这3个人个立刻尾随他们跟了进去。一个站在入口处，另外两个把巴甫洛夫逼到墙角，迅速搜查了他的全身，他们从西服内口袋里抽出钱夹，闪电般地隐去了。
“这是怎么回事？”巴甫洛夫惊魂未定地叫了起来。
“强盗，”沃洛佳说，惊讶的程度不亚于他父亲。
“见鬼了！他们把钱全拿走了！1500美元！现在怎么办？没有钱我们能上哪儿去呢？”
“我还有点儿，幸亏我口袋里的钱没有被抢去。还算是好心的小偷。”清醒过来后，沃洛佳笑谑地说道。“要是我保管你的钱，把我的钱夹子给你就好了。他们为什么没掏我的衣袋呢？”
“可不是，他们也知道，谁是主要人物……怎么，他们还有手枪呢？”
“就站在门口的那个有。”
“幸好，他们没有向我们开枪。我们得回家去。在俄国还可希望得到别人的施舍，可在这个‘可爱的’国家是指望不到的，怎么就谁也没有来送送我们呢。”
“是你自己推辞掉的。”
“自己推辞又怎么样，有礼貌的客人总是要推辞，而好客的主人总是要送行的。小偷、强盗——瞧，谁是这儿的主人！这样一个好国家，可真行！这座城市也真可以的！把我都抢了个精光！”现在他对此事的两方面同样感到气愤。一是把他在纽约讲课的报酬全抢走，再就是居然胆敢对他——世界著名的巴甫洛夫做这件事，好像强盗是了解这一情况的。其实假如真是了解的话，他们会因此而不抢了吗，都是一样的。“拿上皮箱，回去找凯洛格！”
他来到洛克菲勒学院，怒气冲冲，同时又惘然若失，因为钱没有了，但是凯洛格和学院当局有什么责任！可是当比尔斯博士得知这不幸遭遇时，他来找肯农（凯洛格已经离开了），请他资助巴甫洛夫一笔钱，方式要巧妙，不要使尊敬的客人感到难堪。事情就这么办了。于是他们恢复了在美国旅行的原日程安排。巴甫洛夫终于到了波士顿，参观了医学院及其实验室。
7 不许给事实硬加理论
巴甫洛夫不能容忍给事实硬加理论。未来的院士——当时的年轻共产党员阿诺欣就曾为此遭到过斥责。一次，他竟敢给条件反射硬加了个马克思主义基础。
“你知道，”薇拉在研究所大楼旁遇见阿诺欣时对他说，“我父亲读了你的文章，很生气。”
“他读过了？”阿诺欣很吃惊，“说真的，我没有料到，他能注意我这篇文章。《人与自然》——这不算是真正的科学杂志。说不定是哪个‘关心’我的人做的好事，塞给他了。”
“我也这么想。你就做好准备吧。他太生气了，连玻璃都震动了。”
一整天，阿诺欣都闷闷不乐，这不仅仅是因为巴甫洛夫对他的文章不满意，还因为实验医学研究所里情况相当复杂，不少非党工作人员灌输给巴甫洛夫一些生活中确实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反面事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挑起了他对同事中共产党员的反感。
午后，巴甫洛夫来到阿诺欣的工作室。前一天他读了他的试验记录，并预先通知，他要亲自来。他通常总是这样做，而且总是能激起助手们的欢乐情绪。可此时阿诺欣却体会不到这种感情，他深知巴甫洛夫的脾气，因而很害怕面临的这场谈话。
巴甫洛夫进来了，阴沉着脸。
“这是你的文章《辩证唯物主义与精神病问题》？”他挥动着杂志，气忿地问道。
“是我的，”阿诺欣回答，在他那愤怒的目光下竭力保持镇定。
“那么我告诉你，阿诺欣，我从来没有妨碍任何人的任何信仰。你想按辩证唯物主义来考虑问题，这是你的事，我不阻止。可是条件反射和这不能扯在一起！我不希望这样！”
“我觉得……”
“更何况是‘你觉得’，”巴甫洛夫提高了嗓门，“你的文章里尽是些毫无根据的空话。你应该明白，没有什么比轻率的结论更有害的了。”他转过脸去，不说话了。然后向狗走去，抚摩着它，用另一种声调说：“开始试验吧。”
8 打棒游戏协会大师
彼得格勒9月的天气总是那么美好宜人。天空蔚蓝明亮，菩提树叶仍然是绿油油的，只是白桦树渐呈黄色。空气新鲜透明，周围的一切是那么清晰可辨。
现在是打棒游戏时间，常来参加游戏的是费多罗夫、贝科夫、斯佩兰斯基、罗曾塔尔、安德列耶夫，当然还有巴甫洛夫。可这天安德列耶夫没能来。他们提出让比留科夫参加，恰好他正在观众群里。
“你就参加他那一队吧，”贝科夫说。他看了一下表：巴甫洛夫马上就要来了。
“他大概不会要我的，我不会打，他要骂的。”比留科夫说。
“难道你还不了解他吗？骂是要骂的。和他一方打得不好，他要骂，参加对方，打得好，他也要骂。”贝科夫笑道，“但是不能让游戏玩不成。明天是巴甫洛夫75寿辰。”
巴甫洛夫一瘸一瘸地走来了。
“我们立刻开始吧！安德列耶夫呢？”他迅速地扫视了来玩打棒的人，问道。
“他不舒服，比留科夫替他，”贝科夫回答。
“比留科夫？那好吧。请，比留科夫。”
巴甫洛夫俯身，左手拿起一根木棍，瞄准后，使劲一抛，打出了两根木棒。
“喂，比留科夫，把剩下的打出去。”
比留科夫瞄准了，一抛……没有打中。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能打中的。”巴甫洛夫拍着他的肩膀，鼓励他。
该对方贝科夫打了，他击出了剩下的全部木棍。
“真棒！”巴甫洛夫欢呼起来。
又轮到他这一方了。比留科夫又没有击中。
“笨蛋！”巴甫洛夫愉快地喊叫一声。
对方斯佩兰斯基也没有成功。
“废物！”巴甫洛夫更加狂热地喊叫。
可是，罗曾塔尔一棒就打中了全部摆好的木棒，巴甫洛夫却假装没有看见。只是在比留科夫准备再次打时，他才说话：“要使点劲！”
这次没有砸锅，5根木棒中击中了3根。
“残废队进步了！”巴甫洛夫高兴地宣布，一面向前伸出右腿，把棍子抛出去。
骨折处愈合不好，用力抛时总有感觉，体重移到伸出的一条腿时，它支撑不稳。巴甫洛夫没有击中。
“哎，讨厌的腿！”他伤心地叹了一声。他正想拾起第二根棍子，比留科夫看他弯腰很困难，就赶在他前面拾起了一根棍子递给他。
“我说过多少次了，不要这样，”巴甫洛夫叫了起来，“怎么，我是个无能的老头？”于是狠狠地将棍子扔在脚下，然后又捡起来，好像在向大家示威：没有别人的帮助也行。这次抛出去，击中了剩下的全部木棍。“胜利了，我们胜利啦！”他欢呼雀跃，双手在空中挥舞着。
贝科夫利用了这个机会。
“同志们，”他对所有的游戏者和观众说，“为了庆祝巴甫洛夫75大寿……”
“你们想出什么花招？”他不满地问。
“我们以你的学生和同事的名义，请你接受《打棒游戏协会大师》证书。”
“那好，我认为这是当之无愧的。不管怎样，打棒游戏我已经有了60年，甚至更长的资历了，谢谢，我接受。”他从贝科夫手上接过来放在镜框里的证书，并紧紧地抱在胸前。
“为了纪念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事情，请你和我们一起合影。”
“好，照吧，”他同意了。可这时突然刮来一阵风，下雨了。大家都笑着跑去避雨。
一场瓢泼大雨。水从雨水管里哗哗往外流。天上积着团团的乌云。
“这雨下不长，”巴甫洛夫在棚子里，看着外面说道，“一场好雨！已经是9月，可简直像是夏天的雨，长蘑菇的雨……”他沉默了一会，又深有感触地说：“是啊，我已经75岁了。可是年龄不应该用岁月来计算，而是用生命力。一个人有伟大的目标，并去实现它，便无所谓什么年老。可我有时总感到遗憾，我没有一点点雕塑或绘画的才赋，不能干点这种事，让大脑摆脱日常的操心而得到休息。我也没有音乐才能……”
“我想，如果你没有成为科学家，巴甫洛夫，那说不定你会成为一位优秀演员的。”贝科夫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