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程说，对作家的生活要多请安，得多抓落实。
这些话传到勇章印的耳朵里，这位工人作家非常感动。他给刘海程写了一封信，信上说，仅仅是沙龙上的一句话，你就记住了，还帮俺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今后我一定奋力写作，报答厚爱……又过了一段时间，上班时，秘书告诉刘海程：勇章印死了，上午9时住的院，没检查出病症，人已经不行了，当天死在了医院。刘海程立即通知孙泉砀，火速赶到了医院。
太平间里，停了两具尸体，一个是勇章印，一个是老太太。两具尸体，两种待遇。
老太太似乎有些身份，雪白的单子盖在身上，人群簇拥，潮来潮去。勇章印这边却冷冷清清，一条脏兮兮的布单盖住了这个贫寒作家的脸。刘海程把布单掀起来，看到勇章印因猝死而略略变形的脸。他的眼睛瞪着，以往那种率真随性的气质已经转化为混浊的物质凝结起来，在这幽幽的底色里，一种惊愕和慌乱的表情从里边突兀出来，他的嘴微微张着，好像在自言自语：这就是一个作家选择的人生？
刘海程忙把勇章印的眼睑合上，就像怕惊扰他仍在进行的梦境。他背过身去，泪水禁不住潸然而下……
看到地委领导来了，医院不知就里，院长领着一群人七手八脚为勇章印换了一床雪白的布单。有人忙着为死者整容，让他更体面些，让他看起来更像个作家……
看到地委领导来了，死者所在工厂厂长一头大汗地赶过来，地委领导询问厂长死者死因，厂长回答不上来，汗流得更多了……原来，勇章印有个爱喝两口的嗜好，因为家穷，买不起酒，就喝工业酒精。他白天上班，晚上写作，累得撑不住劲，就喝酒解乏，加上老婆看他油瓶倒了也不扶的样子，家务活啥也不干，虽然一年到头写个不停，却总没有几个进项，就嫌他没有本事，不会挣钱，也就给他气受。这样诸种因素加起来，勇章印的身体就垮了。等他实在撑不住了，就一个人来医院看病，还没等检查完，就咽了气。
勇章印的追悼会举行得非常隆重。刘海程、孙泉砀以个人的名义为他送了花圈，并亲自参加了追悼会。会上，周同宾说，我死时有个地委书记看我就满足了。二月河说，我死时领导给我送个花圈就行了。
就在勇章印去世不到两个月，南阳地区曲剧团的主要演员陈桂佳在洛阳演出时突然发病，诊断为脑瘤，最后死在手术台上。
接到报告后，刘海程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这些作家、艺术家已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事业相催杂事多多，作家费心劳神，演员疲于奔命，哪有时问考虑自己的身体？有多少颇有才华的人为此英年早逝，这是多么大的损失呀。既然领导干部有身体检查待遇，为什么这些作家、艺术家不能享受？于是刘海程将勇章印、陈桂佳的事例提交到地委办公会议上，建议作家、艺术家设立检查身体制度。最后形成文件：凡是省作协以上的作家，省戏剧家协会以上的演员，每年享受免费检查身体的待遇。
作家们说，这不仅仅是待遇，还是一种荣誉。
至今，南阳地区的作家、艺术家们仍在享此殊荣。
以后，刘海程调到省新闻出版局任局长后，又把这一做法带到了出版界。凡是正副编审，全国劳模或五一奖章获得者，均可每年免费检查身体，并能免费出外旅游半个月。此举实行以来，颇受大家欢迎。
孙泉砀自述：
1985年3月，南阳地区召开图书馆会议，会上，我放了一炮，我说外人都夸咱南阳人老实，我想这老实背后是不是含有保守、封闭的一面？当时有人说我是离经叛道胡说八道。我坚持认为，南阳这种精神状态是和三中全会的精神格格不入的，南阳作家群要有所作为，必须克服盆地意识，走出盆地。
于是在地委的支持下，1986年文联召开克服盆地意识大讨论。这一次讨论使作家们眼界大开，大家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
然而，突兀而来的一次事件，使作家们的激情遭受了打击。
1986年，西峡县的剧作家何中兴根据乔典运的小说《乡醉》改编成了一出曲剧，参加了南阳的戏剧大赛。此戏一演，立即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乡醉》描写了一个乡干部，整天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连日醉心于酒场酒会文化，却无心干四化，用辛辣的笔调鞭挞了一个得过且过的基层干部。这种直接用讽刺手法批评现实中的一些干部的作品近年已不多见，因此，引起了一些乡镇干部的不满，说这部作品是十足的自由化，应该大加挞伐。消息传来，作家们都噤若寒蝉，刚刚燃起的创作火焰顿时被浇了一盆凉水。
孙泉砀认为，三中全会的深意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什么要在全国范围内提倡解放思想，就是说党中央肯定看到了人们思想禁锢的种种现实，这就是多年来极左路线对人的深度戕害，它使人畏首畏尾，瞻前顾后，奉行左比右好以求明哲保身。这样的思想状态与改革开放要求的时代精神可谓格格不入。解放思想不仅对改革开放有用，对文学创作更是有用，俗话说放胆文章拼命酒，颤抖的手写不出好文章，作为领导干部，既要不断地把政治原则灌输给作家又要给作家以一定的空间，鼓励他们解放思想大胆创作，只有这样，作家才能创作出时代精品。
孙泉砀向刘海程汇报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得到了刘海程的赞同。孙泉砀说，啥叫自由化？自由化是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而乔典运是补锅的思想，不是砸锅的思想。如果硬把自由化的帽子扣在老乔的头上，就会伤害一批作家的创作热情，假如整个南阳地区的作家都管得像个小媳妇似的，在改革开放年代只留下一些平庸的记录，那就是我们当领导的失败。
为了顶住左的干扰，刘海程和孙泉砀心生一计，干脆把老乔弄成正面典型，这样就会少去诸多麻烦。当时南阳地区正在搞政治思想报告会，于是老乔就以模范政治思想工作者的身份参加了代表团，在全地区作巡回报告。这样一来，那些本来想揪住老乔辫子不放的人，看到他变成了正面典型，想时代真变了，也就不再追究了。
乔典运在报告会上大出风头，他用三个故事串在一起成了一篇绝好的演讲稿。报告团结束后，他又将这三个故事创作成三个短篇小说《冷惊》、《山妖》和《女儿血》，发表后反响很好。
二月河本名凌解放，祖籍山西昔阳，因是家乡解放时所生，故名凌解放。他的父亲凌振祥，是个南下干部，后来就在南阳安了家，凌解放学生时代是在南阳度过的，他和孙泉砀曾是高中同学。凌解放1968年参军，在部队入党提干，转业后到了南阳市委宣传科当副科长。初时搞《红楼梦》研究，曾写了大量的学术文章，但因一文莫名而未被注意。1983年，苦恼中的凌解放给红学专家冯其庸写信，畅言红学研究之弊端，引起冯的极大兴趣，故写信相邀参加来年的红学年会。就在这次年会上，冯其庸先生见到了凌解放，谈话间，冯老劝说他放弃红学研究，改弦易张。冯老先生说，红学研究队伍中学者多多，你若想在研究上有所突破恐怕很难。但你文字功力深厚，若改小说创作，肯定成功。接着，冯老就推荐他写清朝三皇的小说。
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冯老先生的话对凌解放启发很大，年会结束后，凌解放就匆匆赶回南阳，并把自己的创作计划向当时的部领导作了汇报。宣传科是一个出文字材料的地方，大量的经验需要总结，多少典型需要宣传，况且凌解放是宣传科的一支笔，现在突然宣布今后要写什么历史小说了，这怎么行？
部领导循循善诱帮助凌解放说，还要以工作为重，以党的事业为重，组织的事为大，个人创作的事小……
凌解放想不通，就把自己的苦恼讲给刘海程和孙泉砀听，因为南阳地委宣传部是南阳市委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二人觉得凌解放讲得不无道理，就又马不停蹄地为凌解放奔波起来。
刘海程找到市宣传部领导，说，听说凌解放请创作假很难请，写作没稿纸，今天我给他请假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