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北面南的极乐寺，是由北方名僧天台宗第四十四世倓虚法师于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创建的一处典型佛教建筑群体，占地面积达五万七千平方米。极乐寺的整体设计、布局和建筑结构，都保留了中国寺院建筑的风格与特点。一进入山门，首先见到的是钟楼二楼。在庙庭之内，横向分为主院、东跨院、西跨院三部分。主院建筑面积一千八百余平方米，分为四重大殿：一为天王殿，正中供弥勒佛，东西有四大天王；二为大雄宝殿，是全寺最大的殿宇，供奉有释迦牟尼像；三为三圣殿；四为藏经楼。在东院内，建有一幢著名的八角七层楼阁式砖塔——七级浮屠塔，高二十九点七米，塔前有三间地藏殿，殿前有三间抱厦，左右分设塔式钟鼓楼二座，塔式布局国内罕见，塔身局部装饰则吸收了西方建筑艺术特点，例如假砖木结构、贴花、贴龙和拱型窗户等。
悬挂在极乐寺山门上的“极乐寺”匾额，是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七月寺庙落成时，由东三省行政长官朱子桥将军邀请清末状元、著名书法家张謇所题写。据说，该寺落成时来到哈尔滨的张謇信步登上高台，只见他手握特制大羊毫，立时悬笔而书“极乐寺”三个大字，使围观者莫不叹奇称妙。确实，长四点七八米、高一点三五米的“极乐寺”匾额，匾文字径竟长达一米见方，字体为魏体楷书，浑厚质朴，端庄遒劲，气势恢宏。如果人们仔细观之，可见其书法学颜平原，又参以欧阳率更，笔取中锋，与翁松禅相辉映，并有古汉隶和魏碑之风采。在水泥白灰地黑字的这方匾额之上，除了匾文“极乐寺”三个大字外，还署有上款“民国十三年七月”和左下款“南通张謇”。
关于张謇其人，有史料记载说：张謇（公元1853年—公元1926年），字季直，号啬庵，一作啬公，江苏南通人。年幼慧敏的张謇，早在十六岁时便考中秀才，光绪甲午年（公元1894年）在会试中被点为头名状元。不过，无心仕途的张謇辞官不就，从公元1895年起回乡创办地方实业及文化教育事业。辛亥革命后，张謇出任南京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公元1913年出任袁世凯政府的农商总长，但在袁世凯即将称帝时又辞职南归，从此不仕。既然是状元才士，张謇自然有著作传世，据统计约有《张季子九录》、《张謇函稿》、《张謇日记》和《啬翁自订年谱》等九种。
7.陕西西安“古调独弹”
由鲁迅先生题写的著名“古调独弹”匾额，悬挂在陕西西安钟楼东北三百米处西一路西段的易俗社台口上。
成立于公元1912年的西安易俗社，原名“陕西易俗社”，是由李桐轩与孙仁玉两人创办的中国秦腔科班，通俗点讲就是一个把戏曲训练、文化学习和演出实践相结合的秦腔艺术团体。以“辅助社会教育，移风易俗”为宗旨的易俗社，从成立到公元1949年期间始终坚持训练与演出并举，积极宣传民主思想，希望以通俗教育的方式开启民智。前后三十七年间，易俗社共编写了五百多个剧本，许多已经成为古老秦腔优秀的保留剧目，例如《吕四娘》、《三滴血》和《柜中缘》等；易俗社共创办十三期，培育演员六百余人，著名的如王天民、李可易等，遍及中国西北各个秦腔团社，他们为秦腔艺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公元1924年8月，鲁迅先生应邀来西安讲学，就曾多次观看过易俗社演出的《双锦衣》（前、后本）、《人月圆》及折子戏等，特别是对其办社方针及训练方法颇为称赞。因此，鲁迅先生在一次观看演出后亲笔书写了“古调独弹”四字匾额，并将自己的讲学酬金五十元赠予易俗社以资鼓励。
遗憾的是，由鲁迅先生亲笔题写的“古调独弹”匾额，不幸在解放战争中被毁，现今悬挂在易俗社台口上那方黑地金匾，是公元1989年易俗社为庆祝建社七十八周年时，根据原先留存的照片资料而复制的。在长二点五米、宽一点二五米的“易俗社”匾额之上，除了匾文“古调独弹”四个大字外，还署有上款“陕西易俗社十二周年纪念”和下款“中华民国十三年八月谷旦”。至于匾文“古调独弹”四个大字，不仅用笔古朴浑厚，结构端庄严谨，而且字体俊秀，颇有清代大书法家何绍基之笔意。
关于鲁迅先生，人们通过各种形式对其比较熟悉和了解：鲁迅（公元1881年—公元1936年），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青年时期，鲁迅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参加了进步刊物《新青年》杂志工作，并迅速成长为“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自公元1926年起，鲁迅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的讲师、教授等职。鲁迅的一生，以文艺为战斗武器，流传的经典作品很多，今有《鲁迅全集》行世。
8.云南腾冲“和顺图书馆”
作为中国建立最早、规模最大、藏书最多的乡村图书馆——和顺图书馆，位于古西南丝绸之路的要冲之地云南西南边陲腾冲县的和顺乡。
腾冲，位于滇西边陲，其西部与缅甸毗邻，是中国著名的侨乡、文化之邦和翡翠集散地。西汉时，腾冲称作滇越，东汉则属永昌郡，唐设羁靡州，南诏时设腾冲府，由于其地理位置重要，历代都派重兵在此驻守，明代时还建造了一座石头城，有“极边第一城”之称。不过，历史悠久的腾冲虽是兵家必争之地，但其始终弥散着一种独特而强烈的文化气息，这不仅从鳞次栉比的古老寺院、碉楼、城堡、民居院落和一条条石板小巷中得以感受，而且如果有机会走进创建于公元1928年的和顺图书馆时，这种文化气息将使人有一种震撼的感觉。
高仅两层但上下各五格的和顺图书馆，由于其第二、四格伸出成六角亭的形状，从而使其具有鲜明的中式建筑特色。公元1928年，和顺乡在散布于世界各地华侨的资助下，于戊戌变法前后成立的“咸新社”和“五四运动”前后组织的“书报社”的遗址基础上，发愤创建了和顺图书馆。作为一座知名的乡村图书馆，其创建时间和规模虽然重要，但藏书情况才是其得以名留青史的最主要原因。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提及其中几部珍贵藏书便可窥见一斑：《八十一株梅花馆诗古文词稿》和《天地一庵诗钞》（乡贤手稿）、《腾越厅志》和《永昌府文徵》（地方史料）、武英殿聚珍丛书与四部丛刊丛书，以及公元1917年—公元1942年的《东方杂志》与缅甸华侨创办的《仰光日报》等等。当然，在这里我们重点要讲的是，悬挂在现有藏书五万余册和顺图书馆第一道大门门楣上的“和顺图书馆”匾额。
这是一方长一点八米、宽零点六五米的蓝地白字匾额，由于其悬挂得居高临下，从而给人一种气宇轩昂的感觉。特别是由乡人张砺于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所书写的“和顺图书馆”五个大字，虽是行书体，但结体谨严，遒劲秀美，其笔势勾划也运用得非常自如。
关于腾冲和顺乡人张砺，查《腾冲县志》可知：张砺出生于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字盈川，号虚谷，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应试中举，后进京参加清末最后一科会试而中贡生，殿试后则外放为广东候补知县。后来，张砺返归乡里倡办张氏清河义学堂，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公元1959年辞世的张砺，擅长于词令，著有《祭腾冲阵亡将士文》和《偶语稿》等传世。当然，张砺的书法艺术也劲秀而有神，否则由他题写的“和顺图书馆”匾额也不会成为中国名匾。
9.云南昆明“彩彻云衢”
位于云南昆明西山——华亭山的山腰处，有一座华亭寺。关于华亭这个名称，最早可以追溯到大理国时代。相传，鄯阐侯高智升曾于公元1063年在此修建别墅，但直到其后人高贤时才以这座山为其命名为“华亭”，从此这里便成为高氏家族游宴的地方。
由山脚下的碧峣精舍向南斜登而上华亭山，夹道修竹蔽天，松荫浓绿，在茫茫林海不远处便是华亭寺的门户——钟楼，绕过钟楼便是华亭寺的主体建筑群了。占地面积一万两千平方米的华亭寺，拥有大小殿堂两百余间，规制宏阔，梵吹沸天，是滇池地区最大的一处丛林胜地。重檐歇山式大雄宝殿，是华亭寺的主体建筑，著名的“彩彻云衢”匾额就悬挂在该殿左次间的廊檐下。阔三点三米、高一点零六米的“彩彻云衢”匾额，红地金字，黑漆素框。匾文“彩彻云衢”，即铺满彩云大道之意，在这里则引申为参此佛门便可登上通天大道的意思。匾文为楷体，剑锷刀锋，威严方正，体出真卿，而犹有魏书之笔意，结体内紧外松，落笔力透榜背，体现出一派大家风范。匾额上款为“民国十七年仲春月吉旦”，下款是“昆明陈荣昌书”，由此可知此匾为陈荣昌于公元1928年所书写。
关于陈荣昌，有资料记载说：陈荣昌（公元1860年—公元1935年），字莜圃，一作小圃，号虚斋，又号铣人、困叟，昆明人。清光绪年间进士，曾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及贵州学政，返滇后任云南高等学堂总教习。后来，陈荣昌率领一批学生“奉旨出洋”赴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擢升为贵州提学使。据说，陈荣昌为人耿直，为官清廉，曾因反对并揭发卖国巡抚兴禄之罪行而名望隆盛于朝野。不过，耿直清廉的陈荣昌于中年时便辞职归隐，致力于国学与书法研究。在书法研究上，他极为推崇颜鲁、钱沣，且又精研米氏及龙门诸体，遂自成一家，造诣精深，据说凡获“小圃先生”只字片纸者无不珍宝之。
10.天津“天津劝业场”
坐落在天津市和平路与滨江道交叉口的劝业场，是天津大型综合性百货商场，不仅商场内部商品琳琅满目，就连商场上部也开辟有诸多的娱乐社区，诸如戏台、电影院、舞厅、球室和练歌房等，这些都使劝业场成为天津的一个招牌。俗语说：上海有个“大世界”，天津有个“劝业场”，如果不去逛一逛，枉到津沪走一趟。
由著名实业家高星桥投资创办的劝业场，筹建于公元1926年，公元1928年建成开业，原建筑面积有一万六千五百平方米，是高星桥高薪聘请法国建筑师慕乐所设计，其建筑风格明显受到折衷主义建筑形式的影响。劝业场主体建筑为五层，转角局部为七层，七层之上设有高耸的塔楼，塔楼是由两层六角型的塔座和两层圆形塔身及穹隆式的塔顶组成，塔顶上面装有旗杆和避雷针，这使整栋建筑显得壮丽而挺拔。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劝业场，在建筑立面的处理上很是讲究。例如：在底层临街的陈列橱窗上方，是一圈钢筋混凝土的大挑檐，而商场的入口处则为大拱券，并与两侧的大挑檐相互连续贯通；在拱券顶部和大挑檐前的装饰上，同样有雕刻精细的花纹，而阳台的设计则有凸有凹，凸阳台用牛腿支撑，凹阳台的两侧则配以廊柱，并在中间部分的装饰上也配以宝瓶栏杆。在劝业场的内部，建筑师采用了中空回廊式的结构，而中间则以一座过桥相连通。在过桥的两侧，设置有两座双向楼梯，场内的四角也分别设有四座楼梯和五部电梯，用以沟通上下的垂直交通。场内中空部分的屋顶，为阶梯形的钢筋混凝土平顶，四周逐渐向中间退缩，并设有三层天窗以利于采光与通风。在场内四周的部分屋顶上，开设有一屋顶花园，即“天外天”游乐场。与“天外天”相匹配的，还有场内的天宫影院、天华景戏院、天乐戏院、天纬球社、天露茶社、天升戏院和大观园等七处娱乐场所，被当时人们称之为“八大天”。
不过，作为劝业场建筑文化点睛之笔的并不是什么“八大天”，而是由清末高官、近代著名大书法家天津人华世奎所书写的“天津劝业场”匾额。据说，当年高星桥为了求得华世奎的墨宝，竟以每字一百块大洋作为润笔费，也就是说这五个字的报酬相当于当时六十多名职员的月收入之和。对此，华世奎老先生为了写好这五个字，不仅亲自到劝业场进行实地查勘，而且回家后在用三张八仙桌拼起来的案台旁，竟苦思多日而难以落笔。后来，华世奎老先生索性推开桌案，与友人在酒席案前推杯换盏狂饮不止，然后竟是乘着大发的酒性挥笔而写下了“天津劝业场”这五个大字。
悬挂于商场一楼楼梯正中上端的颜体楷书“天津劝业场”金地黑字大匾，上款为“戊辰春正月”，下款为“华世奎”，钤印章两方。高一点二米、宽四点三五米、字径零点八米“天津劝业场”匾额，匾文遒劲挺拔，气势磅礴，骨力开张，深邃俊秀，堪称是华世奎晚年的代表作。
11.北京郑王府“逸仙堂”
位于北京西城区西单北大木仓胡同的郑亲王府（又称简亲王府），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三弟舒尔哈齐第六子济尔哈朗的府邸。据史料记载，郑亲王府原是明朝初年荣国公姚广孝的旧宅，清军入关后由第一代郑亲王济尔哈朗进行重建而成。
坐北朝南的郑亲王府，自东向西分为东、中、西三路，主要殿宇建筑分布在东路前端，中轴线上依次有：面阔三间的临街门、面阔五间的正门、面阔五间的正殿、面阔各为五间的配殿、面阔三间的后殿、面阔七间的后寝和面阔五间的后罩楼。除了东路主要建筑之外，该王府的中路和西路建筑并没有什么中轴线，而是将所有建筑依照街道的走势进行布列，所以显得稍稍有些向北退缩。关于郑亲王府这种不规则的建筑布局，在此暂且不提，但对其远远超出清王府有关规制的非凡规模，却有必要予以交待。确实，建造竣工后的郑亲王府不仅气势宏伟、巍峨雄壮，而且在王府内部还使用了诸如铜狮、铜龟和铜鹤等在当时属于僭越违制的装饰。不过，历代郑亲王却并没有因为王府建筑违制而受到惩罚，直到第十三代郑亲王端华在“祺祥事变”中，由于与慈禧太后争权夺利而革除爵位并被赐自尽后，郑亲王府才被赐予钟郡王奕詥居住。后来，虽然郑亲王爵位于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得以恢复，但时任郑亲王承志则依然居住在西单北大街的馓子胡同，直到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奕詥死后承志才得以搬迁入郑亲王府。时间到了辛亥革命后，郑亲王后裔绍勋因入不敷出而将王府抵押给西什库天主教堂，公元1925年初又租赁给中国大学作校舍。到了公元1927年，为了纪念中国大学创办人孙中山先生，校方遂将王府寝殿改名为“逸仙堂”，并由当时的校董谭延恺书写匾额悬于檐下。
长二点六米、宽一点一米的“逸仙堂”匾额，蓝地金字，匾文为楷书，上款为“中华民国十六年六月”，下款为“谭延恺书”，下有钤印两方。关于湖南茶陵人谭延恺，这位清光绪年间进士出身的一代军阀，于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被推为湖南咨议局议长，辛亥革命后出任督军之职。其书法早年摹仿刘镛，中年专意钱南园、翁松禅，晚年参入米芾骨意，名重一时，为民国初期著名的书法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