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怎样看待民工。
把那些因生活无奈而进城找活路的农民工说成是今天时代的英雄，很多人一定不会赞同，认为那是“满纸荒唐言”。因为这些人都是些不懂事的“乡巴佬”，长长的头发上粘着灰尘，很久没有剪洗了，更不用说是抹头油和摩丝；衣服是不合时的，甚至纽扣都掉了，要是你仔细地看，他们剩下的纽扣都不会扣得整齐；裤腿半卷，泥鞋拖脚，两眼发呆，傻不愣登。别说比起那些在舞台上珠光宝气、金缕玉衣的歌舞明星来有天壤地别，就是比起普通的城里居民来，也是“土”了一截，“傻帽”了一块。
尤其是他们坐在路边观看漂亮女人走路那直勾勾的神态，靠近你问路时身上带着很久没有洗澡的气味，骑着三轮车过街时连红绿灯都不会看的懵懂，再加上看到报纸上报道出警察抓到了一个小偷是某地来城里的打工者的消息……我们整个的观感如何呢？一定会微微撇一下嘴，摇两下头。
不低看他们就谢天谢地了，说他们是英雄，说要向他们致敬，那是万万不可，有违心情，有违心愿！
但，让我告诉读者，在国外，的确有不少国家，是把这样的人看成英雄的！
美国有一部伟大的电影《愤怒的葡萄》，1940年拍摄，睁约翰·福特导演，改编自美国乡土文豪约翰·斯坦培克同名小说，描写30年代俄克拉荷马州一家农民无以为生，驾一辆破货车，长途跋涉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当民工。半个世纪后，每当这电影在校园放映，那辆破马车一亮相，观众就响起了掌声--美国大学生都向着民工致敬，向着民工的这种精神致敬。正是这样一些人，这样一种精神，让美国人富了起来，让美国强盛起来了。
只要你去过香港、台湾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在你朋友的。
家庭或街道上到处都会看到一些当保姆的皮肤黝黑的女人们，她们大都是菲律宾人，俗称“菲佣”。她们或是在主人的家中打扫卫生，或是带着主人家的小孩推车到街上买菜，既平凡又普通，是这个城市最下层的雇佣，然而，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年轻姑娘或妇人们，却被菲律宾国内称之为“现代英雄”和“新英雄”。
有人曾开玩笑地把菲律宾的经济称为“分布式经济”，因为无论何时，菲律宾的1/10人口总是在地球的不同角落打工。这个国家有着800多万的海外劳工，所以无论是民工，还是他们的政府，都不无自豪地说：是我们支撑了国家的生存！
菲律宾人赴海外打工的传统由来已久，外劳队伍不断壮大。在首都马尼拉，一名大学毕业的年轻教师每月收入约合150美元，而一名在海外娱乐场所工作的普通菲籍劳工至少可赚到500美元。香港是菲籍海外劳工心目中的淘金之地，有在港菲佣15.5万人，每年汇回国内近60亿港币。在欧美国家从事护士工作的菲籍妇女收人更高，中东地区菲籍外劳的收入也很可观。
巨额侨汇是菲国内需求的强力推进器。侨汇曾几次将菲宾经济从崩溃的边缘上拉了回来。菲律宾国内平均失业率高达14%，高失业率通常是经济萧条的必然现象。而在马尼拉的各个大商业场所，什么时候都是一派人头攒动的繁忙热闹景象。这样的繁荣正是由不断汇入的美元刺激的。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南亚各国普遍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菲律宾则是其中受影响最轻微的一个，这要感谢外劳美元的输血经济。菲律宾央行行长表示，过去20年来，尽管全球经济出现了数次周期性波动，外劳汇款都保持了两位数的年增长率。
菲律宾人的价值观念基本上同中国人一样，家庭始终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为家人加倍奉献既是一种美德，也被看成是一种当然的行为。一位在美国当了两年护士之后回国探亲的菲籍妇女对中国驻马尼拉记者孙笑天说道：护士在美国的收入是相当不错的，菲籍护士也不例外。但她在海外十分勤俭，从不乱花钱。她要将一半以上的收入寄给家人，她的父母和两个已经成年的弟弟都没有工作，且弟弟也很难找到工作。虽然她本人已经29岁还未出嫁，但她还是把为家庭挣钱放在第一位。通常意义上的“菲佣”，官方的称呼是“家庭助手”，这是菲律宾海外劳工的主要职业。但是菲籍外劳中男性毕竟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对于男子来说，洗衣做饭并不是他们的所长，建筑工人、矿工和海员才是他们干的行当，这些行业的劳工约占总人数的20%，目前菲律宾有20万名的海员在各类外籍船上打工，有的甚至做到船长、大副，有的一条船全部都是菲律宾工人。日本是菲籍船员的最大主顾。
除体力工作者外，外劳当中还不乏专业技术人员，如电脑程序员、电气工程师、会计和医务工作者，甚至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等。他们约占外劳总人数的15%左右，其薪金水平远高于一般体力劳动者。他们不仅为各自的家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连菲政府也以他们为骄傲，菲律宾总统阿罗约曾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夸口说，人力资源培养是菲律宾“保守得最完好的商业秘密”。
由于外劳对菲经济发展的贡献卓著，政府将每年的6月7日定为外籍劳工日，以资纪念和表彰。政府给予外劳崇高的荣誉，将他们尊称为“现代英雄”。
我们会向民工致敬吗？
中国的民工，无论是在国内各大沿海城市的打工者，还是去到国外的海外劳工，都没有被提升到如此崇高的地位。在十几年前，他们被称为“盲流”，后来就改称“打工仔”，只有在不久前，他们才被定性为“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其实更多是从理论上来说的，他们的实际待遇，还相当低。以广州为例，他们的工资并不高，一般的月收入在500~800元人民币之间，许多工厂只负责吃或住一项，他们付出住宿、伙食费之后，净收入一般不超过300~400元，一年积蓄3600~4000元就算不错了。
美国第一代华侨都会诉说餐馆工作每天长达十小时以上。同样的，珠江三角洲的民工每天工作8小时的仅占三成，其余七成都辛劳超过8小时，10~12小时的占三成三，12~14小时的占四成六。因此，他们还处于不顾命地“求生”这样一个档次上更令人吃惊的是，民工每月没有休息日者占四成七，休息一至三天者占三成三，四至六天者占一成七。当父母或家人亲戚从家乡打电话来，或到门口来探望，企业单位是否允许接电话或接见？五成四的人回答说：“绝对不准”，二成答“允许”，有二成五答“可商量或者看情况”。
在广州、深圳、东莞、中山、珠海、佛山等地做的调查表明，七成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七成三“没有参与社会保险”，六成五的人说“单位拖欠工资”，三成一的人称“曾经被老板打骂”。外来工受到的歧视现象十分普遍，有五成二的人称“在单位受到了歧视”。
在北京郊区私营的京兴塑料厂打工的宋礼亮，是安徽无为县籍民工，他从鼓鼓囊囊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大叠证件--身份证、暂住证、就业证、健康证、工厂出入证、技能上岗证等七八个证件。刚到北京时不敢出门，怕证件没办好被当作盲流遣返回乡。他说：“我是个农民，初来北京，就是想知道要办哪些证件，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办，在北京头4个月，都用在办证上了。一分钱没赚，办证交费就花了六、七百元。我打工的地方在郊区农村，村委会还要我交管理费。”说着，他摇头苦笑。当然，这是2002年的故事，迄今为止已过了两年的时间。在那个时候，对于外来打工者来说，各地政府会以各种名目收取城市基础设施增容费、流动人员治安管理费、外来从业人员谚划生育管理费，使用流动人员凋配资源等。虽然国家计委恳来取消了“外来人口管理费”，但由于各地理解不一，许多地方政府仍然以各种借口向民工收取各种费用。
民工在城里干的是劳动强度极高、最脏最累的活计，拿到的工资却十分微薄，所以他们不舍得吃、穿。他们会买城里人丢掉的旧衣服，会盖十几元人民币的“黑心棉”被，即使生病受伤，能挺就挺，决不去医院看病，因为看不起。而一年辛辛苦苦干下来，拿不到工资的情况比比皆是。
因此，虽然是从山区里来的普通农民，进城后改换了身份，成了“工人阶级”，但是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心理上，工作上还是经济上，仍然不能同城市里的工人相比肩，要想叫中国人的观念上把他们当成现时代的英雄，恐怕还得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
在2003年的9月11日，《北京晚报》上有一则报道说：昨天，周杰伦北京演唱会舞台已经基本落成，共动用了400个民工连续4日每天工作20个小时以上。今天周杰伦进人工体为明天的演唱会开始密闭式排练。据介绍，为了保证全场观众能尽量清晰地观看到舞台上的表演，在舞台中央、两侧以及场地中间分别安排了5块大屏幕，尤其场地中间的两块大屏幕，搭建在舞台100米处，基本上可以保证椭圆形体育场中距离最远观众的观看质量。届时周杰伦将跑遍全场，争取每个角落的观众都能清楚地看到他本人。
这是一个极好的两极对比，400个民工玩命地干了4天，每天工作20小时以上，他们的工资也许连400元都不到，甚至说连买一张看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都不够；而周杰伦呢？数万观众为他捧场的演出起码收入十几万甚至几十万，比这400个民工的总收入还要多得多。而他--只在舞台上“工作”两个小时。
在观众的心目中，周杰伦是英雄，起码是那晚上成了英、雄，鲜花、掌声，欢呼与叫好声此起彼伏。在这热闹无比的喧哗声中，谁都想不到会有那么400个民工曾经为观众的视觉和听觉的愉悦作出过努力。他们，成了周杰伦这个“英雄”的底座。不，连底座都算不上，因为他们若想进场子去听一听周杰伦的演唱，也会被警察驱赶出大门。
也许今天社会的价值观念就是如此，是民工建设了现代化的深圳，但在庆祝深圳建立特区20周年的庆祝会上，没有提到民工的功勋；上海的3000座摩天大楼都是民工建造的，功劳簿上却没有一个民工的姓名；北京为奥运会筹建的所有场馆也都离不开民工，每个场馆的落成仪式上也看不到民工的身影……问当今世界，谁是英雄？人们的回答肯定不是“民工”。别说没有人把他们当成英雄，有时连工资都要拖欠、克扣他们的。
但是，我要说，他们的的确确是我们时代的英雄？
何为英雄？何为今天时代的英雄？在和平建设的时代，谁能使国家强盛，人民富足，谁就是英雄！
中国有9亿多的农民，生活状态普遍比城里人差，尤其是那些老少边贫地区的农民。要想让全体农民都富裕起来，是中国最大最大的难题。一年中，如果政府要给每个农民补贴1000元钱，国家就得掏出9000亿的人民币来，那还只能算是贫困补贴，农民也只能够温饱生活，这对于政府而言已经是个沉重的负担了；如果给每个农民补贴1万元，那就需要9万亿人民币，中国一年倾尽全部的财政收入都不够补贴。因此，9亿农民的脱贫致富，谁都无能为力--农民只有自己解放自己。
现在，农民工进入城市里来了，他们为自己挣钱，也为城市的建设做着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数据让我们看到了某些实质性的变化：
一、在湖南、安徽、河南、四川等民工输出大省中，农民工寄回家中的工资，已经等于或超过了该省全年的财政收入，这就是说，农民工所挣到的钱，能够再造一个湖南、安徽、河南与四川。
二、2003年，中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为2600元左右，农民自己打工的收入占到了900元，几乎等于全部收入的1/3。以安徽省为例，到2002年底，全省农村转移劳动力1059.3万人，其中向外省转移656万人，劳务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据测算，全省每年通过跨省劳务输出净收入就达到260亿元，占农民纯收入的46.5%（即几乎占了一半）。
三、在这些年中，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都保持在8%以上，而据统计数据指出，其中的2%~3%是农民工进城建设的贡献。
关于农民工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新华社记者周正平有如下一篇报导，他的题目是《假如没有民工，城市将会怎样？》。
从世界各地流入的资本和我国的乡村移出的农民，这两股力量交汇在一起，使我国的东部沿海城市加速成为了一个制造业的中心。
这里的工厂管理者们现在都知道一个最基本的常识：他们的生产流水线一旦失去了来自农村的装配工，大多数就不得不关闭。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变：从广阔的乡村转移出的劳动力，逐渐取代了城市居民，成为产业工人中的主力军。目前，我国每3个产业工人中，就有2个来自于农村地区。农业部的调查表明：从农村地区开始的我国改革开放，使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大批农村劳动力脱离了农业生产，向其他产业领域转移。仅在20世纪80年代，在农村地区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就吸收了1亿多农村劳动力就业。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呈现出从乡村向城市，从西部、中部地区向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流动的新趋势；告别土地的农民像潮水一样涌入城市，我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人口迁移。
据农业部的统计数字，到目前为止，已有近1亿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连同他们的家属，在10余年的时间内，我国的城镇已经接纳了大约1.3亿的农村人口。
尽管进城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城市建筑工地的工人、生产流水线上的装配工、餐馆饭店的服务员以及商贩、保姆和清洁工，但是按照户籍制度，他们的身份仍然是农民，在远离城市的乡村还拥有一块有30年承包期的土地。
因此，对于大多数进城的农民而言，城市仅仅是他们出售劳动力的地方，他们仍是城市里的过客。在城市就业说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不如说是一次改善生活状况的尝试--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在城市工作3个月的报酬，就相当于他们在农村全年的劳动收入。
但是，农村问题研究专家普遍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的社会价值不仅仅限于提高了1亿多农村家庭的生活水平，更重要的是，数以亿计的进城就业农民，已经成为平衡中国东西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的新兴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