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造出的深圳。
传说中的共工，为人面蛇身赤发，身乘二龙，他与颛顼争夺帝位，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这种传说当然不能全信，但有一点事实却是错不了的，那就是中国这块雄鸡形的土地就是西北高而东南低，因此中国的河流大都是由西向东流。
如今的民工也在按照着这样一个规律流动。
那不但是因深圳位于南海之滨，是党中央国务院最早定下的经济特区，而且它紧贴香港，占据着最好的天时、地利。1978年4月，受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的委派，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了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对香港、澳门进行了实地的调查研究。考察组看到了一个事实：香港是一块没有原材料资源的弹丸之地，它是怎样快速发展起来的呢？就是靠了外国的资金、先进设备和技术。考察组回来后，正式写出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提出将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力争用3年至5年时间，把两地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客人的游览区。
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杨尚昆汇报了广东省委的设想--广东省有两大优势：一是毗邻港澳，二是华侨众多，只要中央在对外经济活动中给予广东充分的自主权，采取灵活的措施，实行特殊的政策，就完全可以发挥这两大优势，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这一设想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赞同。邓小平指出：“还是办经济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6月23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出席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广东省代表团讨论会上讲话说，中央、国务院下决心，想给广东搞点特殊政策，和别的省不同一些，自主权大一些……中央同意在深圳、珠海搞特区。
为了设立经济特区，广东省开始作组织上的准备，1979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将宝安县改制为深圳市，属省辖市，由广东省和惠阳地区实行双重领导。同年11月，深圳市由省地双重领导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直属省领导。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建立经济特区，并批准公布实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样一个建设性纲领性规定，于是，1980年8月26日，被定为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的日子。
深圳最初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边陲小镇，它与香港都属于宝安县，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咸丰十年（1860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先后割让和租借香港岛、九龙司、新界给英国。
在1978年，也即深圳成立经济特区的前夕，香港地区已经非常富裕，而深圳和宝安县却依然贫穷。其时深圳河北岸的罗芳村，人均年收入513元，这在宝安还算是富裕的地方，但仅几百米之外的香港较寮村，人均年收入却高达7.8万港元，两者相差达150倍之巨。
据有关资料显示，到1959年，宝安县约有2.5万余海外华侨，港澳同胞3万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0%多。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非法外逃的人数急剧增加，每年均有众多的劳工非法逃港。1962年逃港人数12144人，1978年达到17456人，此风潮延续到80年代中期。有的村庄里，男劳力几乎都跑光了，仅剩妇女、儿童和老人，以至于有时县里的最大任务，就是组织机关干部、国营企业职工，包括饮食店里的“娘子军”们，齐上阵去堵截逃跑到资本主义香港那边去的偷渡者。但是不管是民兵、军队的警戒，或是海里鲨鱼的威胁，都挡不住劳工外逃的现实。从1957年到1977年这20年间，宝安县参加外逃的人数总计有119274人次，其中成功逃到香港的有60157人；另据1989年统计旅居港、澳、台和海外的深圳人，多达55.18万人，人数接近当时深圳本地人口的一倍。
但是，自从成立深圳特区之后，情况渐渐有了变化，这种外逃潮得到了扼制。
1978年3月，香港东雅公司老板郑可明跨过罗湖桥，与深圳签订CND001号合同，开办罗湖手袋厂。从此，深圳乃至中国有了第一批以补偿贸易方式引进外资的“三来一补”企业。港商运来大批陈旧的设备，搭起简易铁皮房，招收当地的农民，生产出口产品。由于工作时间长、报酬低，缺乏安全保障，当地农民很快就不干了，取代他们的是外来的农民工。外资的进入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已经悄悄打开了，同时意味着外地农民工开始进入深圳。
1979年深圳建市时，当时的户籍人口31.26万人，暂住人口才1500人。
随着深圳特区的建立，外资开始流入，外地农民工也开始进入，最早是少量的缓慢的，而后则开始大量的迅速的涌入了，请看农民流也即是“民工潮”的行进步伐：1983年，有15万人涌入深圳。
1987年，在册暂住人口达59.84万人，首次超过55.6万人的户籍人口，在当时115.44多万深圳人口中，属于特区成立后移民而来的人口达80多万人，为深圳原住居民的200%多。
1989年，暂住人口突破100万，达126.78万人。1990年，深圳市总人口突破200万人。
1993年，深圳暂住人口突破200万，达到207.30万人。1994年，深圳总人口突破300万人。
1999年，全市总人口突破400万人，其中暂住人口接近300万人，占总人口的3/4。
2001年4月16日公布的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是：深圳总人口实际数量为700.84万人，其中户籍人口121.48万人，暂住人口579.36万人。由于普遍存在着人口登记遗漏现象，尤其是特区外宝安、龙岗两区外来工密集的“三资”企业和村镇企业中，如实为员工办理劳动用工手续和暂住证的厂家几乎没有，最多也仅有50%，所以要真实掌握深圳人口的准确数字是十分困难的。有消息透露，深圳的实际人口已经接近1000万大关。
研究深圳农民工问题的专家刘开明博士在他的《边缘人》一书中如此说道：1990年以后，“鱼”开始养大，深圳上缴中央财政的钱也逐年增多，而且速度惊人，同时地方经济建设的能力也大大增强。地方对上级财政贡献的大小依靠其税收的多寡，而税收的增长又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只有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税收总量才能节节攀升。到1999年，深圳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436.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是1979年的229倍；与之相连的税收也由1980年的0.27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41.7亿元，增长了1527倍。税收增长的速度远远大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1996年到2000年，是中国的第九个“五年计划”时期，也是深圳经济的起飞阶段，其经济规模与经济效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从深圳国税局的统计资料看，税收多了，对中央的贡献自然相应增大，“九五”计划的前4年，深圳国税累计上缴中央财政700多亿元，是1979年到1995年16年间上缴税收总和的5倍。其中从1995年9月28日到2000年9月28日，深圳市国税局共组织以增值税与消费税为主力的税收1264亿元，直接上划中央本级财政总计1073.36亿元，占全国中央本级预算收入比重超过5%，在全国大中城市中仅次于上海，居第二位。而且，近年来深圳国税增幅的迅猛程度超过了全国包括上海在内的任何一个城市，如在1995年还只有69.7亿元，1999年就达到276.7亿元，到2000年更超过477亿元，6年来年均增长68%。仅“九五”期间，深圳国税收入就增长了2.3倍，从1996年的145.6亿元增长到477亿元，累计高达1563亿元，超过1980年至1995年这15年来深圳工商税收总和的3.5倍，增幅位居全国前列。2000年深圳各类税收总计税收631亿元，占全国12660亿元税收总收入的5%，接近广东税收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其中上划中央本级财政486.7亿元，占深圳税收总额的69.6%。而从深圳市财政局的统计资料看，1996-2000年，深圳共筹集地方财政收入846.8亿元，相当于特区成立20年来财政收入总和的68.6%；年均递增20.3%，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幅4.4个百分点，上划中央各项税收1404.9亿元，相当于20年来深圳上划中央各项税收的80.5%，年均递增46%，高于同期地方财政收入增幅26.2个百分点。
这些数字和百分比十分枯燥，读者也许不耐烦去读它，那么，让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个结论好了：1999年，特区成立20周年时，深圳市在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经济实力的排名中，国内生产总值名列第四，工业总产值第四，工业利润总额第二，国税对中央财政贡献第二，地方财政收入第三，进出口总额第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第一，人均劳动生产率第一。2000年，深圳人均GDP23761元（合2873美元）。这就说，深圳从建立特区时的一个边陲小镇，20年后成为全国名列三四的现代化大都市。
这一切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首要的功臣就是那些艰苦而辛勤工作的农民工。
这些被称为暂住的蓝领阶层，到底在深圳有多少呢？
1994年以前，深圳的企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三资”企业，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体能型劳动力占外来工的80%以上，其中又以农村女工为主。如在1990年的120万外来工中只有15万左右为非农业人口。2000年人口普查的外来人口为606万，以普查总人口中90.39%的劳动适龄人中计算外来人口的就业率，就业的外来人口在545万以上。除去其中50万的暂住白领和20万的暂住个体工商户、种养小贩者，据此推算，这一阶层的总人数大约在475万人左右。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构成：一、宝安、龙岗两区的村办企业185万人。
二、外资企业25万人。
三、港、澳、台资企业100万人。
四、国有企业10万人。
五、城镇集体企业50万人。
六、私营企业35万人。
七、城镇个体工商户雇工35万人。
八、保姆、家务劳动等家政服务业35万人。
这些外来的农民工，几乎包揽了深圳所有工厂、企业、手工作坊，以及服务性行业的全部工作，没有了他们，深圳就将要瘫痪，而正是有了他们，深圳这座城市才活跃起来，繁忙起来，生动起来，才显示出无比的活力。
深圳的高楼大厦是他们盖的，深圳的铁锤是他们敲响的，深圳的机器是他们开动的，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深圳，或者说没有深圳的现在。
一句话，是农民工那一双双粗糙的手，托起了深圳今天的辉煌！
新月异的东莞。
东莞本来只是个蕞尔小城，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路过东莞时，曾经下车转了一圈，好像只有一条街而已，当2004年春去东莞采访时，却再也认不出它来了。
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特别快，城市的扩张也急剧加速，让人觉得它是又一个深圳，当然和深圳又不一样。
东莞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它位于珠江三角洲紧靠深圳的地方，坐车到香港也不过二三个小时的路程。从80年代开始发展，引进外资，引进民工。对于外资，条件极其优厚，帮它们盖厂房，先免它三年的税，无论大资、小资，无论是大厂、小厂，先欢迎进来再说。这样，企业便越来越多，现在在这个城市里，仅外资企业就有2万多家，台资企业有5300多家。这么多的工厂企业，需要大量的农民工，现在这座城市的本地人只有125万人，而外地来这里打工的人数就有350万人。这个数字仅限于公安部门登记的人数，如果没有登记的人员，总共逾500多万人。这也是说，在每5个人中，就有4个是外地人。当然，如果再往前推，那125万的本地人中，也有一半是外来户。
东莞的这些民工，大都来自于湖南、湖北、广西、四川、江西等地，东北与西北略少一些，从2002年开始，这些民工从邮局寄回家的钱就超过了100个亿，且逐年增加，这还不算他们过年时揣在身上带回家的，由此可见，东莞的发展，不仅富了东莞，还富了内地。
以2002年这一年来说，东莞完成工业总产值1574.07亿元，同比增长21.80%；完成工业增加值347.35亿元，同比增长21.6%；外贸进出E1总额首次突破400亿美元，达到442.47亿美元，同比增长28.40%，其中外贸出口突破200亿美元，达237.36亿美元，在全国大中城市排名连续七年位居“探花”；在这一年中，利用外资首次突破20亿美元，达到21.48亿美元，同比增长18.33%。
内生经济力量--民营经济迅速发展，给这个城市增添了发展的后劲。这一年，全市民营经济的工业产值、消费零售总额、纳税额这三个指标分别以37.18%（101.36亿元）、19.93%（93.78亿元）、55.62%（25.32亿元）的增长均超过全市平均增长速度。此外新增民营企业5.9万户，新增注册资金67.39亿元，分别增长108.85%和3.94%。这，就是东莞的速度！
说东莞，不能不提及的是投资于祖国大陆的台资企业，台商投资每10家中就有1家选择了这座小城。
最早到东莞投资的台商始于1985年，当时台湾当局的戒严令还没有解除，更谈不上准许台商到祖国大陆投资。
此后，台资企业一直对东莞情有独钟，前来投资的台企几乎年年递增。尤其是1998年至2001年间，台湾在东莞投资的项目由327宗增加到608宗，年均递增22.9%，年投资额由1.9亿美元增加到8.2亿美元，年递增62.7%。2002年，台商在东莞投资的新批项目数略减，增资项目的金额仍呈上升趋势，达到3.65亿美元。
目前东莞已有5300家台湾厂商，累计合同利用台资71.9亿美元，台商、管理人员加上眷属约有8万多人聚集东莞。而截至2002年12月，整个大陆共批准台资项目5.57万个，累计合同利用台资617.7亿美元。上海市台资企业集中，到2002年年底，共批准台资项目4600多个，数量也在东莞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