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斛是一种兰科植物，分为铁皮、金钗、环草、马鞭、黄草、霍山六大类，其中以铁皮石斛为上等。据古籍《道藏》记载，千年石斛精、千年山参精、千年首乌精，以及海底珍珠、茯苓、冬虫夏草等为道家的九大仙革，而铁皮石斛则排在首位。据说在旧社会里，也只有像黄金荣、杜月笙、梅兰芳这样的有钱人才吃得起这种草药。
铁皮石斛属气生兰科，它生于悬崖峭壁的背阴处，受雨露雾气而生长，采月华精神而挺拔，其生长条件十分苛刻，自然繁殖率极低。到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已经很难找到自然界；生长的铁皮石斛了，据说，1965年胡志明生病，中国派医疗专家赴越南，就想要一味这种草药，结果惊动了周恩来总理，发了一个“全国搜查令”，这才好不容易找到几棵。
这种草药所以如此贵重，是因为在九大仙草里，惟有它是补阴佳品，过去有钱人家生下孩子，第一口要喂的是石斛水，老之将死，也要灌一口石斛水，所以石斛水也叫救命水。如今在香港的药店里，铁皮石斛每公斤可以卖到3000美元，而且是有价没货。
当赤脚医生的陈立钻自然知道这种草药的价值，他决心这种草药种出来。所以会种这种草药，恐怕是现实与浪漫两下结合的结果，因为在他的家乡，在近两千年前的东汉明帝永平丘年，有刘晨与阮肇两位“医生”进山采仙药为民众治病的故事，结果遇到了两位美丽的仙女，留连忘返，回家时已物是人非。再加上这里是济公李修缘先生的老家，所以，他认为这个天台山上必有“仙气”，必然会生长出名贵中草药来。
于是，陈立钻动员了他哥哥陈立秋，两人挑起行李，走进了深山老林。他们在山里呆了八年的时间，也试种了八年的草药，等于他们两人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
对于陈立钻这个人物，我过去就采访过他，并为他写过一本书，在书中我这样写道：1988年，在他们上山的第三个年头，陈立秋的岳父得了肝癌，不久就去世了。陈立秋当然很是悲痛。但刺激最大的却是陈立钻。他想道：“我研种的仙草是肯定能够治癌的，就是救不了一世，也起码能够救得了一时。可是，他却在我没有种活仙草之前去世了，知道怎样救而无法救活他，这才是最痛苦的。在天台，在中国，像这样得了不治之症的人不知凡几，要是我能够种出仙草，那将能救治多少的生命啊！”想到此，他的决心更大，他觉得开弓没有回头箭，现在再苦再难，也只能向前！向前1991年12月，铁皮石斛行将栽培成功之时，突然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降临到天台山上，大雪将大棚全部压塌，3亩多石斛在零下12度的严寒下全部冻死。
1992年，陈立钻到北京出差，一天突然接到来自天台山的急电，说天台山连降15天暴雨，刚刚移栽到大田里的石斛苗又遭到灭顶之灾。
在种植最紧张的时候，他们雇来了十余个民工，少的时候也有两三个。由于山上的冷清寂寞、条件艰苦，又看不到成功的希望，大部分民工吃不了这个苦，都回山下去了，最后跟定他们陈氏两兄弟的，只剩下一个两个。
不要说人了，就是最忠实的人类之友--狗，也觉得山上生活过于清苦，无法“奉陪”，逃下了山。陈立钻先后养过8条狗，没留住一条。
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铁皮石斛终于被陈立钻种出来了。他于是带着这种“新产品”，到杭州去发展。
这的确是一种好草药，于是，在他开展业务的同时，这种草药也逐渐被人们所认识，文学泰斗巴金、数学家陈景润，以及中科院一百位院士，都吃过这种药，更令他自豪的是，连国家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也吃过他的药，他还进到了邓小平的家，指导他如何服用呢！
现在，陈立钻这个人，陈立钻这家公司，到底怎么样了呢？2004年的4月，我再次访问了更名为“浙江天皇药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陈先生。
陈立钻告诉我，他的企业共分两摊，一摊是天台山种植与研究基地，在那里他吸纳了农民工200多人，如果加上季节工，约有300多人，而在杭州这一摊，是销售公司，也有上百人。他去年的销售额为2.7亿元，天台、杭州两地交税是4000万元，他现在种植的铁皮石斛，已经扩大到2000多亩了。
当我问到他给这些农民工多少工资的时候，他回答道；天台山那一边，能够达到年5000美元；杭州这里，能达到1万美元。这是因为杭州公司里招的大都是毕业于医科大学和财经学院的本科生、研究生。而天台那里则是从农村招来的普通工人。他说：“我的工资在杭州市来说是上等的了，比起深圳那些效益好的企业，一点也不差。”
令我惊奇的不仅仅是他自己致富后带动了天台经济的发展，带起了一批农民共同致富，而是他正在从事的研究和开发工作。
在天台山，陈立钻已经投资了3000万元，和美国哈佛大学合作搞生物基因药物的开发，取名“浙江赛尔生物医药品研究有限公司”。这个公司成立有一年之久了，从事的是生物技术、生物基因药、干细胞工程等世界最前沿的生物技术研究。比如，如果癌细胞已转移到了骨头上，就可以用生物技术和药物将它阻断。这个研究进行得很快，他说下半年就可以进入临床研究。在杭州，他也悄悄搞了一个实验室，是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在不久的将来（这个词是陈立钻说的，大约等于时问保密的意思），有三个一类的国家新药能够生产出来。
陈立钻不属于纯粹的企业家或者商人，他是兼中草药种植家、中药研究家合一的人物，但是有一个特点是共同的，他开“钻”得很早，也很早找到了“金矿”。这不仅是指他发家之时的前期准备，还指他是开发生物学药品的先行者。
像陈立钻这样的企业，在浙江省只能算中等的，大的有“农夫山泉”、“娃哈哈”、“利群”、“雅戈尔”、“大红鹰”、“红蜻蜓”、“雕牌”、“正泰”、“奥康”等等，等等，浙江产品的广告几乎包揽了电视台的一半，整日里在我们。的耳际与眼光中“爆炸”。我认识的一位新朋友孙星炎先生，就是“农夫山泉”的大股东。这位50多岁的中年人个子不高，却透出江浙、上海一带人的睿智与精明。在上山下乡那个年代，曾到黑龙江插队7年。在别人还浑浑噩噩混日子的时候，他早就在悄悄地学习英语和机电知识。于是他最早考进大学、较早赴日本留学。在他请我吃饭的时候，他告诉我，浦东开发区办公大楼里面的自动化控制设备，就是他公司安装、调试的。这时候，正巧有一个美国朋友给他来电话，对着手机，他纯正熟练的英语让我嫉妒了起来。从他的身上，我不仅领略到了浙江企业家的一流头脑和一流的做生意本领，而且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强者早半拍，强者快半拍。
中国保龄球业的开拓者。
第13个故事：无为小木匠闯京城。
何帮喜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1982年初中毕业后，何帮喜就回家务农了。为了改善一下家庭境况，父母让他去学木工手艺，农闲时帮别人做一些木工活，挣一些零用钱。在那个时候，能学到一样手艺活已经是很不错的了，“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嘛！
何帮喜与王振滔一样，都是从小木匠起家的。这一点并不奇怪，自从老祖师爷鲁班先生开创木匠这门手艺之后，凡是学木匠活的人，都是心灵手巧之辈，这种人的脑瓜子灵--会思考；这种人手又巧--会实践，有了这两条，他们就能想到什么样子就做到什么样子了。
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外面城市的世界越来越精彩，而农村的生活，依然那样苦无前途，因此，何帮喜产生了到外面去闯一闯的念头。1987年，血气方刚的他，不顾家人的劝阻，背起锯子和斧头，怀揣仅有的120元钱，只身来到了北京，开始了他的艰难创业历程。
到了北京之后，何帮喜到处找打工的活路，开始只是帮人家打短工，哪里需要木匠活，他就到哪里去做，虽然说今天干这里，明天干那里，因为他的手艺不错，所以这个城市还不能把他挤出“局”去。
1988年，何帮喜开始帮人制作台球桌。凭着他的木工技术，做起来倒也得心应手。这样干了两年，他掌握了丰富的制作台球桌方面的技术。1990年，由别人出资，他出技术，共同组建了一家体育用品公司，主要是研制和生产台球设备。何帮喜先后担任了这家公司的技术、生产、开发等部门的负责人。他生产的台球设备先后获得了4项国家专利，产品被一些世界级比赛所选用。在公司获得较好效益的同时，他也积累了经验。
1995年，他偶然在《国际周报》上看到一条消息，我国每年都要花费60个亿从国外进口保龄球设备。国外保龄球设备蜂拥到中国市场，大量的劣质产品鱼目混珠，用户叫苦不迭。作为一个有强烈爱国心的中国人，他的心发疼，而且隐隐约约地觉得，这保龄球有什么难做的，还要外国进口，我说不定也能做出来。正好这时，美国一家保龄球厂商来中国考察，美国人轻蔑地断言：“中国人想要自己制作保龄球设备，没有10年的时间是无论如何也不行的。”这话更刺痛了何帮喜，成了一种变相的“激将法”，他暗地里说：他奶奶的，放狗屁，我们中国人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造出世界上最好的保龄球设备来，让你们洋人瞧一瞧！
经过调查，何帮喜发现国内还没有生产保龄球设备的厂家，在技术上是一个空白。这就是说，生产保龄球设备的商机无限。但保龄球设备是属于高科技产品，研制、生产保龄球设备，需要技术准备，也需要不少于上千万元的资金。这些他都还没有，就是自己有心要撬动这个“地球”，也必须寻找到一个支点才行。
为了筹集资金，何帮喜接手了一家濒临倒闭的席梦思床垫厂，开始了自己的“曲线救国”行动。在生产席梦思床垫的过程中，何帮喜既做技术又做销售，并果断地改进了床垫的生产技术，使床垫无论在质量还是在外观上都超过了同行其他厂家。仅用1年的时间，他就使跌入低谷的床垫厂焕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销售额达到了年一千万元的规模。在这个时间里，他不仅为自己积累了相当的资金，也对市场的运作有了充分的了解。
1996年，中国刮起了保龄球风，对于何帮喜而言，实现自己梦想的时机到来了。其时，韩国人看到了中国这个巨大的保龄球市场，也想挤进来分一杯羹。他们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何帮喜得知后，主动去找他们商谈，何帮喜是想借韩国的经济实力实现保龄球的民族化目标，于是，双方有了合作的意向。
谈判的初期，双方就技术合作、资金分配等方面很快达成了协议。然而，这时韩国人玩了一个小聪明，他们把使用谁的品牌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放在了最后讨论。在最后阶段，韩方提出要用他们的品牌。他们认为，凭着他们技术资金的实力，打韩国品牌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何帮喜要坚持的正是这一点“底线”，其他地方可以让步，惟独这一处不能让步。他说道：“如果不用自己的品牌，一旦对方撤出，整个企业剩下的只有一块土地、一堆机器、几座厂房。所以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品牌。”他当时连品牌的名称都想好了，叫“希玛”牌。结果，双方谈判破裂，何帮喜拒绝了韩国人的合作要求。
这以后，何帮喜决定独自投资4000万元，在北京市大兴大庄工业园区建造占地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当时堪称国内规模最大、标准最高的保龄球基地，集研究、开发、生产为一体的基地。
企业虽然建起来了，但没有技术支持，一切还都是空中楼阁。与仙们谈崭了的蘸围县告宗不全出{卜枯犬的。而在日本的世界，只有韩国、美国这方面的技术程度最高，于是他决定引进美国90年代的技术，再加上自己摸着石头过河的创新，双管齐下。
1997年7月，第一台样机研制成功。年底，希玛保龄球设备正式投放市场。不过，开始并不怎么理想，因为国人的头脑里早就刻下了这么一个观念--保龄球是洋玩意儿，只有洋人生产的才信得过。
这是黎明前的黑暗--产品销售不出去，而由于前期投入资金过多，公司的资金一度相当紧张。这时春节快到了，职工们都眼巴巴地等钱过年，何帮喜的财务账上却已赤字连连。何帮喜想，职工们已经为保龄球设备苦干了一年，无论如何也得让他们见到点钱，把这个年过去。他于是想到抵押自己的皇冠车，最后终于借到了钱给大家发了工资，而他自己，只留了2000元钱。
度过了这个“五更寒”，“希玛”迎来了灿烂的黎明。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希玛”把韩国、日本同类企业从中国和亚洲的部分市场中挤了出去。他的制胜的法宝就是成本大大低于对方，而成本之所以能低得下来，这与中国民工的低工资是分不开的。何帮喜心里清楚，是全体员工（民32）在帮他挤人中国和世界这个市场。
到目前为止，“希玛”保龄球设备已经获得了国家专利20多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多项。是国内惟一一家获得世界最权威的保龄球设备论证机构--美国保龄球协会和世界妇女保龄球联合会论证的企业，被评为“中国著名商标”和“中国十大具有潜力商标”，成为国际级比赛用品，年销售额达到了1.6亿元。
2001年3月，何帮喜获得了中国民营企业家协会颁发的“新秀奖”。并当选为北京大兴区政协常委。2004年初，他又当选为安徽省十届人大代表，成为安徽省千万外出民工的代言人。
何帮喜成功了，他同样和那个小木匠王振滔一样，成功得很快很快。
王振滔的创业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起家于整个温州制鞋业的萧条之时，许多鞋厂纷纷倒闭，这时温州的皮革、制鞋师大量过剩，因此他的顶风而上反而捕捉对了时机；而何帮喜则是在中国保龄球热的时候填补了中国的一项空白，成了生产保龄球设备的第一个厂家；那位陈立钻的成功，则是正逢中国人富裕之始，人们开始对保健身体的重视。由此可见，机遇对这些农民工的起家与发迹是何等重要，只要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并且能够捕捉住机遇，那么，成功并不在意料之外，而在意料之中。
这三个人物，都在不长的时间里，攀登上了他们所涉及行业的最顶峰，成为该行业的创始人或者叫“龙头老大”，自然，我们知道他们并不会因此停步，他们还会带着成功的兴奋继续奋斗，去赢得更大的胜利。无论是他们与自己的过去相比，还是他们与后来的企业家相比，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都在进行着一场永无休止的“接力赛”，这场接力赛最终的目的地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给它取一个名字，叫做“民富国强”！
不过，这条线并不像百米或千米冲刺线那样固定，它像一条地平线，永远也没有最终的冲刺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