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扶着侯喜军登上这辆大客车时，发现过道上加了凳子，前面的机器盖子上也坐满了人，即便是这样，乘务员还在不断向缝隙中塞人。上车的时候记者发现，已经有20多个乘客无奈地站在了过道上。看到侯喜军手上缠着绷带，工作人员在人缝中给我们安排了两个“雅座”--门口的两个纸箱。记者数了一下，这辆车有座位54个，却差不多装了80人……
8日零时左右，客车终于开进了通辽市的一家小饭店，又冷又饿的记者这才和侯喜军吃上了一口热乎饭。又经过6个小时的颠簸，客车终于在凌晨6点到达终点站--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汽车站。由于开往侯喜军所住的小西川村的客车要到下午1点才发车，在买完车票后，记者和侯喜军找了一家旅店，想暖和一下被冻得麻木了的双脚。记者在旅店的床上躺了足足1个多小时，被冻的脚才恢复了知觉。
8日上午，记者在旅店的床上打盹时，依稀感觉到侯喜军辗转反侧。记者醒来的时候，侯喜军正坐在床上呆呆地抽着烟，“待一会儿换完药，兜里最多能剩下50多块钱，能给家里买点什么呢？”
8日上午10时30分，记者和侯喜军来到医院，为他换药的护士告诉记者。侯喜军的伤口已经化脓了，如果不尽快注射药，侯喜军的左手无名指有保不住的危险。无奈之下，侯喜军只好选择了最便宜的青霉素。
8日正好逢集，侯喜军用他所剩不多的钱在集市上买了一袋苹果、1斤牛肉、1斤羊肉，要让记者尝尝真正草原的风味。侯喜军说，每年年三十他都掌勺，去年过年时他给家里炒了不少菜。“今年不行了……”侯喜军看着伤手小声说。路过一家音像店时，侯喜军特地花7元钱给母亲挑了两盘最便宜的二人转VCD，“我妈可喜欢听二人转了！”喜军孩子般地笑起来。8日下午1点，侯喜军终于回到了老家--巴林左旗小西川村。但和每年不一样的是，他已经断了半截手指头。刚一进院子，喜军就伫立在去年8月16日地震中塌了的房子旁边，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
“爸，妈，我回来了。”进屋之前，喜军就兴冲冲地喊，但让记者出乎意料的是，喜军的父母和两个弟弟只是闷头吃着饭，一家人并没有对喜军的归来感到高兴，更没有人询问喜军的手是怎么回事。喜军叹了口气，尴尬地站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记者同喜军的母亲张云兰大娘说明了来意，张大娘默默地拿起喜军买回来的牛肉、羊肉，为我们准备晚饭。老人边烧火边对记者说：“去年6月，孩子他爹也不知怎么回事，一下子就得了脑血栓了，现在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8月16日地震，又把房子震塌了，现在家里一分钱也没有啊，连粮食都是向亲戚们借来的，就等着喜军挣点钱给他爹治病。可谁知道他又把手指头弄断了”。
吃完饭，一家人坐在炕上，开始商量着这个年怎么过，张云兰老人抹着眼泪对儿子说：“家里实在是没钱给你看病呀。大夫说，你爹的病再有700块钱就能治好，可咱家里实在是没钱。只能给你爹吃6元钱一瓶的脑复康维持着呀。你还是回长春，让厂子给你拿钱看病吧。”说到这里，喜军的老父亲侯健中开始抹眼泪，喜军也默默地流着眼泪，昏暗的灯光下，全家人一阵沉默……
侯喜军点起一支烟，开始向父母倾倒苦水：“我18岁到长春打工，都15年了，我一直在长春的各家砖瓦厂讨生活。这些年来，我在砖厂一直干码窑（把制好的毛坯码进砖窑）的活，我吃了多少苦？最遭罪的要算夏天了，闷热的砖窑能把我每一滴汗都榨出来。每天从窑里出来，我都跟从水缸里捞出来的一样。身上的汗出得多，哪天我不虚脱几次？没办法，只能让砖厂的大师傅往菜里多加一点盐，但放盐越多，喝的水越多，最多的时候，我们5个人一个下午就把盛满40公斤水的大桶喝空了。”
“是，我是没赚多少钱，但赚的再少，我都想办法寄点回家呀。我也想学点手艺，但是小学2年级的文化让我无从下手啊！前些年和我一起干活的兄弟们不少都改开车了。我听说跑长途车的几个兄弟已经在长春买下了楼房，小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好，但我这些年已经很少和他们联系了。这些兄弟家的门槛高了，已经不是当年和我一起在砖窑中挥汗如雨的穷哥们了。要是能把因为断指向工厂索赔的1.5万元钱要回来，我也去学开车，将来赚钱了也在长春买房子，接你老去享福呀！”说完，喜军泪流满面……
记者打量了一下这问简陋的屋子，一铺不大的小炕，他们全家5口人能挤下就不错了，无论如何也没有记者睡觉的地方了，侯喜军把记者安排到村东头的老张家住了一宿。记者投宿的老张家的户主张清大哥以贩卖毛驴为业，家庭比较富裕，谈起喜军一家，张大哥不住地摇头：“房子塌了，老爷子又有病，他们家太苦了。乡亲们看他们可怜，就这家一瓢米，那家一瓢面地帮他们，要是能帮上喜军的忙，你们可一定要帮啊！”1月9日一早，记者踏上了返回长春的汽车，张清大哥的话一直萦绕在耳边……假如能拿到一年的工资，假如能获得赔付，假如侯喜军能够改行开上大货车，他的家或许就能够少些忧愁和多些欢乐，这样，他父亲的病能治好了，侯喜军的手也能早日痊愈了。我们说，这个家或许只要100元钱就能过一个好年，有了700元钱就能医好他父亲的病，有了5000或1万元钱就能重新盖起新房，然而，他们什么都没有，或者不能说什么都没有，还有一斤牛和一斤羊肉，来过这个沉闷的年。贫穷的农民和贫穷的年关呀，我想稍有良心的包工头或老板，是不会去克扣农民工的活命钱，这不过是那些人送给坐台小姐的一次“小费”，者是豪赌一小时中输掉的一个“零头”。
肩负不了的沉重。
第3个故事：李建虎猝死陪护房。
“我弟弟李建虎是一名护工。连续24小时陪护已有3个月，上周他护理病人时突然死亡，年仅30岁！”李波这样告诉记者，护理公司至今不承认这是工作死亡，也不愿赔偿若干钱财。
很多人不相信，像这样一个虎生生的小伙子，怎么会一下子倒了下去呢？
李建虎的死亡地点是在病区，57床的病人和当时在场的护工告诉记者，2004年3月8日一早6点钟，李建虎推着病人去洗漱、上厕所，之后去打饭，等病人吃完饭，他去洗刷碗筷，回屋后坐在病床的一侧，伸手握住病人的手，为其肢体活动，刚动了两下，突然，他四肢猛烈地抽搐起来，一下子仰面躺倒在病床上，随后出溜到地面，全身蜷缩在一起。病人大声叫起来，同屋的护理员跑过来，
用手掐他的人中，但不管用，于是赶紧按呼唤铃。两名护士跑了进来，把他回缩的舌头拉出来，并掐他的人中。仍是没有反应。医生也赶了过来，开始对李建虎进行抢救，约40分钟后，因抢救无效死亡。李建虎在他工作的地方永久地告别了同事，告别了他还留在甘肃老家的妻子、5岁的孩子和老母亲。他的哥哥知道此事后放声痛哭，但至今还没敢告诉重病缠身的老母亲。
对于李建虎的死因，院方告诉其家属：猝死，目前死因不明。如果家属想要知道确切的原因，还须法医鉴定，这需要一笔费用。（《北京晚报》林靖/文）。有病人的家庭都会有深刻的体会，到医院去照料病人，是非常辛苦的事，如果只3、5天，还能撑得下去，时间再长，有兄弟姐妹的人家便要轮流换班了，不然，有谁能吃得消24小时连轴转呢？不仅白天要照料病人，晚上拉屎拉尿也得起来，再加上连睡的床铺都没有，用一张或两张凳子一搭，睡在病床的旁边--就是铁打的人也熬挺不住呀！
又要上班又要照顾病人的家庭便想出了请护工的办法，反正劳务市场来打工的人有的是，只要给钱，他们准会应聘。而且一般的人都认为，这是一桩轻松的活，比起那些在建筑工地干卖苦力的工人来，看护病人要松快得多了。谁知，这种看护病人的工作却是最熬扯人的活计。
护理工基本上是一天干24小时陪护。通常来说，一个护理工跟定一个病人，如果这个病人住一个月院，他就得陪护一个月；要是住几年，就得陪护几年。这个病人出院了，护理工就接着再接另外一个病人的陪护工作，长年都在熬身体，熬生命。
在某个医院里做护工的常女士告诉说，护工分两种：24小时陪护和12小时陪护。24小时陪护的护工只能寄希望于病人的症状轻，这样夜里可以睡一会觉，否则就整日整夜、不得休息。而12小时的护工因薪水较低，不少人都身兼两职，早上7时到晚上7时白班护理完一个病人，立即赶奔另一个病房，再做两个小时的陪护。更有甚者则要去再上12小时的夜班，护理另一个病人。如此一来，其实是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在医院里常能见到这样一情况：不少护工晚上没睡好，白天病人在练习站立的一个小时里，倚在病人的轮椅上打起了瞌睡。
一位病人的家属周先生说，他为岳父请了一个护工，没想到才陪护了半小时，那护工竟趴在桌上大睡起来，呼噜还打得忒响，吵得病人无法休息，只好将他辞退。这位常姓女陪护告诉他，她是刚给别人做完陪护来的，那人病重，无时无刻不需要照顾，她难得睡上一会儿。“护工长期超时工作，难免不出意外。”
李建虎是2003年11月才来到北京阜康诚陪患护理公司的，自从参加这项工作后，基本上是干24小时的陪护，想不到才干了3个多月的时间，就把命搭进去了。
李建虎的家人痛心地说，他们几次与这家护理公司交涉，护理公司终于同意出丧葬费及家属此次来京的交通费、住宿费，但对家属提出的抢救费、工作中死亡补偿、孩子抚养费等，护理公司表示“无能为力”。到记者发稿的时间止（2004年3月17日），李建虎死亡已经10天，他的尸体还存放在太平间里……
我们知道，如果李建虎的家属要想在护理公司获得应有的赔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由于李建虎的死亡不同于建筑工地的硬砸伤，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双方还有得争论。再加上他没有参加工伤保险，要想从护理公司挖出钱来，是非常困难的，这些我们且不去说它。这里要说的是，像李建虎那样超越生命承受极限的工作，是干不持久的，迟早会把自己的生命搭进去。而他才30岁，家里还有母亲和妻儿等待他的抚养，但这一切都成了噩梦，成了他永远也不能完成的遗憾，他是带着这种遗憾到了阴曹地府里去报到的。
护理是一种服务性的商品，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人员无休止地延长工作时间，往往构成了反比，过于劳瘁会将健康的生命折断，比他陪护的病人的生命消失得还要快。这是事与愿违的不幸。我们想到，在这个行业里，还有许许多多像李建虎这样的护理工，他们从农村走向城市，为了多挣一些钱可以养家糊口，常常忽视了自己生命所能承担的分量，结果在重压下损折了。“出师未捷身先死”，没有挣到钱反而搭上了生命，实在是令人惋惜。
然而，总的来说，陪护工过劳猝死，毕竟还是罕见的现象，所以李建虎之死，才使我们感到突然。其实在中国，最高危的工作要算矿井下的工人了，我们经常会在报纸上电视上看到许多矿难事故。按照民工们的说法，“下井就是在玩命”！
第4个故事：下井等于在玩命。
黑龙江省鸡西集团穆棱公司百兴煤矿在2004年2月23日发生了一次瓦斯爆炸，当班37名矿工被埋在井下，到报道这个事件时止，已经有32人确认死亡。在这些死亡人员中，有的是外地来的农民工，有的是本地周边的居民和矿产企业的失业工人。
“百兴煤矿早晚得出事”，这是当地居民得出的结论：在居民区走访时，很多群众反映，百兴煤矿安全隐患严重，早晚得出事。可为了养家糊口，明知井下危险，也要“脑袋别在腰带上”去下井，过着“两块石头夹一块肉”的危险日子。
被埋在井下的矿工马义平的妻子高彩云说：“矿主只顾多出煤，不管矿工的安全。有几次，明明是井下瓦斯超标，可矿主不听安全员的意见，硬让矿工干满工时再上来。有一次生产时遇到市里来检查，矿主把巷道封上，让矿工们干完活从老井口出井。”
马义平一家有5个人曾经在井下工作，他74岁的老母亲鞠淑清哭着说她曾经劝过儿子多次，别下井，干点别的，每次下井，妈就提心吊胆。可马义平却告诉老人：“我也明知下井就是玩命，可不下井吃什么？”
百兴煤矿距离鸡西市区40多公里，是个典型的因矿而生的居民区。记者在走访时看到，数十沪居民区里，找不到一家食杂店，矿工家属大多赋闲在家。一名叫杨龚梅的妇女告诉记者：“百兴煤矿以前是国有煤矿，破产后！矿工全部失业在家了。想做点小买卖，可东西卖给谁呀？大家的日子都紧啊。想出去打工，可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分不开身啊。”
据鸡西市抢险救灾领导小组初步调查，百兴煤矿承包人看到近期煤炭市场行情看涨、高额利润驱使，以逃避检查和擅自开启安全锁等手段，盲目扩大生产，新开掘了部分煤层。
矿区居民向记者抱怨，由于百兴矿区乱开乱采，地面下沉严重，许多居民家的房墙出现裂缝，原来价值1万元左右的住房，现在卖不上1000元。
在王芳家，王芳指着姐姐家房墙上的裂缝告诉记者：“裂缝一年比一年大，真让人担心。”
居住在离矿口不到500米的刘长灌说，生活在这里真是遭罪。一到运煤出井时，窗户被震得嗡嗡响。井下采煤放炮时，整个房子都一震。
居民们反映，因煤矿开采破坏了这里的生活环境，一些居民曾联名写信去找矿主交涉。结果当着大家的面，矿主把信撕碎扔了，扬言“爱上哪儿告状就上哪儿”。
懵懂的民工们，在两眼一抹黑的情况下走出了自己的农村，带着美好愿望，美好的梦想进入城市，或者是进了矿区，却想不到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就遭到了生命的损折。像李建虎这样的民工，就是在迈出第一步，在城市“生存练习”中第一个回合中就败下阵来的分子，虽然这部分人数不多，却也在民工中占了相当的比例。这给了我们社会、给了民工们以警示--自身的生命价值本来就比再多的金钱都来得重要，何况这些人的生命之上还肩担着父母妻儿老小的生计和生命呢？
到城市里来打工，本来是为了寻生路而绝非是寻死路的。找工作的第一步路千万得走好啊，我的农民工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