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日战争以惨胜告终。正当这个国家急需平复战争创伤，恢复元气的时候，内战爆发。蒋介石政府腐败无能，以致政治、经济、军事体系全线崩溃，退居台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伴随着他们矫健的步伐，中华民族从此迈入了新的历史纪元。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了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为先进的工业国”再次成为奋斗目标。
随后，在一股激昂的理想主义激情鼓舞下，整个中国进入了一种难以名状的“超英赶美”状态。
1945年，抗日战争终于胜利结束了。不过，这却是让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的惨胜，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抗战的头三年，蒋介石需要民间资本的帮助，政府方面对工商界人士笑脸相迎，做了许多承诺，目的就是要让他们留在后方。随着战局渐渐稳定，特别是在来自美国的外援越来越多之后，这个政府的脸色开始变了。政策开始收紧，实行计划经济，官办国营企业与民争利。而那些政府官员更是恶习不改，又伸出贪婪之手，对其统治下的民营企业巧取豪夺。
范旭东等跟随政府内迁的民族实业家在抗战的八年里忍辱负重、惨淡经营，好不容易盼来了胜利之日。可是，他们所感受到的不是重整河山的欣喜，而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寒意。
“八·一五”日本宣布投降之后，范旭东等实业家为复厂复工到处寻求贷款，却一直受到冷遇。当时正在美国购置机器设备的侯德榜发回报告说，需要资金共计一千四百万美元，对方同意分期付款，条件是要由中国银行出面担保。为了得到这批机器设备，范旭东只好去找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最初，宋子文以政府花销项目太多，无力担保为理由予以拒绝。范旭东又经数次斡旋，宋子文则提出了自任永利公司董事长的要求。范旭东没有应允，宋子文便对担保一事拖而不办。10月4日，范旭东突发急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
范旭东的去世，让社会各界深感痛惜。当时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毛泽东，为他题写了“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挽联；蒋介石只写了四个字：“力行致用”。
为了纪念这位忠贞爱国的民族实业家，二十多个团体共同组织了隆重的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有吴蕴初、侯德榜、郭沫若、沈钧儒、章乃器、胡厥文等。郭沫若的挽联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天不能死，地不能埋，世不能语。”
范先生的坎坷际遇，象征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坎坷，也象征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坎坷。国难当头时他们满怀一腔热血，踯躅西行，以勤国力；战争胜利后，他们却被这个无情的政府抛弃。
由于国民党当局腐败无能，迟迟不能组织恢复生产、战后重建，抗战后的中国经济又一次陷入危机。对此，《剑桥中华民国史》总结了这样几条原因：
……苏联从满洲搬走主要的工业设备；中共控制下的许多华北农村，拒绝向上海的纱厂提供原棉；资源委员会和接收敌伪企业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无能和腐败；政府没有合理和公平的计划来分配战争结束时所拥有的外汇资源，遂使国民政府同1937年以前一样，没有能力控制投机，对于改税制和为经济发展优先安排投资也无所作为。
正当国家急需平复战争创伤，休养生息，重获元气的时候，内战爆发。1948年，中国出现了失控的通货膨胀；到1949年，国民政府的货币体系彻底崩溃。
早在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禁止白银流通，发行纸币（法币）之后，就已经出现了轻度的通货膨胀。抗战期间，由于法币发行量大增，致使物价飞涨，币值更是一落千丈。到1948年8月，法币流通量已达到六百四十万亿元，为抗战前1937年6月时的四十五万倍，法币的信用完全破产。
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再次进行所谓“币制改革”，发行二十亿金圆券，限期以金圆券一比三百万的比价兑换法币。此项政策一出，社会一片哗然，中国民主同盟发言人于十天后即发表谈话，予以痛斥：
蒋介石政府此次突然宣布“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这完全是由于它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已陷于穷途末路之际，为了挽救其整个崩溃而采取的一种垂死挣扎。蒋政府军事上之节节溃败，引起其财政经济之急趋崩溃。今年一月至八月，物价由抗战前十三万倍陡涨至八百万倍，几天前才发过五百万元之大钞但仍不能济内战财政之急需。此次之所谓“改革币制”，实际就等于发行了三亿元单位的大钞，比原来的大钞增加了六十倍。欲求物价稳定，无异痴人说梦。若再加上一般豪门争相囤积物资逃避等因素，我们敢断言，在不久之将来，今日之“金圆券”势必成为昨日之法币。而目前以三百万对一之兑换率，在物价继续不断高涨的必然情势之下，实无异对全国老百姓之最残暴的掠夺。虽然国民党蒋政府如此穷凶极恶，不顾一切地掠夺与挣扎，我们深信这一举措不仅丝毫不能有补于其没落的命运，而且势必相反的更将加速其整个的崩溃。
正如中国民主同盟发言人所断言的，由于没有其他物资做准备，再加上国民政府统治的区域日益缩小，财政赤字持续增长，金圆券的币值迅速下降。仅到同年11月10日，在不足两个月的时间内，金圆券的发行量已经突破二十亿元的限额。此后，金圆券的发行量就像洪水决堤，全无限量地汹涌而出。11月底已超过三十亿元，12月超过八十亿元，到1949年4月又超过一千九百亿元，到5月18日，金圆券发行总额已达到九万八千零四十一亿元。在短短九个月的时间内，金圆券几乎成为废纸。
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全面失败的困境中，蒋介石政府溃退台湾，一个新的共和国，在大陆诞生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以及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等五十六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集体从中南海出发，前往天安门城楼出席这个开天辟地的盛会。伴随着他们矫健的步伐，中华民族从此迈人了新的历史纪元。
开国大典从下午3时正式开始，到姹紫嫣红的礼花映亮了夜空的晚间时分方才结束。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首都十月一日之夜》的长篇通讯，记录了这个历史性的伟大时刻：
万千红灯，万千火炬，三十万人的有组织的队伍，在蔽天的红旗招展下展开了。数万群众，涌向天安门前的大桥。以震天的吼声狂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在天安门的门楼上，毛主席起立频频向欢呼的人群扬手致意。蓦然间，万朵彩色的礼花撒满了天安门广场的高空。这是由一百支枪组成的札花放射。礼花从四面八方腾向天安门广场高空，从六时半，直延至七时。首都沉浸在狂欢之中。
在这篇通讯的结尾处，面对着这万众欢腾的宏大场面，作者满怀感慨与希望地写道：
这真是“万年不遇的大喜事”。人们曾经和抗日战争的胜利日的情景作比较。可是，一个小贩说了：“那时候才有几个人，连这三分之一还不到。共产党来了，各行各业全组织起来了，这该是有多少人呵！”其实，真正的意义并不在这里，抗战胜利日，正是国民党匪帮劫收时，当时，人民由于抗战胜利所引起的欢欣，没有几天就被匪帮的魔掌扑灭了，那时的欢欣，正好成为蒙受新的灾难的开始。可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之夜的狂欢，却正是伟大的中国人民走向繁荣昌盛的开始，为自己创造文明与幸福的开始，这条广阔的大道，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指示给我们了。
逃出“匪帮的魔掌”，告别接连不断的“灾难”，“走向繁荣昌盛”，“为自己创造文明与幸福”……所有这一切，是我们这个民族追求了百年的梦想，企盼了百年的心愿，奋斗了百年的目标。为此，孙中山、粱启超、宋教仁、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数不清的仁人志士不畏艰辛、上下求索，甚至慷慨赴死。今天，这一切仿佛都梦幻般地实现了。中国，仿佛真的站到了全面走向现代化的新起点上。
在那个金色的秋天，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对未来满怀憧憬，都由衷地希望这个民族从此将进入一个宽容、和平、发展、繁荣的新时代。可是，就在一年之后，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不久，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出兵朝鲜半岛。10月8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10月19日，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分别从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辑安（今集安）等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参战。一场意外的战争，打乱了这个民族向前迈进的脚步。比对外战争更加让人意外的是，跟随它一起到来的竟然是“三反五反”，结果，国内和谐局面、民族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全都因为这场骤然而至的政治运动遭受了灭顶之灾。
战争对任何一个新生国家的影响都是难以估量的。这场抗美援朝战争不仅让中国人民付出了生命财产的惨痛代价，而且破坏了执政党与民主人士、民族资产阶级之间通过《共同纲领》建立起来的相互信任，破坏了全体国民团结一心，共同建设新国家的基本共识，并且因此打开了那扇“阶级斗争”的不幸之门。
对外战争，对内斗争，使和平建设与发展的脚步渐渐变得迟疑、蹒跚了。直到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将近尾声时，这个新中国才仿照苏联工业化模式，开始实施第一个为期五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作为改革开放之前完成情况最好的“五年计划”，它所取得的成就自然是不容抹杀的，可与此同时，最具活力的民营经济也在这五年间被人为瓦解了。中国走上了一条狂热追求共产主义梦想的计划经济超常发展之路。
许多年来，中国爱国进步人士早就取得了这样的共识：革命，并不是唯一的救国途径。与革命并行的，还有必不可少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因此，孙中山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并重的思想才受到人们普遍赞同；因此，张謇、卢作孚这样的民族实业家才会赢得人们的普遍尊敬。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曾说，中国民族工业不能忘记四个人，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纺织工业不能忘记张謇，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
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政治精英和以民主人士为代表的社会精英、以民族企业家为代表的经济精英，本来应该结成共同建设国家的合作同盟。可是，一场战争，使执政党原本就根深蒂固的阶级意识得到无限强化，与它的合作伙伴瞬间反目成仇。
随着战事延续，军费开支剧增，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日益感受到了巨大的经济压力。1951年下半年，正当为解决财政困难而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兴起之际，以刘青山、张子善为代表的贪腐大案也浮出水面。一批打天下，坐江山的共产党人，蜕化成了“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国家蛀虫。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前面的“三反”，主要针对的是贪腐的国家干部；后面的“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则直接把“斗争”目标指向了私营资本家、私营业主，换句话说，也就是民族资产阶级。这两项群众运动的内在联系就在于，刚刚获得政权的共产党把自己内部出现的腐败与堕落，归咎于私营资本家的“拉拢腐蚀”，甚至理解为民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政权发起的“猖狂进攻”。
战争引发了财政问题，财政问题又被转化成了政治问题、阶级问题，这个国家刚刚建立就陷入了自我构置的“斗争”怪圈。
这种斗争的代价是巨大的，也是令人无限惋惜的，正如学者张鸣在《卢作孚之死》一文中所分析的：
跟张謇相比，卢作孚只能算自是中国企业家的第二代，不过，他却是第二代中的翘楚。
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的企业家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历程，成长起两代人来。在与外国资本角力中杀出来的第二代，不仅学养素质堪为社会精英，就是经营方式，也中西贯通，令西人叹为观止。只是，这两代人尤其是后一代人，在进入新中国之后，基本上没有发挥多少作用，过急过快的改造，“猪没养肥就杀了”，使得这些人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卢作孚，重庆合川人，青年时代投身国民革命。1910年，他刚刚十七岁便参加同盟会，参加四川保路运动。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离开成都去上海。翌年，结识著名教育家黄炎培，黄赞赏其学识和抱负，称他为“一个自学成功的人”，主动出面介绍他去商务印书馆当编辑。但他执意要回成都，决心做一个改造中国的鼓动者、实践者。
1915年起，他先后担任《川报》记者、社长兼总编辑。1921年任泸州永宁公署教育科长，积极开展通俗教育活动，聘请中国少年学会成员恽代英、肖楚女等出任教职，开展以民众为中心的通俗教育与新教育试验，影响全川。1924年，到成都创办通俗教育馆，建起了各种陈列馆、博物馆、图书馆、运动场、音乐演奏室等文化场所。
长期接近社会底层，对人民的贫困与无助感同身受，遂使卢作孚又产生了“实业救国”的念头。“推广教育以开民智，振兴实业以纾民困”成为卢作孚身体力行的社会改革之道。孙中山曾经说，“交通为实业之母”。卢作孚的实业就是从经营交通企业人手的。
1925年秋，他回合川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设想以轮船航运业为基础，兼办其他实业。和张謇的“大生”纱厂一样，“民生”实业这个公司的名字，就包含了振兴民族经济的理想。
卢作孚以一条百吨的小货轮起家，十几年就发展成为拥有几百艘轮船的航运业巨头，民生公司的客船，无论什么时候都一尘不染，服务生彬彬有礼，一副学生模样，客人上船，无论贵贱，一律有舱位，有水喝，但是却没有其他客运船上常见的黄、赌、毒。民生一出，当时横行于中国江河湖海的外国公司太古、怡和、大阪，和中国的轮船招商局，都为之黯然失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