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上大声疾呼：“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一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做《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激情洋溢，侃侃而谈：“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从此，“大跃进”、“超英赶美”逐渐成为主导经济建设的最高思想与国策。
受东西方列强欺凌与歧视的百年屈辱，与一个古老民族的传统性骄傲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产生出了一种狂热的理想主义豪情。
1956年11月12日，时逢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之际，毛泽东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满怀喜悦地以“一五”期间的建设成就，告慰这位革命先行者的在天之灵：
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
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一五”之后，新建、改建、扩建的企业为中国工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其所生产的能源、原材料、机械设备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国各地；其所培养的技术人员、技术工人成了一批又一批新工业基地的种子和骨干，他们使中国工业的星星之火逐渐形成燎原之势。然而，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集中财力、物力扩大工业规模，这些企业将全部利润上缴国家，固定资产折旧率很低、更新很慢，当它们把相当于国家投资十几倍、数十倍的利润上缴国家的同时，却没有权利与能力更新改造自己，以致迅速地衰老了。特别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对经济体制认识上的僵化，使我国在1956年、1965年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多次与改革机遇失之交臂。
对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做了这样的观察：“1956年，中国完成了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农业实现了合作化。在计划和管理社会主义经济的手段方面，中国大量借鉴苏联的做法。经济战略侧重机械和钢铁的发展，实质上是30年代斯大林的俄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翻版。”
令人欣慰的是，1978年启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终于使中国抛弃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重新尊重经济规律，使国民经济获得了异常迅猛的、健康的发展。从而也实现了毛泽东在1956年做出的预言：“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1958年，在“大跃进”、“超英赶美”的激情与赞颂当中，人们开始筹备纪念新中国成立第一个十年的盛大庆典。
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全国上下就开始被各种真实或浮夸的好消息激动着、鼓舞着、感染着。
6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到来前夕，新华社发出新闻通稿《我国第一座原子反应堆建成》，向全国人民报告这一让人惊喜的消息：
在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大跃进中，我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已经正式运转。回旋加速器已经正式建成，正在准备进行科学研究工作。这项设备是苏联为了促进我国原子能科学技术的发展所给予我国的伟大的珍贵的援助。它们的建成标志着我国已经开始跨进了原子能时代。
为了让那些对原子能普遍缺乏基本认识的人民大众，真切地理解“跨进原子能时代”的伟大意义，新华社在发出这条消息的同时还特意配发了两条科普知识，一是“关于原子反应堆的简要说明”，一是“关于回旋加速器的简要说明”。
当时的人们或许对“原子能时代”不会产生什么切身的感受，但是，他们却真实地经历了各种喜讯纷至沓来、汹涌而至的“核爆炸”时代。《十三陵水库落成》、《三门峡截流工程神速告成》、《第一艘万吨巨轮下水》、《北京试播电视成功》、《毛主席乘坐“东风”牌轿车》……任何一条消息都足以让具有爱国热情的中国人扬眉吐气，陶醉其中。
“陶醉”不仅使人失去理智，还能够让人忘记基本常识。在一片“放卫星”的大胆比拼中，从福建的《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到广东的《一亩中稻六万斤》，再到广西的《亩产十三万斤的来历》……这些从报纸广播里传出来的消息，一个比一个吓人，一个比一个令人瞳目结舌。农业方面浮夸至此，工业方面自然也不甘落后。继《人民日报》于8月27日刊登《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文之后，《工人日报》于9月28日刊登《人有多大胆，钢有多大产》，报道鞍钢第二炼钢厂发射高产“卫星”，九座平炉一日炼钢七千零三十吨的大跃进“奇迹”。
大概在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看来，钢铁产量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的主要指标。全民投入大炼钢铁，成了“大跃进”运动的标志性事件之一。“1958年6月19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中央一些负责人谈话，提出钢产量在去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这样，1958年钢产量确定为1070万吨。22日，毛泽东对报告作了批示：‘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
于是，在国家钢铁企业已经不可能完成任务指标的情况下，一场全民炼钢运动开始了。当时的报纸上每天充斥着这样的新闻：《小学炼钢树起一面红旗》、《白衣战士炼钢忙》、《全国最大生铁卫星上天》……在北京，连宋庆龄副委员长也让人把院子里的花草砍去，砌起了一座炼铁炉。
“大跃进”作为一场全民运动，它是被激情遮蔽了理性的，因梦想遗忘了现实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这种激情的鼓舞下，它也的确留下一些实实在在的标志性建筑，造就了一片看得见的辉煌。
1958年11月，天安门广场扩建工程和国庆十大建筑工程同时开工。
据《国家历史》杂志社主笔黄艾禾撰写的《天安门——中心舞台上的群众演员》披露，天安门广场究竟要建多大？在五十年代曾经有过一番讨论。开始，参与讨论的苏联专家曾提出，当时北京的人口只有一百四十万人，而且世界上的城市广场“一般都是五六公顷”，所以不宜搞太大。这里，一个可比的广场是，莫斯科红场的面积为九公顷。但这些建议遭到中国官员和专家的反对。中方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天安门广场是政治活动时“群众游行集会的中心”，所以广场的面积不能太小。这件事情最后是毛泽东拍的板。曾直接参与天安门广场设计的陶宗震回忆，当时，他到了北京市规划管理局，总图室副主任沈其直接向他布置规划设计任务：天安门广场红线宽度为五百米（即长安左门至长安右门的距离），广场的深度为八百余米。人民大会堂北墙与对面中山公园南墙间红线为一百八十米。后来陶宗震得知，有些尺度是经毛泽东确定的。这一尺度，使得天安门广场的总面积达四十四公顷，将近是莫斯科红场的五倍。
1959年9月27日，《人民口报》转发新华社电讯，《天安门广场扩建工程竣工》，它的面貌比十年前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能容纳四十万人在这里举行集会。与此同时，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官、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北京火车站等十座气势雄伟、象征着新中国发展成就的代表性大型建筑也相继拔地而起。
10月1日，以“汇报跃进成就”为主题的建国十周年庆典在扩建完成的天安门广场举行，新华社当天即向全国、全世界报道了当时的盛况：
今天首都天气晴朗，碧空万里。紧接阅兵仪式之后，首都七十万群众举行了空前盛大的庆祝建国十周年大游行。游行的人们沿着宽阔的东长安街，排成一百五十路纵队，向天安门广场浩浩荡荡地行进。
天安门前，奏起“歌颂祖国”雄壮的乐曲。由一万五千名工人、学生组成的仪仗队，抬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横幅大标语，整齐地前进。十个金色的插满鲜花的花篮，托着巨大的国徽，象征着祖国无限光辉美丽的前景。几幅彩色的图表，记载着钢、煤、粮、棉十年来跃进的数字。千百面红旗，迎风招展。
毛主席、刘少奇主席同赫鲁晓夫同志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走到天安门城楼两边热情地向人们招手致意。我们的领袖和人民在一起，十年前的今天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现在又共同庆祝建国十年大典。新中国已经走过了她的十年的光辉里程，正在向着更加伟大的第二个十年前进。
当天晚上，天安门更是成了狂欢的中心，光焰火就燃放了一个多小时。然而，狂欢过后，烟花散尽之后，全体中国人民却在连续三年的大饥荒中苦度经济发展的寒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