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报告文学创作持续勃兴于我国文坛，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不长的时间内，报告文学就从一个稚嫩的文学形式一跃而成文坛热点，走到了它前所未有的辉煌境地，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今天，面对着报告文学，尽管大家都承认它不可忽视的存在和影响，但在如何评价这种突出现象的时候，却实际存在着不小分歧或差异的看法。在我看来，虽然不少人（自然也包括笔者在内）都曾对报告文学表示过一些见解，这对于认识报告文学的特点功能等不无益处。但是，从某种角度上看来，这种突出的报告文学现象还未能被人们充分深入地认识和评价，或者说，在认识和评价报告文学创作时还存在着偏失的地方。在这样的状态下，报告文学部分的特点功能尽管已经使人们把握到了，但同时又有一些重要的作用未被人们意识到并给以阐释。所以，在有的时候，我们在肯定报告文学成绩时，就出现了一种奇异的现象。看似在热情地肯定，但实际上，因为认识上的盲区存在，结果却是失去的比得到的还多。例如，我感到，对被人们称之为“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作家作品的认识评价中，就存在着看具体问题多、看文学成分偏重等现象，而缺乏对此类作品从更加宏观深远的角度给予理性的关照，如果不是削足适履式地看待报告文学创作的话，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几年中的报告文学精英作家作品，是在我国社会历史生活发生巨大变革转折的时刻，充当了时代先锋和旗帜的角色的。在文化启蒙，在促进人们的思想活跃与行动自觉中，报告文学的能动性作用表现得相当明显。可能不再需要很长的时间，当人们重新回过头来看这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历史生活时，就会惊奇地发现，当年的报告文学曾经给整个文学、思想理论及众多的读者和知识分子发生了多么大的影响和促进啊！真正的历史，首先是对于实际发生过的事实的尊重。因之，要历史地认识报告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就只有从报告文学自身开始才能完成。
据有的学者考察，报告文学这种文学样式是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末传递进我国的。当初，这种新的文学样式曾经得到了茅盾、夏衍、周立波、阿英等一大批作家的重视和运用。但是，也许是因为这种文学样式本身还比较年轻，还未能充分地显示出自己的全部性格和功能，或许是它在传入我国之后，很快就在社会矛盾的激烈冲突中被当成单纯的宣传工具来使用了。所以，报告文学创作始终是在一种自觉或不自觉地局限范围之内活动着。也许是因为报告文学为当时社会生活中一批进步的作家所掌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报告文学创作只满足于对敌对势力的揭露和批判，对我方的称颂和歌赞，所以，有的人就把报告文学这种文学形式看成是只有无产阶级才可以掌握运用的文学样式。在这里先不谈论把一种文学样式简单地划给某一个阶级集团这种看法是否科学，只从这一点，我们就足可以明晰长时间内报告文学受到局限的情形了。
自然，我们绝没有贬损诸如夏衍的《包身工》、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等一些揭露丑恶，有助于民族救亡的报告文学作品的价值意义，也对如范长江、刘白羽、华山、黄钢、穆青、魏巍、周而复等作家怀有很大的钦佩之情，也不是要彻底抹煞建国初期那些表现和报告国家民族振兴精神的报告文学的价值。表示这些看法的目的，不过是指出报告文学创作事实上曾经有过的局限罢了。因为这种从题材到主题等方面的单一和局限存在，所以，报告文学创作的天地就相对狭小，作家的手脚就要受到限制，报告文学创作活动的自由严重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期待得到创作的繁荣呢？现在，有论者说，歌颂的主题，不应是报告文学选择的主题，报告文学天生就只能揭露和批判。这样的观点，显然是又一种偏颇，甚至用不着论证就可以见出其失准的地方。但是，长期地排斥，以至试图取消报告文学的批判功能，自然也是一种明显的偏颇现象。歌颂与批判的功能，在报告文学创作中不应是对立的矛盾双方，只能根据作者选择的题材而定。我以为，只要作家是代表了真理和正义，是在真诚的基础上尊重了事实，那么歌颂和批判同样重要。歌颂值得赞美的，批判应当批判的，在歌颂中批判，在批判中歌颂，怎样适当，作家应该是自由的，完全无需作出理论的界定和限制。但不幸的是，自从建国以来，在我们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批判的功能迅速弱化，至于作家对自我内部的批判权利就完全被剥夺取消了。五十年代中期，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出现之后，作家作品迅速遭到无情无端地打击批判情形，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这是人们记忆犹新的历史事实。
诚然，在长期非科学、不民主以致极左思潮猖獗的社会生活环境里，被剥夺了思维权利，把一个活生生的心灵头脑变为机械动作式的机器、工具的人，不只是报告文学作家，而是整个思想文化界，乃至全国上下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这种对于人的灵魂的戕害，对于人们独立思维和自主人格的侵犯，是一种罪过。它给社会的经济文化建设造成的灾难是无法形容的。若是由此联系到文学创作，那么这样的环境，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扼杀了报告文学创作。因为在这时，无论是歌颂还是批判，都是虚假的，毫无真诚可言。失去了对事实的基本尊重，失去了独立表示认识判断社会生活的权利，报告文学又凭什么立足于社会呢！因此，刘宾雁和他的报告文学创作在五十年代的悲剧，外观上是以报告文学创作表现出来的，但实际上是他的独立精神不能见容于当时的思想政治环境的必然结果。刘宾雁争取的不光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创作的自由权利，同时也是在争取一个人、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自我独立权利。可是，在强大的思想政治势力面前，他失败了。这从国家民族利益一面看，是个不幸的悲哀现象，可对于一个人、一个作家来讲，这却是他悲壮历史的一页。今天看，他曾失败了，可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悲壮和辉煌。
在刘宾雁等试图自立的人们相继倒下之后，知识分子的人的尊严和未曾切实建立起的独立地位就被彻底摧毁了，社会生活留给他们的只有臣服和不断地接受各种各样的改造机会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就又变成遭受各种残酷打击的对象了。多少年来，在我国，对于一个人、一个作家，失去的何止是一支笔，他们失去的是作为一个人的权利。在连一个正常的人都不能做的状况下，还谈得上做什么文章，进行什么艺术创作呢！“非我”的现实处境，使知识分子变了形，也使文学创作变了形。因之，要找回真正的文学，首先要找回“原我”，找回作为人的人。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也需要找回那些既是属于作家，也是属于报告文学创作本应该享有的权利。刘宾雁说：“要重新建造一代人的灵魂。”又说：“打破现实生活中人们传统观念中的各种障碍，使中国人民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作为具有人的尊严和权利的人，以主人翁姿态站立起来，主动地，心情舒畅地，豪迈地担起四个现代化任务，这既是当代文学的任务，又将是这一历史时期文学作品的重要内容。”刘宾雁：《人是目的人是中心》，见《论文学与生活》，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9页。可以说，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创作，正是从这样庄严沉重的任务面前起步发展的。
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是新时期文学，也是报告文学创作中很有影响的作品。这篇作者热情地肯定和称颂知识分子及他的科研活动成果的报告文学，以它真挚的感情和真实的人物事迹，使数学家陈景润摆脱了所谓“白专典型”、“怪人”等错误看法，从他的数学王国，从他艰难的生活科研环境走到千百万读者中来了。这篇带有新时期文学开山之作性质的作品，对于报告文学创作的影响自然是非常有力和明显的。这之后，出现了黄宗英的《大雁情》及后来的《小木屋》，理由的《高山与平原》、《她有多少孩子》，柯岩的《船长》，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中国牌知识分子》等大批对知识分子表示由衷钦佩理解并对他们的突出事迹报告传扬的作品。同时也把报告文学围绕一个具体对象人物结构作品这种方法推向了相当高的水准，致使许多真实的生活人物足可以与小说家通过虚构手段描绘出的典型人物形象相媲美，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性和情感力量。
虽然，以上的作家作品已不再是完全的听从外力的指挥，多以自己的眼力选择和表现题材，在写作中也不乏义愤批判之声。可从大的局面上看，这些作品称颂的成分依然较大。重要的是，这些作品是以真诚的感情赞美了应当赞美的对象，批判了生活中的野蛮和丑陋，所以，它和过去许多虚假的人为宣传是很不一样的。但是，这些作品对于报告文学创作的开拓作用还不是非常明显。今天看来，对报告文学创作做出了重大明显开拓贡献的，刘宾雁和他的作品似乎更突出一些。刘宾雁成就的不仅是几篇获奖作品和一个个性分明的作家个人，而且还在于，他在实际的创作中逐步地认识并掌握了报告文学的战斗批判功能，并把这样的功能发挥到了很高的水平，影响到整个报告文学创作的发展。刘宾雁和他的一系列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类型报告文学的代表符号。认识和评价报告文学的创作成就，刘宾雁是一个无法越过的现象。
刘宾雁复出之后的第一篇报告文学作品是发表于1979年第9期《人民文学》上的《人妖之间》。这篇作品一出，即以冷峻深思和尖锐的批判风格引人关注。这是刘宾雁对他二十多年前创作风格的延续，也是他重新运用和发挥报告文学战斗批判功能的再开始。刘宾雁固执地坚持他过去提出，又在多少年间时时受到批判的“干预生活”的口号。他说：“所谓‘干预’，无非是过问介入，即主动施加作用于生活。应不应该‘干预生活’，这其实首先是个如何做人的问题，其次才是文学问题。”刘宾雁：《关于“写阴暗面”和“干预生活”》，见《论文学与生活》，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页。在《人妖之间》中，刘宾雁结合对王守信贪污案的追踪考察，明显而深刻地意识到，像这样牵连到不少部门、不少党员干部的重大案件，绝不会是个偶然的现象。王守信从一个煤场的普通女工而变成为宾县地区的“风云人物”，并可以影响到省里、部里的一些人，这其中必有原因。什么是王守信得以成功的土壤，除了金钱美色之外，还有什么？刘宾雁穷追不舍，入木三分地解剖与审视判断直到政治体制和政党建设等重大问题，精警深刻，痛快淋漓。坚持这种战斗的批判精神，既需要激情，但更加需要胆魄智慧。
刘宾雁是一位思辨型的作家，他的作品之所以能自成格局，根本的地方就在于他拥有自己的真知和独立的判断，既不被社会表象所迷惑，也不轻易地为他人的意见所左右。可是，在我们这个长期被封建思想笼罩，又存在着历史负载，缺乏民主作风，缺乏公开性的现实环境内，人们拥有批判的自由极少。因此，任何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小小的批判，都总是带着某些风险。刘宾雁曾经为此付出的沉重的代价尽人皆知。复出之后，因《人妖之间》也曾经引起过一些麻烦也是人们都知道的。然而，现实社会生活很需要刘宾雁这样的战斗批判精神。有那么多的读者因刘宾雁的报告文学而对他表示深深的敬意和热情地支持与鼓励，就是很好的证明。在新时期刚刚到来的几年里，似乎只有刘宾雁不改初衷地高举战斗的批判精神旗帜在孤军奋战。其实，他并不孤立，尽管他曾经因为别人对他的不了解、少支持感到悲哀。但是，刘宾雁不屈的精神和他的报告文学能够存在并不断发表，对于过去来说，就已经是个很大的进步了。有了火种，就随时可能燃烧。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刘宾雁点燃的批判精神之火，从根本上校正了报告文学创作中存在的单一化倾向，使报告文学的性格和作用变得更加充分有力，更加富有独立品格和实际社会生活价值。
刘宾雁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坚守和开拓的这个领域，是对过去报告文学创作范围的扩展，但在根本上还是对一个作家独立创作权利的把握运用的问题。过去，作家丧失了自我，或者说，只能苟且地活着。所谓创作，也不过是只能用心良苦地用稍微艺术的方式传达、图解着别人的意思；或是违心地讲着一些假话或废话。根本谈不上独立地站着，从容地依据自我对社会生活的观察感受表示各种意见了。所以，争取并坚持批评的权利和自由，绝不仅仅是个创作方法的问题。刘宾雁说：“放弃用自己的一双眼睛观察世界，用自己的头脑判断各种现象和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人云亦云，唯唯诺诺，这样的生活是沙漠，是一片苍白，是我的死亡。我不能忍受。”刘宾雁：《刘宾雁自选集·序》，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2页。所以，以刘宾雁报告文学为代表的这种独立的批评精神，在其本质意义上看，终归还是一个坚持人的独立和自由民主权利的问题。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那就有可能对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产生误解而看轻了它的意义和重要价值。
自1986年兴起的，后来被人们称之为“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创作浪潮，无疑与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创作现象有着很大脉承关系。这次报告文学大潮，非常有力地推动和广泛充分地运用发挥了战斗的批判功能，使报告文学很快走到了文学创作的制高点，社会生活舞台的中心，走到了社会思想精神的前沿。创造出了空前的报告文学辉煌局面。
为什么在刘宾雁自感孤独地坚持了几年之后，他报告文学所带有的这种强烈批判精神特点能够突然为一代年轻的作家接受，并迅速地拓展开来，形成阵势，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指出“社会问题”或“全景宏观式”报告文学的出现，是报告文学创作在其发展中为摆脱单一的以一人一事为作品结构模式而摸索探求的结果，自然是不错的发现与见解。然而，这只是一种现象，似乎还不能从根本上解释这种特殊的报告文学现象。动因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