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饰长处也许会让其他人抢尽风头，但好过给人带来危险感而成为牺牲品。如果你能让上司在其他人眼里更加光芒四射，那么你肯定就是福星，能够迅速获得提升。
上司喜欢被人辅佐，却不喜欢被人超越。如果你想向某人提出忠告，应该表现出你只是在提醒他，而且那种东西是他本来就知道不过偶然忘掉了，而不是要靠你解释才能明白的东西。要留出头上的空间。
夹起尾巴做人
所谓“夹起尾巴做人”，也就是将自己的真正志向和动机隐藏起来，谨言慎行，以谦恭的态度来对待他人。
夹尾巴做人，有双重功能。从消极的角度看，它具有抵防挡外来侵害，保护自己的功能。
生逢乱世的魏晋名士阮籍，很善于运用“夹尾巴”心术保全自己。
魏晋时期，政权交替频繁，社会动荡不安，许多有名的读书人都遭杀身之祸。为此，阮籍一心饮酒，全然不问政事。司马昭曾想为儿子司马贵向阮籍求婚，阮籍一醉60天，司马昭因为无法和他讲话而作罢。钟会几次去征求他对时局的意见想以此罗织他的罪名，阮藉居然因为大醉不作回答，最终得以免祸。
将真实意图隐藏起来，含而不露，不但可以免祸，而且可以给竞争对手造成假象，使之判断失误，上当受骗，最终被一举击溃。
唐人王叔文经常和皇太子下棋。有一次，下棋之间谈论时政，曾谈到宫市的弊病，太子说：“寡人正想劝谏皇上废止宫市呢。”在场的人都交口称赞太子，惟有王叔文不说话。众人走后，太子单独留下王叔文，问他不说话的原因。王叔文说道：“太子的职责是侍奉皇上的饮食起居，早晚问安，不应议论其他的事情。陛下在位多年，如果怀疑太子劝谏废止宫市是为了收买人心，太子如何自我解释呢？”太子大吃一惊，流着泪说：“若不是先生指点，寡人哪能知道这个道理！”于是对王叔文格外宠信。
王叔文教给太子的韬晦之术，并不是简单的免除灾祸，而是为实行其改革朝政的伟大事业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王叔文是后来“二王八司马”革新运动的首领，而这个皇太子即后来的顺宗，是这场革新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他们的韬晦之为，是这整个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此相类，更加明显的是颜真卿的例子。颜真卿在做平原太守时，安禄山反叛的行为已很显著。颜真卿假托为防连绵大雨，重新修城浚壕，暗中征集壮丁，充实仓察，而在表面上又假命文人才士饮酒作诗。安禄山秘密侦探，见此情景，以为颜真卿等都是书生，不足为虑。不久，安禄山发动暴乱，河朔尽失陷，惟有平原有防备。
五代时，吴王杨行密的事迹也令人深思。安仁义、朱延寿，都是吴王杨行密的将领。朱延寿又同杨行密身边的朱夫人的弟弟关系密切，两人十分骄横放肆，并且阴谋叛乱。杨行密想除掉这两个人。于是，杨行密假装双目失明，当接待朱延寿派来的使者时，他装作什么也看不清。走路时，故意撞在柱子上，昏倒在地。来人扶起他，好久才苏醒过来。醒来后，杨行密哭泣着说：“我的大业刚刚完成，眼睛就不行了，真是天道不公啊！这些儿子没有一个能够继承我的事业。唉，要是能够将我的位子传给朱延寿，我就没有什么遗憾的了。”朱夫人一听，心中大喜，立即召宋朱延寿。谁知，朱延寿一到，杨行密就在寝房门口，刺死了他，随之赶走了朱夫人，并捉来安仁义，斩首示众。
有时，一个人的爱好已变为众所周知的特长时，对你的赞美和恭维，他会没什么感觉，就像风吹过耳畔，脑中划不下半点痕迹。这时，你就要改变策略，不妨先拿这个人的长处与自己比一番。这样他就会为你的“虚心”所感动。那么，下一步你就可以让他按你自己所期望的做下去。
迈克尔·乔丹被誉为世界篮坛巨人，他的成就无人能及。乔丹不光球打的好，在待人接物方面也同样表现得十分优秀。
为了使芝加哥公牛队连续夺取 NBA总冠军，”乔丹意识到必须推倒“乔丹偶像”，以证明“公牛队”不等于“乔丹队”，一个人绝对胜不了5个人，但这个浅显的道理通常被人们忽视。
当时乔丹的队友中有皮彭，皮彭也是NBA中的一名超级球星。当人们狂热地吹捧乔丹时，皮彭无疑会受到影响。毕竟，一山难容二虎，为了队伍的团结，乔丹执意要鼓动队员的自信心，变所谓的“乔丹队”为5个人的“公牛队”。
在一次训练中，乔丹主动找皮彭聊天。他问皮彭：
“咱俩谁投三分球更好些？”
“当然是你！”皮彭说。。
“不，是你！”乔丹十分肯定地说，“虽然我投三分球的成功率是28．6％，而你是26．4％，可是，你应该清楚你投三分球的动作比我要规范、自然许多，在这方面，你的天赋要比我好，以后你必然会做得更好，而我投三分球还有许多的弱点有待改进！”
“而且，”乔丹接着说，“我扣篮时多用右手，或习惯用右手帮一下。我很少用左手，这是我的一个重大缺陷，而你呢，双手都行，而且左手还要更好一些。”
这些细节甚至连皮彭自己都没发现，虽然皮彭是公牛队最有希望超越乔丹的新秀，但通过这次谈话，皮彭不得不佩服乔丹，他明白自己同乔丹相比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差距。此后，皮彭在乔丹的鼓励下变得更加勤奋，同时，他与乔丹的关系也更为融洽。
1991年6月，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的决战中，皮彭全场表现神勇，一人独得33分，首次超过乔丹3分，成为公牛队这个时期的17场比赛中得分首次超过乔丹的球员，与其说这是皮彭的胜利，不如说是乔丹的胜利。
作为领导，你肯定是希望自己的手下个个都是精兵强将，这样你的事业才能不断飞跃，你也才能不断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如果你希望下属个个不如你，那无疑是自毁前途，但是，手下能人多了如何管理便成了问题。
你不妨借鉴一下上面的方法，多称赞他人的优点，自己则要表现得谦虚一点。毕竟，一个人如果有点成绩，他总是希望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
事实证明，夹尾巴是一把具有防身和攻敌双重功能的利剑，致力于社会竞争的朋友，切不要忘记随身携带它。
先忧后乐 笑在最后
俭约，是培养良好德行的基础。要淡泊功名利禄，做到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把国家、民族大义和人民群众的幸福作为首要的追求目标，则必须以安贫乐道、静心养性、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为先。
我国东晋时期的伟大诗人陶渊明为保持良德高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安贫乐道，躬耕自娱，以静养心，泛情于宁静的田野，不仅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田园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他那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品德与志节也为后世所传颂。
陶渊明出生在一个已经败落的贵族世家。他的曾祖父陶侃曾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勤于吏治，关心民疾，因不屑与横征暴敛的朝廷权贵为伍，请求辞去本兼各职，归老泉林。陶渊明的父亲性情恬淡虚静，虽几度涉身仕途，但得官既不喜悦，去职也不愠怒，把功名看得很轻。这些胸襟开阔、品格高尚的先辈，作为他青少年时代的精神楷模，对他性格的形成和处世态度的确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少年时代的陶渊明是一位极豪气的人物。家庭的传统，经典教育的影响，特别是时代苦难的刺激，在他心胸中不时迸发出建功立业、大济苍生的火花。公元393年，江州刺史王凝之聘他为州府祭酒（祭酒，主管诸曹兵、仓、户、水、铠等职事，并有权代表刺史巡察所属各县），29岁的陶渊明开始涉足仕途。王凝之是王羲之的次子，不但政治上毫无建树，还信奉五斗米道，在江州大煽迷信宗教之风。陶渊明对这位上司的所作所为颇不以为然，刚直的性格不容许他降心屈志，除了辞职，别无他途。辞官乡居6年之后，陶渊明又应江州刺史桓玄的征辟，重返仕途，任参佐之职。这时，江东三吴地区燃起了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各地将领趁出兵镇压农民起义之机，扩大地盘。公元400年，陶渊明随军到京都建康，在这里，他才真切地看到国家已经分崩离析，各地将领所到之处杀戮无辜、暴掠士民，以致郡城县邑数十日中见不到人迹。种种事实使他看清了，从健康的权臣到州郡的方伯，惟一关心的是如何扩展自己的地盘、攫取更大的权势，没有一个真正将生灵的涂炭放在心上。这对他想通过入仕来实现“大济于苍生”的抱负是一个多么沉重的打击啊！
肩负着沉痛和失望的重负，陶渊明又一次回到了江州。赋闲在家的日子里，陶渊明经常为生计问题而苦恼。他家境贫困，负担又重，5个孩子嗷嗷待哺，而种田的收益不能自给，他又不会别的营生。加上亲朋故旧都劝他去做官，他也有些动心。于是，对他叔父陶夔推荐的彭泽县令一职便欣然接受了。可是县令的职事出乎他意料的繁剧，特别是催交军粮、摊派夫役的命令，都是十万火急，不准延搁。而这里的老百姓长期遭受战争的蹂躏，早就“男不被养，女无匹对”，根本无力承担沉重的役调送迎。陶渊明一向同情百姓，而现在却要他违背本性代表官府残害百姓，这使他痛苦不堪。因此到任不久，便想弃官归田。一家人的饥饿寒冻固然重要，然为此而违背自己的本性却更加痛苦。是年11月间，郡里派了督邮（郡府官名）来彭泽作年终巡视。县府官员告诉陶渊明，对于上司派来的代表，按惯例要去拜见。陶渊明对这种官场陋规非常反感，严词拒绝：“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忠谨的样子）事乡里小人邪！”断然解绶归田械。
虽然生活艰难竭蹶，但陶渊明安贫乐道，以静养心，以俭养德，躬耕自资的素志从未动摇，更没有向当时的统治集团妥协。在刘裕即将代晋之时，他的一些朋友，纷纷转向，投靠刘裕，忙不迭地争做攀龙附凤的“佐命功臣”。对此，陶渊明感喟不已。刘裕也曾两次辟征他为著作郎，他都称病不就。自然，拒绝与刘裕合作，是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的，最起码，全家老少都要跟着他含辛茹苦，忍饥挨饿。但数十年的丰富阅历，使他清醒地看到，东晋王朝中边皆朽，固然无可救药；由刘裕来改朝换代，也无非是以暴易暴。他不能放弃自己的理想，损毁自己的人格，去粉饰血染的皇冠。这时的江州刺史檀道济，听说江州有陶渊明这样一位大隐，带着大批随从卫士，亲临陶渊明上京旧居（他晚年又搬回上京）访问，欲请他出山，劝诱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就隐居，天下有道则积极就让。现在您晚年有幸生活在文明盛世，怎么还把自己苦到这步田地呢？”陶渊明怫然一笑，说：我陶潜哪里敢企望“贤者”的美称，我想也想不到这上头来。檀道济本想借此博一个礼贤下士的口碑，却不料反讨了个没趣，但又不便发作，逐命令亲随将馈赠的细米白肉卸在堂上。陶渊明瞧也不瞧，连连挥挥手叫他们赶快挑走。
陶渊明在临终前写的《自祭文》中，回顾自己坎坷的一生，对于生平行事，没有丝毫的愧恨；对于周围的人间世界，也没有丝毫的留恋。他在祭文中要求丧事从俭，“葬之中野”，“不封（不起堆坟）不树（不要在墓地植树）”。既不贵生前的称誉，又何贵死后的歌咏！这是对自身的最好总结。两个月后，就阖目长逝了，终年63岁。作为我国中古时期伟大的诗人，陶渊明不仅在文学史上占据了特殊地位，他那关心百姓疾苦、不与当朝同流合污的高尚人格，以静养心、以俭养德、安道苦节的道德品质更是留给后世的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历代对乐喜的褒扬，多对其“不贪为宝”、以检养德而赞不绝口。 乐喜，字子罕，春秋时期来国人。据《左传》记载，他出身显贵，在宋平公十二年（前564）以司城而执掌国政。乐喜生逢乱世。春秋时期是我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代，社会制度急剧变化，礼乐崩坏，社会离乱，政治变幻莫测。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多从道德这个意识形态的特殊领域寻找出路，认为统治者的有德或无德是至关重要的，主张加强个体的道德修养。乐喜就是这样一个很注意个人道德修养的人。
宋国有人获得一块美玉，思虑再三，决定献给乐喜，遭到乐喜的拒绝。献者初时以为乐喜是怕宝玉有假受蒙骗而拒绝，便强调说：“已请治玉的专家作过鉴定，确实是稀世美玉。”乐喜淡然一笑，说：“我以不贪婪的品行为宝，你是以美玉为宝。我若接受了你的宝玉，咱们双方都失去了最可宝贵的东西。”献玉者又告以怀揣宝玉不便赶路，一旦遇上歹人难免遭劫丧宝的苦衷，经过乐喜妥为策划，其人卖玉得富回归乡里。而乐喜以俭养德的个人道德行为，也成为具有全社会意义的道德精华。
乐喜不但坚持以俭养德，注重个人修养，而且还关心民生疾苦。他劝最高统治者节制自己的奢欲，尽量不违农时。当宋国出现大饥荒时，他力主拿出库储粮救济灾民，同时动员凡大夫皆要向饥不果腹的饥民出借粮食。他本人则在出借粮食时不写契约，以示并不求归还。乐喜这种散粮救荒的举动，特别是他以“不贪为宝”、崇俭养德、清正廉洁的高尚品德不仅赢得了当时宋国民众的信赖，也成为后世从政者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