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抵抗运动组织
在非占领区，3个较大的运动组织在越来越多的抵抗组织中突显出来：（1）战斗组织，该组织由亨利·弗雷内和其他陆军军官与乔治·皮杜尔等天主教民主党人联合起来；（2）解放组织，该组织的领导人是埃马纽埃尔·德·阿斯蒂埃·德拉维热里，该组织与工会有密切联系；（3）法兰西袭击队，它的领导人是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
在占领区，有两个准军事性组织，即抵抗者和解放者。占领区内最大的运动是社会主义的解放北方和军民组织。军民组织是军队支持的，通过戴高乐派的代表雷米与盟国保持联系。
共产主义民族阵线在1941年底出现在占领区，它在法国南方的发展还要晚一些。在所有运动中，最早的活动是创办秘密报刊。
1942年1月，戴高乐派让·穆兰空降到法国去团结各个抵抗运动。让·穆兰后来成为抵抗运动中的英雄人物。1942年10月，德莱斯特兰将军奉命指挥秘密军队。11月27日，穆兰、德莱斯特兰、弗雷内（战斗）、德·阿斯蒂埃（解放）和勒努瓦（袭击者）在里昂成立一个委员会，还成立一个空军和海军军事行动部，并委任了一些地区的领导人和委员会。
1943年3月，法国人在里昂成立联合抵抗运动，后来改名为民族解放运动。自由法国与占领区的抵抗运动建立了联系。1943年5月，全国抵抗委员会在巴黎开会。首任主席为穆兰。6月，穆兰被捕以后由皮杜尔接任。
法国抵抗运动不断发展，而德国将镇压措施主要用在反犹太主义上。犹太人不管是否参加抵抗活动，一律挑出来当做人质处死。德国的反犹政策给法国人中的反犹分子们创造了机会，位于马赛、维希、尼斯、巴黎等地的犹太教堂都遭到袭击。相对来说，维希政府除了在行政人员方面限制犹太人外，始终不肯执行德国要求的极端反犹措施。1941年3月，维希政府被迫成立了由格扎维埃·瓦拉领导的犹太人事务委员会，还设置了犹太人问题警察局。事实上，维希政府对反犹运动是不关心的。1942年1月，达尔朗向德国军事当局报告说，如果采取进一步的反犹措施，会遭到法国人民的反对。法国宗教界领袖们都向反犹运动提出严正的抗议。然而，在1942年10月，在德国强制要求交出的5万犹太人中，非占领区仍然交出了约1万名外籍犹太人，这些人被德军押送出境。
1943年6月，维希政府总理赖伐尔在非占领区颁布了一项法律，剥夺1927年后所有犹太人的法国国籍。最终，贝当总统没有签署该法律，因此它也没有实行过。
在德国占领区，德国当局恣意进行对犹太人的迫害。从1942年5月起，德国当局强迫犹太人佩戴黄星。1942年7月，在巴黎，约有9000名犹太人被德国当局驱赶到冬季赛车场里。1943年底，德国当局公开实行反犹措施，大多数犹太人都藏在法国朋友家中避难。
在意大利占领区，意大利当局保护犹太人，犹太人没有遭到德国人的迫害。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后，德军进驻法国西南几省，把那里的犹太人都关押起来。
二战后期，法国极端反犹主义者开始大肆迫害犹太人。1944年2月，维希政府向德国当局强烈抗议，并提出一份必须受到保护的犹太人名单，包括外籍犹太人和法籍犹太人。最终，德国当局命令巴黎警察局逮捕藏在巴黎的犹太人。但巴黎警察拖延了很久，不执行抓捕命令。
德国在法国迫害犹太人，消耗了德国人的精力，使得他们没有精力镇压法国抵抗运动。维希政府建立的警察和法庭等机构起初是为了自卫，后来逐渐为德国服务。德国特务机关的工作效率显然被夸大，如果没有法国警察的合作，他们无法在抵抗运动中进行较大的破坏。
维希政府与戴高乐派、游击队等抵抗运动组织是死对头，维希政府军队抓住游击队就枪毙。维希政府极力主张，如果死刑还不足以使游击队就范，就应当把他们的家属当做人质处决。为了镇压抵抗运动，维希政府成立了“别动队”，其中警察署长达维德的别动队臭名远扬。
德国方面，德国当局设有谍报局、战地秘密警察和战地宪兵队。最恐怖的是卡尔登勃鲁纳率领的纳粹党保安处。随着抵抗运动的发展，严刑拷打和枪毙人质等现象越来越多。
在镇压抵抗运动过程中，法国方面的约瑟夫·达尔南成为德国的走狗。达尔南于1942年在阿尔卑斯省在战斗人员军团中成立准军事性组织——军团服务处。1943年1月，军团服务处从战斗人员军团中分离出来，改编为法兰西民团。这一改编的结果为，法兰西民团从隶属于贝当总统转变为隶属于赖伐尔总理。
法兰西民团的头目都加入了德国党卫军，民团成为德国镇压法国抵抗运动的急先锋。1944年1月，达尔南升任负责维持治安的秘书长，他开始参加维希政府部长会议的例会。达尔南把民团变成了比德国党卫队还要疯狂的镇压工具。
在这种情况下，抵抗运动虽然遭受一定的破坏，但实力却越来越大，加大了对德国的破坏。抵抗运动的各派最终使盟国相信，在法国开展抵抗运动比盟国的战略轰炸更加有效，而且法国人的损失也更少。不久，盟军减少对法国火车的空袭。而抵抗运动则对铁路进行了更频繁的破坏。抵抗组织为逃避赴德国劳动的人们提供假身份证和假定量配给证，安排盟军战俘和飞行员逃出法国。许多抵抗组织在法国组成一个强大的情报网，往往各自独立工作，为自由法国的中央军事情报局同时为英国情报机关提供情报。
法国的党派政治重新恢复了。法国共产党致力于组成一个各种派别的民族解放阵线，并逐渐控制了民族解放运动。同时，共产党把自己掌握的力量从民族阵线中独立出来。最终，共产党成功地在法国抵抗委员会中获胜。除了在抵抗运动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外，共产党在1943年5月还控制了秘密的法国总工会。
尽管法国共产党与戴高乐派存在竞争，但是戴高乐派和共产党都承认彼此是法国国内外抵抗运动的核心。为了打败国内外的各种政治派别，戴高乐派与共产党结成同盟，但它们之间都保持着独立性。
1944年2月1日，抵抗运动的各种军事力量联合成法兰西国内军，戴高乐任命科厄尼将军担任国内军司令，负责协调国内军与盟军的作战。然而，任命科厄尼将军为法兰西国内军司令之事并未得到美国的承认。
大批法国、英国和美国军官带着军需品，空降到法兰西国内军那里。1944年盟军登陆后，法国中部和南部爆发过多次失败的起义，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在维尔科，德军在激战中镇压了起义军。这是一场残酷的激战，德军枪毙了大批人质，甚至进行了大规模屠杀。1944年6月10日，党卫军帝国师在奥拉多尔絮格朗大教堂烧死约600名法国人。
盟军最高统帅部对法国抵抗运动的军事力量显然不屑一顾，对自由法国为法国提供的临时政府的能力也缺乏信心。美国认为，法国解放的每一个省，均应交给盟国管理，盟国负责维持当地治安，直到法国全部解放为止。
美国军官被盟国任命在法国解放区担任行政官员，盟军在法国使用的纸币没有通知法国民族委员会就印好了。美国还想阻止戴高乐去法国前线视察。
6月14日，戴高乐秘密来到贝叶视察。当戴高乐返回伦敦时，他留下两个代表负责解放区的行政工作。结果，盟国统帅部大吃一惊，一个新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竟从解放区冒出来。
随着美国与法国人的接触越来越频繁，他们终于发现戴高乐派在法国的力量。任何不以戴高乐名义建立的政权，必然失败。
盟军统帅部在法国人民的巨大压力面前屈服了，公开承认了科厄尼将军的地位，同时接受由民族解放委员会接管解放区的行政工作。
那些盟军向前推进而法国民族委员会马上派出代表的地区，政权的移交比较稳定。
随着法国的光复，法兰西国内军吸收了大量志愿者扩充为正规军，它的力量开始显现出来。当美军推进到阿旺瑟省后，约有8万法兰西国内军从事肃清该省残敌的工作。
在盟军逼近巴黎时，考虑绕过巴黎去进攻其他地区。巴黎的德军司令冯·肖尔蒂茨将军同样不想让巴黎城毁于战火。肖尔蒂茨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决定分批撤走德军，不处决人质，不执行希特勒的毁灭命令。
8月10日，铁路工人罢工。随后一个星期内，驱逐德国人的运动遍及整个巴黎。抵抗运动的各派领袖们都急于抢先在巴黎成立行政机构，并抢在盟军之前自己解放这座城市，以恢复法国的荣誉。
因为德军已经准备投降，冯·肖尔蒂茨将军通过瑞典领事诺德林的调停，与盟军缔结了停火协定。就这样，巴黎逃脱了被毁灭的命运。
德军的广播车周游全市，宣布了停火协定，起义军与德军停火。肖尔蒂茨向盟国要求把巴黎交给正规部队。
盟军统帅部立即授权勒克莱尔师进驻巴黎。8月25日，肖尔蒂茨代表德国驻军签署了投降协议。8月26日，戴高乐回到巴黎，步行走过香榭丽舍大街。法国海军奥方上将拿出贝当总统很久以前签署的一份文件，希望成立和解政府。戴高乐拒绝了该建议。他早就向法国人民承诺过，绝不跟维希政府达成任何谅解。
国内外的抵抗运动领袖们汇合在巴黎，法国从盟军登陆后不久就有了一个法国人的政府。
3.维希政权的瓦解
从维希政权建立的那一天起，就意味着它必然崩溃。
维希政府从1940年到1944年长期处于变动之中。在总统贝当的名义领导下，维希政府的一个个内阁成员接连退出政治舞台，有的是由于德国当局的反对而被赶下台，贝当变得越来越孤立。
在后来审讯贝当时，有一位证人说，贝当的主张是“尽量使德军占领的严酷状况减轻，使维希政权成为德军和法国人民之间的盾牌”。当然，这是一种辩解，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自己的罪行。
在贝当的支持者中，唯一始终追随贝当的是他的私人医生梅内特勒。梅内特勒没有担任过官职，但法国人公认他对贝当总统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二战后期影响力更大。
与贝当长期保持联盟关系的是赖伐尔。事实上，贝当有意让赖伐尔这个眼中钉来当总理。因为由赖伐尔当总理，那种必然是不得人心的维希政府所召来的冲击都落到赖伐尔头上，而不会落到他的头上。
贝当在法国可以不带警卫，随意外出。他的生命不受威胁，尽管法国人民对维希政府不满，但他们仍认为贝当是“英雄”。而赖伐尔却只能在军警保护下才敢外出，他在法国舆论界名誉扫地。赖伐尔之所以保住总理的职务，是因为德国人找不到更好的人来代替他。
赖伐尔在法国树敌过多，名声很臭。赖伐尔选择投靠德国人，深陷其中。直到二战后期，赖伐尔仍坚信德军在欧洲是不可战胜的。后来，赖伐尔改变了态度，认为他可以在敌对势力中充当中间人。
1944年春，赖伐尔向希特勒建议，由他出面充当德国与盟国之间的“掮客”。6月，他派人通过马德里与盟国建立联系。他还计划在德国与苏联之间撮合。然而，德国、英国、美国和苏联都不需要他来调停。
1944年，贝当和赖伐尔走投无路，维希政府逐渐变得越来越没有权力了。维希政府的生存都依赖德国军事当局，已不能对德国做出任何反抗。
德国人明白，大多数法国人对巴黎的合作者比对维希政府更为痛恨，知道如果硬把巴黎官员塞进维希政府，很快会使维希政府垮台。
巴黎的合作者为了捞得一官半职，冒险投靠了德国军事当局，结果未能统治法国。他们那种怨恨情绪在1943年5月，德·布里农交给戈培尔的一份报告中体现出来：“第三共和国（维希政府）的那帮人仍然控制着县政府、市政府和省政府。”
德·布里农要求德国当局必须重用那些甚至早在二战以前就公开忠于德国的合作者。1943年9月，戴阿、达尔南和其他合作者宣布了一份国家复兴计划，主张建立以国家社会党为基础的政府，并与德国结盟。
戴阿在战前当过议员和新闻记者，曾在《事业报》上为组建法兰西法西斯党进行过一场积极的宣传活动。在那场宣传活动中，马塞尔·戴阿经常抨击维希政府，因此贝当痛恨他。达尔南是一名将军，专门从事反共产主义战斗。
巴黎合作者的计划使维希政府官员们惊慌起来。他们说服贝当采取了预防性措施，1943年11月，贝当起草了一项宪法修正案，规定如果他在新宪法生效前死了，就将权力移交给国民大会。同时，贝当准备了一篇向法国人民发表的广播讲话：“今天，我就是法国合法政府的化身。我打算把它保持下去，在我死后把权力归还给赋予我这项权力的国民大会。”
贝当不得不把这些措施通知赖伐尔，赖伐尔向德国报告。不料，德国误会了维希政府，立即出兵占领了维希电台和官方的印刷厂，还查禁了那项宪法法令和广播讲话。无奈之下，贝当只能秘密地印发。
12月4日，里宾特洛甫派人给维希政府带来一封信，信中严厉谴责贝当缺乏与德国合作的诚意，要求今后所有立法建议必须提交德国审批；如果法国政府无力在法国维持秩序的话，德国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以保护德国利益。
贝当被迫做了妥协。德国人要求贝当让戴阿、昂里奥和达尔南参加政府。在这几个人中，昂里奥是大明星和反共产主义运动中臭名昭著的演说家。贝当与这些人没有冲突。
但赖伐尔对昂里奥和戴阿十分痛恨，对达尔南进入政府倒不反对，他认为达尔南可能会成为一个工具。达尔南的确是工具，不过，他是德国的工具而并非赖伐尔的工具。
在对待戴阿的问题上，赖伐尔是支持贝当的，因为戴阿有可能代替赖伐尔充当政府总理。因此，赖伐尔和贝当都禁止戴阿进入政府工作。不过，德国人强行指定的其他人都被贝当和赖伐尔接受了。
为了确保贝当和赖伐尔不会再次实行损害德国利益的政策，德国新指派了冯·伦特·芬克来当“看家狗”，公开监视贝当。
1944年1月组成的新内阁说明维希政府已被巴黎的合作者征服。赖伐尔仍然是总理，贝当仍然是总统，两个人始终没有想到要主动辞职。
这届内阁中，卡塔拉为财政部长、德·布里农担任维希政府驻巴黎大使和政府代表、昂里奥为情报部长、达尔南为保安部长、阿贝尔·博纳尔为教育部长、比歇隆为工业与运输部长、马里翁担任总理的国务秘书、格拉塞为卫生部长、海军上将布勒奥为海军部长、比杜将军为陆军部长、勒穆瓦纳为内政部长。从此，贝当的权力被架空，他不再出席部长会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