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淘黄牛票的大雄不知道什么时候挤回到我身边，满头大汗，JUICE条纹T恤浸湿贴在背上。他张牙舞爪地扬起两张票：我买到了。可我心底莫名地起了一阵厌烦，冷冷地说：我不想去了。
大雄一惊，问我：那你想做什么？
我去了尖沙咀，把大雄丢在了黄阿明的首映礼上。那一天晚上，我穿着崭新的小丑袍，一个场子接一个场子地拉生意。我笑容可掬，亲和力超强地问：“老板，要即兴节目吗？老板，看魔术表演吗？”大部分的酒客都神情鄙夷地赶我离开，只有那么几个人愿意花200港币看我表演。
我喜欢演戏，如果不能像黄阿明那样幸运，那么演茶壶也是可以的。
收工时，我赚了500港币。其中100是和一个客人打赌，灌下了半瓶不兑苏打和绿茶的洋酒换来的。走出酒吧，路灯下站着的是大雄。
他一把抱住我，在耳边低低地说：“多拉，难道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我听见了，但是不能说话，喝醉了的人是不可以乱说话的。大雄，刚刚通过PC考试的小警员1个月拿１万刚出头的薪水还不够多买几张正版DVD，１年后或许他可以考高级警员，３年后可以考警长，40岁能成见习督察就算不错。
这些话我都不能说，所以我只好在他怀里昏过去。
四
黄阿明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酒精中毒留守在西贡医院打点滴。从九龙到西贡，也许是插了翅膀才能那么快地飞过来。我没有问他从哪里知道我的号码。网易同学录上每天都有人在往上面贴自己的联系方式和职业，生怕老同学不知道自己已混得人模狗样。
他戴着大墨镜和渔夫帽，但还是含情脉脉地拉住我的手，问我：“你还在生我气对吧？你原谅我了吗？你为什么一个人跑香港来？为什么不留在北京？”
最后他说：“我找了你好久，跟我走。”那是电影里的一句台词，现实中说起来居然也那么掷地有声，砸得人心直疼。
中午，当穿着号称两公斤重的制服，提着周记的猪肝粥赶过来的大雄得知已被另外一个人篡权夺位时，便把猪肝粥留在了病房，人走了。
走到门口，他又回过头说了一句话，不是汉语，不是英语，也不是日语和法语。原来，他还会第五种语言，说不定真的是火星语。
西贡的公寓里，他什么都没带就离开了，刮胡刀，除毛膏，男士洗面奶，只带走了一大箱子的电影光碟，用警员薪水买来的正版DVD。我把他用过的东西都打包进一个箱子里，贴上寄往警局的地址。可笑吧，生活在一起那么久的两个人，居然连他的家在哪儿都不知道。
这些已不重要了，我有了黄阿明，那个大学时候在我的宿舍楼下拿着把吉他唱情歌，唱到差点挨处分的男生。
没什么比破镜重圆更美好的青春。尽管我失去了大雄的消息。
五
我不再做职业小丑，拖着小箱子从西贡的小公寓搬到了九龙的海景房投奔我的幸福。黄阿明因为人气过高，也签了香港的经纪公司。
我一直以为所谓的“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都不是针对爱情而言的。
2008年愚人节，我和黄阿明去兰桂坊喝酒。一个打扮得很有品位，连出去吃个饭都要被拍照的女人走过来对我说：我有了阿明的小孩，你考虑放弃他好吗？
我回头看黄阿明，他正将眼神瞟向远处，哼着小调装没听见。我不是吃饭都会被拍照的优雅女人，连与情敌的短兵相接都能保持自己的风度。所以我只能一杯接一杯地坐在两个人中间喝加了冰激凌的百利。
自从尚雯婕做了代言人后，我就只会喝这种甜腻到让人沉醉的饮料。我固执地只选择了一种甜蜜。就好像黄阿明当初勾了勾小手指，我就不顾一切地投奔幸福一样。
如果一个人可以一直在甜蜜中沉醉下去，不再醒来该有多好？
我又酒精中毒了，黄阿明没有开着他黑色的BMW送我离开，我摇摇晃晃地跑到大街上想拦下一部车去打止吐针。最后一个穿制服的警察把我送进了医院，上车时候我仔细看着他的脸，哦，为什么不是大雄。
落魄可耻的背叛者，是不配再遇到王子的。
六
2008年，电影学院毕业４年，我26岁。当初很多在北京像苍蝇乱撞一样的同学到现在依然在乱撞，也有混出了名堂的巨星，比如说黄阿明。而我，唐多拉，回到了西贡的小公寓。
我的粤语已经讲得很好，每天晚上都穿着宽大的小丑装，戴着金色的假发，鼻子上顶个小红球为到酒吧来找乐的客人表演。他们已经不再喜欢看茶壶，但200港币３个小时的表演，就算让我演抽水马桶我也愿意。
我在这个繁华的城市依靠着微薄的收入一边小心翼翼地生活，一边企图撞见那个会说外星语的小警员大雄。不为别的，只想知道分手那天他说的是什么，是否也是那句：多拉跟我走。
所以，如果你也在香港，混在尖沙咀，那么当你遇到一个会讲４国语言和一种火星语的小警员时，可不可以帮忙告诉他：大雄对不起，多拉那时不懂爱情。
西雅图数鱼人
文/波塞冬
一
姜熊在西雅图的第二年，遇见了乔恩。那天的姜熊刚刚在电话里跟国内的女友分手。他很痛苦。时值6月，气候炎热，仿佛有一种魔力，使他一直向西行走，一直走到了海港大坝上。
有1/10秒他想到了死。他不能否认的生命里的1/10秒。望着海水，极想葬身其中。但转瞬他看到偏左的视线里乔恩的身影。乔恩安静地坐在大坝的边上，那种心如止水的样子瞬间把姜熊拉回现实。那一刻的乔恩美极了，她穿浅色麻裤子，一双缀有珠子和琥珀的人字拖鞋，两件工字背心叠穿着，勾勒出身躯的峰棱。她回过头来。
“嗨，你在干吗？”乔恩说。姜熊没有回答，他懦弱地把视线转回海面。海面变黑了，几只海鸟在斜着向海里冲。他看着潮水突然涌动，大量的鱼往甬道里游进，而乔恩手里拿着一个不知名的小玩意儿不停地摁着。
“你在干吗？喂！”这次轮到姜熊发问了。
那天，乔恩告诉姜熊，她在数鱼。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奇怪的职业，比如嗅蛋工、护花使者、排泄物研究员等等，而他当然也是头一回听说数鱼这样的差事。据报道，每年的4月到10月，在靠近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大坝的旁边，总有一些寂寞的老人拿着计数器轮番坐在那里，眼睛紧盯着水面，手指不停地按键，数鱼。他们靠这份工作得到水产贸易部的报酬。
二
如果你失恋过你就会知道，在失恋初期，不论男女，都超想马上抓住一个新的异性发展新的感情，那是一种对安全感的需求，其实与爱情无关。这种急于求成的心理使姜熊在每个周末来到海港附近，为了能碰上乔恩。如果碰上，像老朋友一样陪着她数鱼。
“你喜欢这里吗？”乔恩一边啃着姜熊做的三明治一边摁着计数器。
“挺喜欢的，你看，那些鱼游得多欢快。”
“那些都是不听话的鲑鱼，他们从不按修好的甬道游进来，他们好像不太喜欢受束缚，可是也由不得它们。”
等到月亮悄悄升起来，就是乔恩去换取酬劳的时候了。每天领到其实是很微薄的工资，乔恩会把它们分成3份，1份当自己伙食费，1份寄给妈妈，还有1份她则放到一个塑料小桶里。那里面几乎塞满了硬币，提在手上好重好重。乔恩在心里一直在计划着，再工作3个月，她就可以攒够往返北京的机票。
“你想回国吗？我们可以一起走。”乔恩说。
“不想，回国有什么好？”姜熊把外套扣好，“其实在哪里都一样，如果……”姜熊突然停了下来，非常郑重地看着乔恩。“如果你陪着我。”说出这样的话后，姜熊的脸红了，他知道他是多么大言不惭，但话还是要说完啊，“如果有一个爱人在身边的话。”
三
乔恩听到姜熊如此老套的表白后扑哧一下笑了。“姜熊，你的样子好怂，像一条北极灰鳟。”
姜熊接不上话，只是傻巴巴地看着乔恩。
“如果你能坐下来数3个月的鱼，我就答应跟你在一起。”
“好。”姜熊回答得很坚定。在这个世界上，能开出条件的一般都不会是太难的事。他一口答应下来。
真正开始数鱼，姜熊才知道这是一份怎样的工作。每天要干满8小时，平均每小时按键达300次左右。周末数了两天，姜熊的眼珠鼓胀，手指酸痛。但这些他还能忍受。对于他来说，这种日复一日的单调几乎是非人的折磨。
乔恩打趣他，“你还是算了吧，我怕你3个月后眼珠就滚出来了。”
“怕什么，大不了再塞进去。”姜熊动动胳膊。说真的，他觉得他的眼珠真的要掉出来了，可是他咬着牙也不说放弃。
“真的不用去数鱼了，我答应你。”乔恩忽然说。
8月份，西雅图进入最热的夏季，姜熊天天和乔恩腻在一起。他们去雷尼尔山国家公园，去太平洋科学馆，去太空针塔，甚至去儿童游乐园，他觉得满足。有爱情的日子就这样轻易地又回来了。
虽然他深深知道那不过是一种假象。真正的爱情怎么会这样轻易，就像帮一个姑娘数4天的鱼。
四
乔恩消失的时候是9月末，正好是数鱼工们结束一年工作的时候。姜熊再也没有在乔恩常去的那段海港大坝上见到她。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包括她的妈妈。
姜熊见到乔恩的妈妈是在一个黄昏，在一所精神病院里。乔母看上去并无异样，坐在病房里织毛衣，姜熊问她：“乔恩来找过你吗？”
她摇头。
“知道她去哪里了吗？”
她还是摇头。
后来他才得知，乔恩的妈妈只会摇头。黑人医生玛丽告诉姜熊，这里住的都是无家可归或者没有生活保障的穷人，这是当地政府筹集建立的医院。她还告诉姜熊，乔恩也是从这里逃出去的。那个时候，她和她的妈妈刚刚被一个男人送过来，她们脸上都是伤痕。她的妈妈经常打她，说不该生下她。一个星期后，14岁的她藏在送蔬菜的大卡车车厢里逃跑了。等到乔恩走了，她的妈妈痛哭了3天3夜，然后就疯掉了。
告别乔恩的妈妈，姜熊一个人搭大巴车回市区。大巴车在盘山的山路上行驶，窗外是密密麻麻的星星，他觉得人世不过像一片大海，每一个人都是其中的鱼。有一些窒息在命运的暗流里，有一些妄想逃出生天，却不知道，在冥冥中有一只计数器，正在暗算着你的爱恨流年。
五
而此时北京是凌晨4点，乔恩和名叫徐象的男人刚刚从酒吧里出来。徐象夸她长漂亮了，头发也长长了，手搭在她的肩膀上。
乔恩只是笑，笑得有点心酸，有点胆怯，有点意味深长，又有点不知所措。
徐象根本没有注意到乔恩脸上的表情，这个10年前在西雅图海港附近被人发现的小女孩如今已经长大了，她好像比从前更有吸引力。他的手向下移，勾住她的腰，把她抱上了他的车。随后，他们进了一家酒店。
北京的清晨透着一股淡淡的哀愁，做完事的徐象已经沉睡了过去，中年发福的他已经有了大肚子。乔恩还记得10年前的那个晚上，她被司机从送蔬菜的卡车车厢里揪出来，他要打电话报警，可是她求他，“只要你不打电话，我可以做任何事。”
于是卡车司机徐象把她抱进了驾驶室，对于14岁的乔恩来说，那个夜晚被记忆篡改成这样：他没有对她做任何事，就那么静静地陪她坐着，看着她哭，最多是递上来一只手帕。
那是一只来自中国的手帕，黑白棉格子，边缘是机器锁住的波浪线。这张手帕乔恩一直保留了10年，连同徐象那张并不出众的脸。但那个夜晚真正发生的事情是暴力与伤害，他以一个成年男人的强势和猥琐占有了她，在事后，他递上来一张手帕，让她擦干眼泪和血痕。
他拍拍她的背，“别哭了别哭了，我爱你。”他说，为了能让她停止哭泣，他撒了这种谎。如果伤害就是伤害，从不以爱的名义行骗，那么这种伤害还算得上磊落，一旦把伤害叫做爱，那就是最卑鄙的行径。但乔恩那年只有14岁，她分辨不出他话中的真伪，她抬起哭肿的眼睛问：“真的吗？”
“真的、真的、真的。”他忙不迭地说着，点上一根烟。
不久以后，徐象回到北京，乔恩偶尔会通过邮件和他联系。似乎是为了弥补某种罪过，他介绍乔恩去当了一名数鱼工，并鼓励她自立。他没有告诉她，他在北京已娶妻生子。
乔恩对徐象说，我会在北京和你会合。
六
在没有遇到姜熊之前，乔恩或许不会再回来了，留在北京，从此开始生根。她毕竟也才24岁，重新开始完全来得及。但她遇见了姜熊，一个干净、善良、害羞，有点懦弱但很真实的男生。他和徐象是完全不同的类型，他给了她一种愿望，那是一种想征服他、想改造他、想拥有他的愿望，想和他好好相爱的愿望。
她买了回到西雅图的机票。在机场她把剩下的钱全买了北京蜜饯，虽然那东西从来就不好吃，但骗一个从小生活在美国的姑娘却太容易了。她坐在候机厅，拆开一包先尝尝：一些水果，风干了，在糖里浸泡，再风干，再浸泡。直到它们完全死去，产生比之前更浓酽的甜味。有一些人就有这种味道，比如徐象，因为他在她心中死掉了，他成为永久的甜蜜，甜得发苦。
清晨7点40分，乔恩的飞机可以登机了。此时，还没有人会到达那座宾馆，没有人发现躺在血泊中的男子。一柄刀子，被以斜30度锐角捅进徐象的心脏，干得漂亮。她抽出刀，在徐象的脸上吻了吻，把那张手帕盖在他的脸上。
这时候，她忽然非常地想念姜熊，一阵柔软的心牵。她想起姜熊那句俗套的告白，他说“如果有一个爱人在身边的话”他在哪里都一样。她何尝不是呢？所以她迫切地想要见到他，近乎于一种原始的本能反应。
那是她人生最末也是最单纯的希望，一个会和她相爱的男生，或者说，一种可能。
乔恩坐在飞机里，她摸到了那只数鱼用的计数器。好吧，就从现在开始，每一分钟按一次按键，看看还可以再爱多少分钟。
不管多少，我都知足。乔恩对自己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