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中，唐朝为了应付巨大军费开支，不得不巧立名目，征收苛捐杂税。地主、豪族以种种借口逃避赋税和徭役。这样一切赋役的负担都落到了农民身上，加上权臣豪吏勾搭成奸，对农民敲诈盘剥，百姓没有生路，只得背井离乡，到处逃亡。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年），任租庸使的元载，竟向江淮人民追征天宝末年以来积欠8年的赋税，不问民户有无欠负，也不管资产的多少，见物就抢，强取豪夺。有不服的，更用严刑威逼。于是江淮人民逃向山林泽薮，揭竿而起，反抗官府。
刘晏理财，以爱民为先。他认为爱民不在于恩赐，而应当给百姓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正常地耕种、纺织，安居乐业，平年不加税，荒年减免税，尽力减轻他们的负担。他认为民户增多，耕种土地面积扩大，赋税的来源自然就会多了。因此刘晏任度支使后，首先免除了无名的苛捐杂税，并命各道知院官每旬每月上报当地雨雪丰欠情况，对各地农情了如指掌。每当州县的荒歉现象刚露苗头，他就预先下令说：“免除某税赋，资助某一户。”并向朝廷申奏：到某月需若干免除，某月需若干救助。未等地方申报，他的奏章就已经被朝廷批发下来了。应民之急，未曾失时，未等百姓困窘、逃亡、饿死，救助已经到来。这就是他救灾要救于未困的主张。
刘晏用常平法，丰年用较高的价格收粮存储，荒年用贱价出售，以赈济灾民。有人批评刘晏，说他不直接赈济灾荒，而是常把粮食贱价出售，属于间接赈济百姓，于百姓不利。刘晏认为善于治病的医生，不让病人达到危险的地步再去治疗；善于救灾的人，不让灾情发展到需要发放赈济物资的程度再去赈济。因为发放的东西少，就救活不了多少人；救济的人多，又影响国家的用度；用度不足，势必还要增加赋税，向百姓身上榨取。这是一害。同时，放赈的方法容易助长人们侥悻依赖的心理，下级官吏也往往借机舞弊，致使民户中强者多得，弱者少得，即使用严刑来威吓，也不济于事。这是二害。
刘晏主张生产自救。认为受灾地区，所缺少的只是粮食罢了，其他的生产品依然存在。国家拿出贱价的粮食换取灾民的杂货，利用百姓的劳动力，把这些杂货转运到丰收的地区出售，或者官府留作自用，那么国家的财政就不会感到困窘。这是一利。丰年时，国家多储存一些粮食，遇灾荒时，以平价发放出去，听凭百姓及商人购买转运，这些粮食就能深入民间，分散到村户。贫苦的农民忙于耕种，无暇入市，这样就可辗转沾润到一些实惠，自然会免去官吏从中梗阻而造成饥饿。这种办法，即方便灾民，又堵塞了弊端。这是二利。
害、利两相比较，刘晏智谋之周密高妙，不言自明。
唐朝后期，吏治败坏。奸束横行，侵夺百姓，欺上瞒下，营私舞弊，贿赂公行，曲媚求进。刘晏清醒地认识到，要搞好治理天下之财的重任，必得摒除这种败坏风气的干扰。
刘晏主管几个道的租庸事物时，分设各道（监察区）租庸使，十分慎重地选拔中央政府里有德才的官吏来充任。当时国库经费不足，停止了全国的代理、试用官员，独有租庸使可以委任调补，而且达到几百人，选用的都是年轻有为、通达事理、眼光敏锐、精明强悍、廉洁奉公、勤于职守的优秀人才，如任户部侍郎，判度支的韩洄、任尚书右丞，判度支事的元琇、从兵部侍郎判度支事的裴腆、任汴东两税使的包佶、任浙东、西观察使和诸道盐铁使的李若初等，都是刘晏荐举和选拔的，因在理财方面颇有成绩而闻名当世。
朝中权贵都想通过刘晏的关系，替自己亲戚朋友，在理财部门安插一个职位。刘晏不敢得罪权贵，因而并不拒绝，满足他们对官职和俸禄的要求，给予官位；但吏治绝不能败坏，因而不用这些人管事，只用厚俸养着他们。这样做，既不得罪权贵，又避免了败坏的吏风对理财的干扰。
刘晏把他选用的人分为两类：一是士，一是吏。他曾说：“士人多清廉，洁身自好，求名重于求利；佐吏虽然廉洁奉公，终究没有什么前途，求利重于求名。”刘晏根据这两种官员的不同素质，分别予以使用。把钱物稽核出纳的事务交给士人掌管，把奉命办理文书的事务交给佐吏掌管，不让他们负重要的责任。这样做的目的是调动官员的积极性，防止贪污腐败。
刘晏所任用的人，即使远在几千里之外，执行政令，就像在他的眼前，就连吃饭、睡觉、说话、做事，也丝毫不敢隐瞒。正因为如此，刘晏的理财主张和措施才能贯彻到底，并取得巨大成就。
唐朝几近崩溃的经济，经过足智多谋、克己奉公的刘晏近20年的治理整顿，国库收入大大增加，人民生活得以安定，农、工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刘晏真可谓唐朝后期的救世功臣。
智慧金言
“处世要有一等本领，成事要用一等手法”。做人是成就一生的原动力。曾国藩一生不败，关键就在于用绝了做人之道，进退之时，俯仰之间，都超人一等，皆让左右暗自佩服，以之为师。
学会做人谋事不是“空头支票”，而是决定你能否从人群中挺立起来的第一关键；反之，凡不知做人谋事之道者，一定会在许多重要时刻碰得头破血流，跌入失败之境。
处事不乱，不逞一时
原文
凡国之强，必须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此亦关乎天命，不尽由于人谋。至一身之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集义而慷，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略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迎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译文
凡是国家强盛的，必须得到众多贤臣的辅佐；家庭强盛的，必须多出贤良孝义的子弟。这关系到天命，不全由人来谋划。至于一个人的强胜，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情形。孟子能够集思广义，使自己慷慨自得，和曾子自我反省而屈伸有度是等同的，只有亲身实践由曾子、孟子的经验和孔子告诉仲由强胜的道理，自身的强胜才可保持久长。此外斗智斗力的强胜，则有因为强胜而迅速兴旺，也有因强胜而彻底惨败。古时人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之流，他们的智力都卓绝一世，而他们灾祸失败也超乎寻常，近代人如陆、何、肃、陈也都自知自家胆力超群，却都不能保持强势到最后。所以我们在自己弱的地方，需修正时，求得强胜就好；而在比别人强的地方，谋求更大的强胜就不好。福气和利益在外，个人如果专门在胜人之处逞强，那么是否真能强到底，还是不能强到最后，都不能预料。即使终身强横乡里安稳度日，这也是有道德的君子们不屑提起的。
解读
曾国藩对所认定之事，颇有倔强之劲儿，九牛拉不回，即使皇帝的诏令也敢违抗。他拒绝鲍超北卜勤王，便是《挺经》明强法中最显著的事例。
曾国藩一再强调“强”字自“明”出。在智慧处求强，在自修处求强，这样才能使人坚挺地挺进。他始终主张持之以恒，绝不灰心泄气，绝不矫揉造作，一如既往。然而在功名渐盛、地位渐高的时候，则其势不同，就需要持盈保泰，恬退谦谨了。
活学活用
逞强斗狠，说到底就是要获得对他人的超越感和优越感，从而谋求他人对自我的肯定、服从或尊敬，然而这种优越感的获得往往以压抑他人、伤害他人为代价。在某一时间，某一场合或某一范围内，你确实征服了他人，但在另一时间，另一场合或另一范围内，你又征服不了他人，而且你的这种征服必然激起他人持久的抵抗；倘若你征服的人越多，那么你所激起的反抗也就越广大。最后你就把自己人为地陷入到一个孤立的境地，结果你发现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难。所以逞强斗狠最终会失败。
然而如果一个人在自修处求强呢？此时你追求的不再是对他人的优越，而是自我超越，当然也就不会形成对他人的威胁或者伤害，也就不会存在征服与反抗的持久的矛盾，因为你所要征服的人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你在不断修正自我，完善自我。所有的反抗来自于你的内部，是旧我对新我的反抗；这一反抗有时会刺激你更强烈地征服自我，恶行得以消除，善举得以光大，你就在这征服与反抗中不断前进。到一定时候，你就因为自修而完美和强大，这种强大就是曾子、孟子和孔子告知仲由的强大。是君子所要尽力珍惜、保持和追求的。
在曾国藩看来，明智的人在于好德，诚实的人，在于不自欺欺人。所以天下至诚的人，也就是天下至虚的人。在历史上，这种人是很多的，刘秀就是其中一个。
东汉王朝的建立者，汉光武帝刘秀，从小为人谨慎宽厚，勤于稼穑，似乎没有多大抱负，而其兄刘绩则性格刚毅，好行侠养士，素有大志。王莽天凤年间（公元14—19年），刘秀来到长安，拜中大夫许子威为师，学习《尚书》，能通大义，并从此立下了“做官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的志向（执金吾是统领北军八校尉的中尉，内卫京师，外备征战，车骑甚盛，十分威武；而阴丽华则是南阳新野姿貌出众的美人）。
王莽末年，天下连闹蝗灾，盗贼蜂起，地皇三年（公元22年），南阳发生饥荒，各家宾客大多铤而走险，走上偷盗劫掠的道路。刘宾客也不例外，刘秀因此而受牵连，为避官吏追捕而不得不隐匿到新野，顺便在宛城出售粮食。当时社会上流行“图谶”的宗教迷信，宛城一个叫李守的人对其儿子李通说：“刘氏即将再次兴盛起来，李氏必将为其辅佐。”他们认为这“刘氏”将应在刘、刘秀兄弟身上，于是极力鼓动刘氏兄弟起兵反莽。刘秀起初不敢答应，但一想哥哥刘一向结交无业游民，必将发动起义，况且王莽政权败亡征兆已十分明显，于是与李通等人定下大计，暗中购置兵刃弩箭，准备起兵。是年十月，刘依照刘秀与李通等人约定的起兵时间，正式提出“复高祖之业”的口号，亲自发动春陵（今湖北枣阳县东）子弟起兵。这时，刘秀仅二十八岁。
刘、刘秀兄弟在称帝的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地皇四年（公元23年），起义军各路将领为了要扩大队伍，增加号召力，认为应立一刘氏宗室作皇帝，他们看中了生性懦弱、又无兵权、便于控制的刘玄，让他即皇帝位，建立“更始”政权。在攻克宛城和昆阳之战中，刘和刘秀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起义军中声威大震。刘虽然没有公开争夺皇帝的宝座，他的部将却都为他没能当上皇帝而愤愤不平。因而在刘玄称帝时，刘稷就气愤地说：“此次起兵图谋复汉大事的，本是刘、刘秀兄弟，今天称帝的这位可又干了些什么？”刘玄因此怀恨在心，任刘稷为抗威将军，以示惩戒。刘稷不肯受命，刘玄即下令逮捕。当要诛杀刘稷时，刘站出来表示反对，并为之争辩。一些嫉贤妒能的将领早就主张除掉刘绩，这时趁机劝刘玄杀刘，正中刘玄下怀。于是，刘与刘稷同一天惨遭杀害。
当消息传到刘秀耳中时，尽管他内心悲愤异常，但表面上却显得异常镇定。他清楚地知道，此时自己只有稍有闪失，就会遭致杀身之祸。于是，他立即前去朝见更始帝，向他连连谢罪。而对于自己在昆阳所立的战功，却从来不向别人提起。他也不为刘服丧，吃喝谈笑一如往常，好像压根儿就没有发生杀兄之事一样。刘秀的泰然神情，终于使更始帝等人解除了猜忌，也使得更始帝也觉得对不起刘氏兄弟，便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武信侯，刘秀终于避免了杀身之祸。三个月后，刘以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的身份到了河北，镇慰州郡，罗致人才，招兵买马，开始了统一中国的事业。
刘秀曾说：“我治理天下，也想行以柔术。”他对臣属很少以刑杀立威。刘秀领兵攻下邯郸，杀死守将王郎以后，缴获了不少文件，其中有几千封刘秀部下给王郎的书信。这些人怕刘秀为此惩罚他们，因此惶惶不可终日。但出乎意料之外，刘秀没有那样做。他把所有的军吏集合在一起，命令把这些书信统统当众烧毁。他说：“过去敌人强大，你们当中有人办了糊涂事，我不怪你们。现在你们都可以放心了吧！”刘秀的做法确实气度不凡，让那些曾有二心的人打消了顾虑，对他感激不尽。至于部属的一些小过失，刘秀就更能抱宽容态度，不予计较。即使对有深仇大恨的人，仇家一旦幡然悔悟，将功折罪，刘秀也能既往不咎。如：更始帝大司马朱鲔坚守洛阳时，刘秀曾派人劝降，朱鲔说：“大司徒（刘绩）被害时，我参与了害他的计谋，又劝说更始（刘玄）不要派萧王（刘秀）北伐。我实在知道自己有很大的罪过。”刘秀却郑重其事地说道：“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鲔今若降，官爵可保，怎么会诛罚他呢？我面对黄河发誓，决不自食其言。”朱鲔投降后，官拜平狄大将军，封扶沟侯，“后为少府，传封累代”，刘秀始终没有对他进行报复。此外，刘秀又从其他营垒中接纳了一大批有经世之才和办事能力的文职官员，以及马援、冯异、寇恂、吴汉等名将，大大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天下平定以后，刘秀不仅没有像汉高祖刘邦那样杀戮功臣，还非常注意教育群臣遵守法令，慎终如始，有意保存功臣。
刘秀的明智之处在于，他懂得怎样使自己更为强盛，这才是真正的明强。
曾国藩多次提到刘秀，称赞他是“英雄”。尤其提出：刘秀坐稳江山，当了皇帝后，常有一种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不是来自臣下，而是觉得自己是否称职。曾国藩常以此告诫自己，日事修炼，日图自强。
智慧金言
做官就是要讲求明强，能处理很多麻烦事。
所以做官要讲明强，修养心性，第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处事不烦，不急不躁，无怨，清醒。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保持安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做出决断。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
因此，“明强”之法，仍讲究修炼自己，尤其在遇到困难时，要能够审时度势，深谋远虑，决不求一时之功，决不轻举妄动。
求强是可以的，但在逞能斗狠上求强就不是明智之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