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冬，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农民偷砍了托尔斯泰家的30棵白桦树。托尔斯泰夫人告到法院，法院判处偷砍树的农民六个月拘留。托尔斯泰夫人本想判决以后再宽恕这些农民，但没想到刑事案件是不能宽恕的。
托尔斯泰知道了这件事以后，非常生气，夜里睡不着，从床上爬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踱着，气呼呼地指责夫人，夫人当然不肯认错，于是便互相指责，直到早晨五点还不能平静下来。由于他所反对的他的私有财产，农民竟被夫人送去坐牢！夫人竟这么不理解他的信念！他十分痛苦，夜里失眠。他又想到离家出走。
他下决心放弃私有财产。年龄大的儿子们特别是二儿子伊利亚想要独立门户，支持这个决定。
1891年4月，全家聚集在一起。财产被估了价，分成九份。年龄最小的瓦尼亚按传统得到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一半；托尔斯泰夫人得到了其余的一半和厢房；大儿子谢尔盖得到了祖传的尼科尔斯科耶-维亚泽姆斯科耶庄园；玛莎遵照父亲的原则拒绝任何财产；伊里亚得到切尔诺县的格里涅夫卡村；列夫得到莫斯科的房子；塔尼姬得到离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七俄里远的奥夫相尼克沃庄园和一部分钱，安德烈、米沙、萨沙得到萨马拉的庄园。
7月，托尔斯泰又提出放弃最近一批以及今后所有著作的版权问题，他认为，既然这些作品都是为了人们的幸福写的，那么，它们就应成为人们的共同财产；而且从他的信仰来看，他也不该拥有这些著作的版权。7月11日，他写信给在莫斯科办事的妻子，提出这个问题，并提供了在报纸上发表的声明的两种文稿——一种是用夫人的名义，另一种是用他自己的名义，由他的夫人选择。夫人当时没有接受这项提议。夫人回来后，托尔斯泰又提出这个问题。夫人怒不可遏，指责他不关心家庭，指责他把所有家务事、庄园管理、出版业务全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指责他自私，说他和他的那些“愚昧的人”要把她逼出精神病来，说她再也活不下去了。在一次争吵最激烈的时候，她发疯似地冲出屋子，向火车站跑去，准备卧轨自杀。幸好她的妹夫库兹明斯基在大路上散步遇到了她，把她领回了家。
儿女们对父母的这场争吵的态度各不相同。塔尼娅既爱母亲又同情父亲，竭力劝母亲让步，促使他们和解。谢尔盖力避介入。伊利亚在为自己的家庭操劳，自顾不暇。列夫站在母亲一边。玛莎支持父亲，为他苦恼。
托尔斯泰经过跟妻子多次争吵和长期思考之后，终于在1891年9月16日决定给报社写信，发表声明：
“我赋予所有愿意的人以下列权利：无偿地在俄国和国外用俄文和用译文出版并上演印在一八八六年版第十二卷上和今年即一八九一年版的第十三卷上的所有我的作品，以及我没印过的和今后即今天之后可能出现的作品。”
托尔斯泰夫妇的争吵并没有妨碍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正常生活。家里仍然是宾朋满座，热热闹闹。坐在餐桌旁就餐的人，每天都有十至十四个人。人们照样野餐，骑马出游，引吭高歌，朗诵，谈话……甚至还出现了一阵雕塑热。
在来访者中有一位雕塑家金茨堡，他来给托尔斯泰塑像。还从莫斯科运来大包黏土。后来发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黏土也很好。于是不仅金茨堡在雕塑，连画家尼古拉·格和列宾也塑起托尔斯泰的雕像来。托尔斯泰夫人和孩子们则雕塑动物和碗碟。
金茨堡不仅擅长雕塑，而且善于表演。他模仿裁缝做活儿，惟妙惟肖，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就在大家安闲自得的时候传来了饥荒的消息。
作家列斯科夫给托尔斯泰来信，说萨马拉省、梁赞省和图拉省出现了饥荒。托尔斯泰的一个熟人拉耶夫斯基从梁赞省饥荒地区来，要托尔斯泰帮助饥民。
9月又有一个熟人来讲到饥荒的情况。
托尔斯泰本来认为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办法帮助农民是徒劳无益的，要帮助他们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生活。但是面对着严峻的饥荒，他坐不住了。他以他特有的热情投入了救灾工作。他写了一篇文章——《论饥荒》寄给格罗特教授去发表。自己带着两个女儿玛莎和塔尼娅以及外甥女薇拉到别吉切夫卡——拉耶夫斯基的领地去。与此同时，他的儿子列夫也出发到萨马拉省的饥荒地区去了。
起初托尔斯泰夫人是不同意他们父女到饥荒地区去的：托尔斯泰肠胃经常发病；女孩子到那么偏僻的地方她不放心。可是不久她自己也投身于这件工作了。11月3日，她给《俄罗斯新闻》写了一封信，呼吁捐款救济饥民。这封信所有俄国报纸都转载了，国外报刊也转载了。她在这封信里说：
“我们全家都分散到各地去救济灾民去了。我的丈夫托尔斯泰伯爵和两个女儿目前正在丹科夫县组织最大数量的免费食堂或者像老百姓所叫的‘孤寡收容所’。大儿子二儿子在红十字会服务，有效地帮助着切尔诺县的人民；三儿子到萨马拉省去开办尽可能多的食堂。
“我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不得不留在莫斯科，只能在物质上帮助我一家人的活动。但他们的需要量太大了！单独的个人是无力满足这种需要的。而此刻你咽下肚的每一小片面包，你在温暖的房子里度过的每一天，都势必提醒你：此时有人正在饿死。我们过着奢侈的生活，自己的孩子哪怕有一点点的痛苦神色，我们也受不了，难道能面对灾区母亲眼睁睁地看着亲生儿女饿死冻死的那种麻木发呆、痛苦万分的表情而无动于衷吗？”
不到两个星期，托尔斯泰夫人就收到了13 000卢布。 11月4日，她写信给丈夫，讲述了捐献中出现的许多动人场面之后，说：
“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怎样看待我的行动。但是坐着不参加你们的行动，我感到寂寞。我从昨天起甚至觉得身体也好些了。我在账本上登记，出收条，道谢，和群众谈话，很高兴能帮助你们扩大事业，虽然是用别人的钱。”
11月初，托尔斯泰给《莫斯科新闻》寄去了第二篇文章——《可怕的问题》，提出了一个使他不安的问题：“俄国的粮食是否够吃到新粮下来？”
托尔斯泰身边开始聚集起一批志同道合者——大学生和热切希望能在救灾活动中贡献力量的青年。政府对托尔斯泰的活动产生了怀疑，认为他图谋推翻政府。波别多诺斯采夫在给皇上的奏章中说：“……我国也有不少人，尽管不是别有用心，然而却没有理智，他们趁着饥荒的机会，以救济为名宣扬自己的信仰和虚妄的社会理想。托尔斯泰就这个题目写了一篇愚妄的文章。这篇文章自然不会在它所要刊登的杂志上问世，但人们自然会竭力传抄……”
《莫斯科新闻》上出现了攻击污蔑托尔斯泰的文章：《托尔斯泰伯爵大人的一家》、《托尔斯泰伯爵的计划》、《向扰乱社会者进一言》。
托尔斯泰夫人激动起来，她立即写信告诉丈夫，同时还要写信给内务大臣，指出《莫斯科新闻》的做法是在煽动革命，把托尔斯泰、格罗特、索洛维约夫跟利用人民灾难搞政治名堂的自由主义政党等量齐观，只能助长自由主义政党的声势，这在目前是可怕的，甚至是危险的。
在另一封信里，她告诉托尔斯泰，说出版事业管理局向所有报纸发了一道命令不准在任何地方刊登他的文章；还说，关于食堂的文章极其需要，文章写成后，可署塔季扬娜·托尔斯泰娅的名字或者由她拿着找皇上批准；还建议他文章里多注入一些感情。
托尔斯泰寄给英国人狄龙的关于饥荒的文章摘要在国外发表后，《莫斯科新闻》又译成俄文并加上注解发表出来。该报指控托尔斯泰宣传社会主义，企图号召人们推翻俄国的社会经济制度。
于是出现了逮捕托尔斯泰、把他关进苏兹达尔修道院的议论。
于是出现了污蔑托尔斯泰及其信徒的流言蜚语，说他们是“反基督的儿女”，说他们不信上帝，不做祈祷，等等，挑拨离间他们跟农民的关系。
托尔斯泰及其助手受到了严密监视。
托尔斯泰的信徒遭到搜查和逮捕。
对托尔斯泰的诽谤和威胁使在宫廷里颇有影响的堂姑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不安起来。她亲自劝说皇上不要把托尔斯泰关进修道院去。
托尔斯泰根据夫人的提议写了批驳《莫斯科新闻》的文章。
救灾工作仍在紧张而有成效地进行着。不仅俄国所有的好人都支持托尔斯泰，积极捐款，而且国外也不时有人来访，捐款捐物救济灾民。
在救灾工作的现场，托尔斯泰上午仍然继续写他的《天国在您心中》，两个女儿像往常一样替他抄写。
1892年秋，托尔斯泰把别吉切夫卡地区救灾工作交给比留科夫领导。
1893年秋，托尔斯泰赈灾工作结束了。他把比留科夫起草的总结报告修改好，寄给了《俄罗斯新闻》，发表时署名是托尔斯泰和比留科夫，日期是1893年10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