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皖系一蹶不振。事后皖系追究战败的原因，认为主要是由于第十五师的倒戈。曲同丰在保定对人说：“边防军的排连长都是拿戥子称过的，一个个服从命令、勇敢善战，都是好样的。吃亏的是团长营长，大部分是腐朽不堪的旧军官，平时爱财，战时怕死。只有一个王兴文真不含糊，偏偏他阵亡了。”还有人归咎于天气。因为战事激烈的那两天天降大雨，直系军队久驻南方，满不在乎，冒雨赤脚作战，而皖军都穿雨衣，怕泥泞，战斗力大受影响。
7月18日，当京汉线上的直皖军战斗已经结束时，驻山东的边防军第二师才由马良率领，向进至黄河岸边的直军第五混成旅商德全部及巡防军进攻。经过交战，直军退守德州。后直军援军赶到，皖军败退溃散。驻洛阳的皖军第一旅和第四旅则在东西两线战事接近尾声之时，被王承斌部缴获，驻宣化的皖军第五旅，则被察哈尔都统王延桢缴械解散。
八
段芝贵逃回北京后避匿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徐树铮和曾毓隽等安福头目也逃进使馆躲藏起来，段祺瑞羞怒之下只有引咎自劾，写了一篇呈文来见徐世昌。徐看罢一笑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答应派靳云鹏、张怀芝赴津，劝令直方停战。段还顾全个人身份，不肯到东交民巷乞求外人庇护，回到府学胡同的住宅。静看曹、吴对他怎样处理。
徐世昌与靳云鹏商议后决定：(一)惩办徐树铮；(二)解散边防军；(三)解散安福俱乐部；(四)解散新国会。靳云鹏、张怀芝据此去见曹、吴。曹、吴对于段、徐还有余愤，最初说一定要将他二人处死，以绝后患。靳因与段有多年交谊，竭力替段说情，最后吴佩孚才笑一笑说：“老段不肯逃走，还像是一个人，就饶他一条命吧！”曹、吴和张作霖又提出六项条件：(一)解散安福俱乐部；(二)惩办祸首，段、徐之外，还有曾毓隽、李思浩、段芝贵、朱深、乏郅隆等共14人；(三)取消边防军与西北边防军及属于该两军的一切机关；(四)直奉军永远驻扎京畿，京城以内由王怀庆任卫戍总司令担负全责；(五)撤换安福系的议和机关，驱逐王揖唐，与西南方面直接办理和议；(六)解散新旧两国会，另行选举。此外，还有两项先决条件：(一)政府速将三年以来所借外债及用途公布全国；(二)更换警察总监吴炳湘。
以上条件徐世昌表示基本同意。只有对于严办段祺瑞一节，徐密电曹、张、吴加以通融。
徐世昌先于7月26日下令撤销了对于曹锟、吴佩孚等处分令，并免去了吴炳湘的职务；7月28日准免段祺瑞督办边防事务兼管将军府事务。裁撤督办边防事务处，撤销西北边防军名义；7月29日下令惩办并通缉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桢等人。当天，北京市民到处可以看到通缉祸首的传单，上面还印有徐、曾等人的相片。其实他们都安然住在东交民巷的使馆或饭店里，不久就利用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先后藏在作为军用品的箱子里，由日本武官护送至天津租界里作寓公去了。
战后，曹锟曾约张作霖在天津曹家花园密谈，内容是关于战后地盘的划分和北京政府人事安排问题。最初吴佩孚也在座。他一向喜欢说话，一战而胜皖系之后更是扬扬得意，高谈阔论。张作霖冷冷地对曹锟说：“三哥，今天这个会，是咱们两个人的会，别人不能参加。如果说师长也能参加，我们奉军也有几个师长呢！”吴佩孚不觉脸色大变，一句话没说就气愤地出来了。事后他向参谋人员说：“他张胡子不要觉得自己不错，赶明儿教他认识认识我这个师长！我不打到沈阳，决不姓吴！”这就给后来的两次直奉战争埋下了一个伏笔。(王毓超)
从曹锟贿选看北洋政府之民主
在国人眼里，北洋军阀一度是专权、复辟、卖国和穷兵黩武的代名词。如孙中山所说：“夫去一满洲之专制，特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
曹锟1862年生于天津，早年曾靠卖布为生，1881年在小站入伍，后追随袁世凯夺权、称帝，1919年冯国璋去世后，成为直系首领。1923年乘着打败皖系，赶走奉系的东风，曹锟先后迫使徐世昌、黎元洪退位，在冯玉祥、王承斌、吴景濂等拥曹派的撺掇下，重新召集一度被解散的民初国会，目的就是通过这个合法机关收买议员把自己选为大总统。
曹锟贿选的过程十分热闹，花边新闻层出不穷，据史书所载和当时见证者记述，曾有诸多贿选趣事：
密布军警。1923年10月5日清早，国会街一带就出现了很多荷枪实弹的军警，城墙上则有许多了望兵，另外还有五六百名便衣游弋于群众当中，负责警务的官员如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车庆云等都亲自在现场指挥，严阵以待。其目的之一在于监视群众，一在防止议员偷偷离京。东西车站及各紧要通道都布置有军警防阻议员出逃。遇到有议员出逃的情况，便衣都是一把揪住，大声诬赖其逃债，接着军警就会过来干涉，声称带回去盘问，事实上则是带回会场。
凑足人数。大选时间虽定在上午10点，实际上到下午1点20分前，尚未凑足法定人数，于是曹锟选举班子甘石桥俱乐部向一些议员秘密承诺：只须列席会议，哪怕不选曹锟都可领取5000元。这一招果然奏效，到午后，就有袁振黄等十余议员乘汽车赶到，准备干净利索地投票——拿钱——走人。但即便如此，最后仍缺数人，俱乐部便到医院把一些卧病在床的议员用软床抬来，如此才凑足法定人数。
亲情攻势。对于出席会议却不愿贿选的议员，就派其家人朋友加以劝诱，结果议员由其妻妾或友人陪送来参会的有数十人之多。
权位贿赂。由于有的议员眼光长远，不愿为区区数千元卖身，甘石桥俱乐部乃以实授官职来代替金钱贿赂，议员甚至有已受官职又反悔，于是回来受贿的。惟有蒙古议员多是王公贵族，蔑视金钱而重视官职，态度最为坚决。
折磨会监。根据选举法规定，总统选举必须有一定人数的旁听者充当会议监督。但选举当日对旁听者的控制特别严格，必须由其介绍人（议员）出面证明其身份，且被搜身后方可入门。在院子里临时搭盖的棚子里，大清早便有旁听者等候，总共大约100余人，由于人多地窄，几无立足之地。到了午餐时间又没有饭吃，后来组织者还算“仁慈”，送来一批面包，没让他们饿晕倒。大选开票之前不许旁听，直到下午3时才得以入场，但大局早已定了，而会议监督们也早已筋疲力尽，哪里还有力气去行使监督权力？
冒牌议员。当天签到虽近600人，但未必皆为正身。参众两院各有一蒙古议员被一真正蒙古议员指出是冒牌货，而山西、江西也各有一议员被指为滥竽充数。会场“签到处”的执事职员，都是先期派定的，其余人等不得靠近；其实“签到处”被许多支持曹锟的“大选派”议员环绕簇拥着，外人也难以靠近。刚刚散会，吴景濂马上命令将签到簿密封在柜内，严令管理人员不得泄漏。
检票可疑。按规定，检票员须从议员中抽签得出。但是，放有议员人名的签筒早已被吴景濂派专人监护起来，密藏于议场后的圆楼之内。大选当日由众议院秘书长郑林皋抽签，有16人簇拥在旁，他人不得上前。结果抽出者除参议院吕志伊、众议院李肇甫二人外，皆为“大选派”；而这二人偏又未来赴会，于是马上以“大选派”二人代之。另有废票12张，内容不得而知。
当然，曹锟并非真正掌控全局，天下人也不全是5000元能买得动的。大选当日，曹锟亲自临场督选，当他走到北京议员国民党员吕复席前时，发现他竟未选自己，不禁心痒难禁，竟然附耳轻语：“如何不选曹某？”不料吕复天生有反骨，叉指怒喝道：“你要能做总统，天下人都能做总统了。你要是当了总统，总统也就不是总统了。”说罢，随手操起桌上的砚台向曹锟掷去。曹锟亦曾公然对议员们说：“谁又有名又有钱，谁就可以当总统。”某议员立刻提议道：“大帅，梅兰芳既有名又有钱，我看可以当总统。”一余大笑。
另有浙江籍议员邵瑞彭，在大选前即将所得之5000元支票摄影制版公布，并且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检举高凌霨、王毓芝、边守敬、吴景濂行贿，控告曹锟“骚扰京师，诩戴洪宪”、“遥制中枢，连结疆吏”、“不自敛抑，妄希尊位”、“勾通军警，驱逐元首”、“收买议员，破坏制宪”、“多方搜括，筹集选费”等诸项大罪。舆论一时大哗，社会各界纷纷抗议选举结果。
此外，直系的政治对手也纷纷拆台。如张作霖就勃然大怒道：“妈拉巴子，曹锟是三花脸，是小丑，我们东北人绝不捧他。”并宣称议员若能不接受曹锟的贿赂，就可以向自己领取相同数目，这叫“反贿选”。但由于“大选派”准备得当，布置周密，终能有惊无险地达到了目的。
选举结果：总投票数为590张，曹锟得480票，第二名孙文33票，之下有唐继尧20票，岑春煊8票，段祺瑞7票，吴佩孚5票，王家襄、陈炯明、陆荣廷各2票，吴景濂、陈三立、张绍曾、张作霖、陈遐龄、唐绍仪、汪兆铭、王士珍、谷钟秀、谭延闿、卢永祥、李烈钧、高锡、符鼐升、姚桐豫、胡景翼、欧阳武、严修各1票，另有废票12张，含孙美瑶1票，“五千元”1票，“三立斋”3票。
曹锟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
曹锟贿选无疑是中国宪政史上之一大败笔。不到一年冯玉祥便发动北京政变，曹大总统身陷囹圄，直系势力如鸟兽散。历史往往会给人启示，通过曹锟贿选这则轰动中外的闹剧，我们能更清楚地了解，北洋时期的军阀们是如何将孙先生为之奋斗终生的“民主共和”制度玩于股掌间。从曹锟贿选来看，北洋军阀时期的民主也不是一无是处：
首先，民主共和观念确实已深入人心。从袁世凯到张勋，复辟的道路已是不得人心。任何军阀上台，都必须尊重正在形成之中基于三权分立的共和政体。当初，段祺瑞的皖系上台后，不敢行使赤裸裸的军人政治，而是巧妙地先召集临时参议院，由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选举法，然后再选举国会，通过国会赋予皖系内阁合法权力。这次曹锟贿选得逞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幕幕权钱交易的丑闻，更须看到曹锟权力的合法性不是武力，而是共和体制下的国会。曹锟之所以很快倒台，很大程度上便在于他的贿选不得人心，已失众望。接受贿赂的议员们也是声名狼藉，被讥为“猪仔议员”。
其次，言论、人身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保障。国民党议员吕复和其他一些议员敢当众数落拥兵京畿的总统候选人，在我们后人看来真是冒天下大不韪了！若无法律保障，吕复们还不早就人头落地。后来段祺瑞执政府枪杀学生的惨案发生后，段本人亲临现场长跪不起，其内阁最终迫于各方面压力而倒台，也说明这一点。
最后，民主需要有宽松的社会环境，被人拿枪顶着后脑勺来选举是不可想象的。曹锟贿选最起码比袁世凯以武力逼迫议员投票有进步之处。如果说曹锟败在他并没有完全控制全局的话，那曹锟之败岂非共和之福？
1928年，北伐军势如破竹，一统全国。蒋介石以其新专制把北洋时代残留的一点民主扫荡殆尽，并开始缔造真正属于自己的王朝。(山水乐）
兵败被囚，通电下野做寓公
曹锟在清末当了多年第三镇的统制，尤其在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的时候，弄了许多的钱。后来每到曹锟生日的时候，各省督军、省长纷纷前来祝寿。慢慢地，就有人奉承他，说“大帅足可以当总统”，接着就有人说“大帅愿意当总统”。
有一天我在秘书长王毓芝(兰亭)的屋内闲谈，王承斌(孝伯)忽然对我说：“养怡(我的号)是很有主意的，能不能把这一个疑窦给我们打开？”我说：“什么呀？”王承斌说：“大帅愿意当总统，是当得当不得，当好不当好呢？”我说：“那就得看是为着什么。若是为国，责任艰巨，当不得；若是为自己，要快快下台，就当得。赚了一辈子钱无用处，老了不愿意干了，买一个总统当，当上两天，回家养老，以终余年，当得。为下台而当总统，是最好的办法。可是要早走，要快下，有此决心，可以当。无此决心，不可以当。钱多了，后人守不住。普通人有个二三十万尚且无益于后人；能当总统的，儿子焉得有好的呢？人的一生，就怕升官发财。升官发财尚且不好，何况当总统呢？”我说这话，好像是我不愿意曹锟当总统似的，其实我早就知道曹锟要当总统，并且联络了一些议员如王泽南、战涤尘等200多人了，安排了几个地点作联络处所，组织了一些人领头活动。这几个活动地点，一处是猪尾巴大院，领头人张岱青；一处是汉南寄庐，领头人吴恩和、金永昌(蒙族)；一处是绒线胡同南庐，领头人王钦宇等。
某一天，我在顺治门里油房胡同一号王毓芝屋里坐着闲话，忽然进来两个人，一个是直隶议员谷芝瑞(霭堂)，一个是山东议员史刚峰，他二人说话完全是要打倒吴景濂的意思。我心中暗想：“这吴景濂倒不得，若他真倒了，我们办大选就不好办了。”谷、史二人刚走，我就向王毓芝说：“咱们这个事情一年多了，弄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急不如快，我看还是快些好。”王毓芝说：“谁说不是呢？孝伯(王承斌)、子玉(吴佩孚)和大头(指吴景濂)商量不好。怎么办呢？”我说：“他二人商量不好，我去未必商量不好。大头这小子怕老婆，他的老婆怕我。我去十分可行。”王毓芝说：“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我说：“我得打电话问他在家没有。”我打通电话一问，吴恰巧在家，就约定在家等我。我就坐着王毓芝的车子去了。
当时吴景濂住在小麻线胡同一号，到他家中，说了几句闲话，我就拉住大头往他老婆屋里走。我见了吴景濂的老婆就说：“大嫂，今天我来有正事，不说笑话。”接着我说：“大哥也上年纪啦，现在应该想一想养老的事情啦。大哥现在当着议长，议长不是终身的，更不是世袭的。哪天人家大家一哄，说不要就不要。不如乘着机会捞一把钱回家，哪天都可以吃饭。现在曹锟势力威望正好当大总统，只要大哥不给从中作梗，他这个总统就成啦。选举的时候，不用议长费一点小事，我们已经联络运动成熟了。只待定好日子，准备好一切手续，到时，大哥发通知召开选举会。只要选举成功，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要哪一个官给你哪一个官。你看好不好？”接着我又说：“曹锟赚了一辈子钱，不买一个总统当，买个什么呢？有钱买个总统当，才叫做有钱会花呢！花钱买总统当，比要用钱得个贪污的名字臭一生强得多呀，也比那个拿着枪把子命令选举的人强得多。事情我们都已预备好了，明天我把参谋长和秘书长领来，和大哥一见面，就等于曹锟本人和大哥见面一样，这事就算定妥，随便您哪一天并会，这事就算完成了。将来给钱的时候，我们这三个人都不管，归孝伯一人经手。好在孝伯从小时候就出入你家，已非一年，你们是如同一家人一样。”吴夫妇俩听完了我的话，沉吟了一会儿就说：“好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