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云鹏是士兵出身，由段祺瑞在前清考选送入随营学堂。文化虽然不高，但好学而聪明。毕业后，粗通文字。辛亥以前，由段祺瑞保荐给李经羲在云南充任总参议。光复后，靳任陆军第五师师长，驻山东。民国二年，以靳云鹏代理山东都督，因得段的赏识，几年间，靳即扶摇直上。民国六年12月18日，督办参战事务处成立，靳以陆军总长兼参战军训练处督练，成立了三师，第一师师长曲同丰，第二师师长马良，第三师师长陈文运。
徐树铮是前清秀才，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徐树铮上书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由袁世凯发交段祺瑞面试录用。段在陆军炮队统带任内，以徐树铮为书记，这是段祺瑞和徐树铮遇合之始。3年后，徐树铮投笔从戎，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到宣统二年(1910)，徐树铮归国，被派为江北军事厅科长。辛亥革命后，民国三年3月间，段任陆军总长，令徐树铮为军马司司长，兼管总务厅事。不数年之间，也是扶摇直上，先为国务院秘书长，后而陆军次长，继而西北筹边使、西北边防总司令等等。在这七八年中，徐树铮在段祺瑞的左右，当然是炙手可热，红极一时。论文学才华，徐树铮以秀才出身，文武兼长在靳之上，在当时段的心目中，徐树铮和靳云鹏之间，段未尝没有偏徐而抑靳的趋向。因为两人都是受段一手提携，在靳云鹏，总以为本人身为士卒，受段祺瑞早年的特达之知，早在徐树铮之前，视徐树铮是后生晚辈。徐树铮以文采自豪，认为靳云鹏出身行伍，目不识丁，不足重视。所以靳、徐二人，在民国初年之间，为了在段祺瑞左右争宠，彼此不和，但在权利上的矛盾还不十分明显。
到了民国八年，欧战结束，督办参战事务处裁撤，改为督办边防事务处。从这时期起，靳云鹏和徐树铮之间的矛盾开始尖锐化。
事情是这样的，徐树铮自以为拥戴徐世昌为大总统他是首功，借此可以利用参战军改为边防军的机会，谋充西北筹边使，无形中掌握了边防军的指挥权，还有他本来所有的两旅，再扩充六旅，共成为八旅。等到他劝诱外蒙取消独立后，又得了册封使名义。外蒙取消独立不能不算是徐树铮的成功。而徐树铮得意忘形，借辞以蒙古需要马队，又将新改边防军陈文运马队旅，调到西北；褚其祥的步兵混成旅原来驻在张家口，同时也调到西北。段祺瑞虽然一向是参战军督办，但督练编制都由靳云鹏指挥。靳云鹏见徐树铮这样咄咄逼人，从此靳、徐势不两立。靳云鹏开始勾结张志潭。张志潭为直系的谋士，素有智囊的称号。靳先利用张志潭在徐世昌左右攻击徐树铮，徐世昌亦认为徐树铮跋扈，深为北洋同人侧目，就利用靳云鹏抑制徐树铮，借此又可分化皖系内部。徐世昌利用靳云鹏代理钱能训的内阁，靳云鹏与张志潭便大得其所。靳云鹏联合奉天张作霖、直隶曹锟、河南吴佩孚，共谋倒徐树铮。秦皇岛劫械之后，奉军入关成立司令部，徐树铮任奉军副司令，徐树铮未得张作霖的同意，以副司令名义，在天津诱杀陆建章。此事发生后，当然张作霖极不以为然；徐树铮挪用军费等问题，也引起张对徐的不满。张作霖撤销关内奉军司令部，二人又以分配军队问题发生矛盾，段批示以四旅归张作霖，二旅归徐树铮，段祺瑞的用意是划归张作霖的四旅，尽是关外官兵，徐树铮的二旅尽是关内官兵，如此划分，易于督练。而徐树铮意在六旅平分，每人三旅。但是段的主张，徐树铮不便违抗，所以内心极为不平，对张作霖更为仇恨。靳云鹏趁张、徐失和，告诉张作霖，徐树铮在西北发展势力，意在由西蒙直捣东蒙，夺取奉军后路的吉、黑两省。张作霖与徐树铮之间，旧怨既深，靳以此挑拨张作霖，张当然不能无动于衷。当时有人建议，以改边防军为京师警备队，归陆军部管辖，仍由靳云鹏率领，徐树铮率两旅南下援湘，作为暂时缓和之计。但此种办法又为曹锟、吴佩孚所反对。靳云鹏内阁总理请假10日，以海军总长萨镇冰代理，解去徐树铮兵权，调为远威将军。靳请假用萨代理，在靳以为解除徐树铮兵权，命令不是由靳经手，用此以敷衍段祺瑞。段祺瑞在当时极为不平，曾对我说：“徐树铮并未见任何发端或举动，而吴佩孚自由行动，政府不加惩戒，如是还有黑白之分吗？”这个话当时传到徐世昌耳里，徐也下令解除吴佩孚兵权，但吴已不听命。
此时傅良佐来和我商谈，他说战则两败俱伤，张作霖对段私人感情还是不坏，若是由段开口，示意张作霖入关作武装调停，或者能挽救危局。我星夜和傅良佐乘汽车到团河等到天明，见到段祺瑞告以来意。段以为然，即刻亲笔写信，用边防处名义，请张入关共商军事，也就表示了请张武装调停之意。当时奉军已在滦河一带，我立刻乘专车向奉天出发，车到秦皇岛，段用急电，沿途截令我回京。车到京站，傅良佐已在车站相候，告诉我：“徐树铮反对奉天张作霖主张的必须以徐树铮和吴佩孚两人同时罢免作为调停的原则。”一日之中，徐树铮率段乏贵、曲同丰、刘询等人见段祺瑞，自愿率兵与吴佩孚一战，推举段为定国军总司令。原来徐树铮对段芝贵、曲同丰、刘询三人说，战胜之后，以直鲁豫三省相许，给这三个人。徐树铮一时意气用事，段则刚愎自用，一味为徐树铮不平而战。
参战军多属靳的旧部，暗中早为靳所收买，按兵不动，曲同丰部竟有倒戈的。刘询部下旅长张某、齐某，营长李某皆曹锟旧部，指挥不灵，加以天上降雨，满地泥泞，作战困难，段芝贵取得火车一列，在车上吸烟、打牌，两头各挂火车头，胜就前进，败就后退。
徐树铮共有八旅军队，六旅驻洛阳，二旅驻天津。在战事来发生以前，徐部下某秘密告我说，徐树铮六旅队伍驻洛阳，而枪炮子弹放在张家口。我就问，徐为什么这样办？他回答说：徐树铮欠饷怕兵变，所以把人、械分开。向我告密的某君，一再托我不要向徐树铮透露是他报密，否则他有性命之忧。我将此事报告了段祺瑞，段说你速去告徐树铮叫他想办法补救。即时我直接和徐树铮谈，徐厉言正色问我这个消息从何而来。我说你不必追究，若果有此事，应从速补救，否则太危险了。徐树铮还十分愤怒，谴责外人在段前泄露他的冒险行为。不料吴佩孚也得有情报，便长驱直入到保定，和奉直秘密会议，先下手解决了洛阳徐树铮六旅无枪弹的军队。所以直皖战争爆发，徐树铮只有天津两旅可用。徐在天津虽战胜曹瑛，但中路、西路一败涂地。此时徐世昌利用傅良佐向段祺瑞劝说，定国军总司令为各军所拥戴，与段本人无干，段肯通电下野，徐保证段的安全和段系人员概不追究等语。最后段还是上了徐世昌一个大当。1920年7月28日段通电发出，随后10人祸首通缉令也下来了。我等在7月25、26日，即避入东交民巷日本兵营。傅良佐自以为徐世昌能为袒护，到通缉令下，果然傅良佐不在内。不料傅良佐早为直军捕拿，行贿20万元，还不释放。过一年多，傅良佐患精神病，取保就医，返家不及两月死去。总而言之，皖系内部分裂，是由靳云鹏与徐树铮二人互相争权夺利而起。继之直鲁奉联合打倒徐树铮，靳云鹏不但脱离了段系，还通过张志潭关系勾结直鲁，和徐世昌同谋直接倒徐，间接倒段。所以当时以段倒段之说，就是指靳云鹏而言。靳云鹏对段一向外表还保持着师生关系，其实早已貌合神离，站在徐世昌方面一起暗中倒段。
到了民国二十五年，段在沪病逝。灵柩运回北京安葬，靳云鹏到浦口迎灵。在专车上，大家鄙视靳过去背叛了段祺瑞，全车同人没有和他周旋，甚至卧铺也没为他安排。靳自己也感到无趣，临时下车，另行换车，买票返京。
民国九年(1920)7月初旬，在我去奉天的途中，车到秦皇岛车站，接到段祺瑞急电，令我不必和张作霖接洽入关武装调停。返京车到站，傅良佐在站相候，告形势非打一战不可。我感觉到个人能力有限，难于挽回，同时也耳闻到曲同丰、刘询等内部的不稳，曾经派人和曲同丰、刘询等商量，他们俩异口同声，说没有问题。据说当时皖军分中路、西路、东路三路出兵，作战布置徐树铮是接受日本军事顾问阪西的计划。我对皖系自己内部早抱隐忧，战事极不乐观。在将要开火的前几天，我在东交民巷正金银行楼上借得一间房，每天早出晚归，作为暂时隐身之地。到了战事失败，1920年(民国九年)7月28日，段通电下野发出，同日总统府就下令通缉：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琛、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恩浩、姚国桢等10人，称为安福系十祸首。当日军警、便衣满布各城门、各要道，以及东交民巷外各口。并在东交民巷各口、各城门、车站悬挂10人单身相片。在相片之旁，规定3万、2万、1万、3000每人其价不等的拿获赏格，形势紧迫。十祸首通缉令还没下来之前，国务院秘书长郭则沄，就暗中打电话通知我说：“你榜上有名，快作准备。”我立时就跑到正金银行躲起来。这时徐树铮等也得着消息，经过日本人阪西等奔走，向日本公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徐树铮、段芝贵等，先后到了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护卫队兵营(以下简称日本兵营)。他们来后，就以电话通知我，把我由正金银行也接到了日本兵营。而梁鸿志、王郅隆二人来得比较晚，原因是郭则沄暗中通知我时，并没有提到有梁鸿志的名，所以梁鸿志精神上始终没有做准备。在通缉令未发表之前数小时，由黄秋岳秘密通知梁鸿志，梁才匆匆地也逃入日本兵营。梁鸿志因为几乎落网，对郭则沄非常不满，怪他既是同乡，又是好友，为什么事先不同时通知。但事后据郭则沄对人表示说：我托人打电话通知曾云霈时(云霈，我的号)通缉名单上并没有梁众异(梁鸿志号)的名字。他的名字，据说是徐总统临时亲笔加上去的。我当时并不在场，所以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以后梁、郭之间始终为此失了感情。王郅隆自以为安福系通缉令不至有他，所以也没有作逃亡的准备。临时得着消息，此时东交民巷外各口已有军警把守，不能随便出入，不得已先躲避在日本人开设的常盘旅馆中。该旅馆不是在使馆区内，久居还是不安全，三日后，在日本大昌洋行经理某日本人的掩护下，他被送到日本兵营，住在另一个大楼里。
我们到了日本兵营之后，生活情况和每个人以后先后脱离日本兵营的过程、方式各有不同，是比较曲折而惊险的。我是单身到的日本兵营，其他人大部分都携带有家眷。我和段芝贵都带着厨子，仍然过着比较舒适的生活，一切都和外边一样，仅仅是不能自由出入而已，所以彼此都不感到寂寞。到了日本兵营不久，因为人多住处拥挤，我和段芝贵每人付出3000元，在临近空地上盖了两楼两底小楼一座，段芝贵住楼上，我住楼下。梁鸿志、姚震兄弟二人也住在此楼，伙食附属于我。段芝贵对于闽菜风味独感兴趣，日久家属亲友，通过一定的手续，可以随便相见。我的女儿，经常是经过厨师早晨带入兵营，盘桓一天，到晚饭后再送她回家。在这些日子里，反给我不少读书、写字的机会。在这种环境下，大家是不是一点都不感到痛苦呢？不，物质生活虽是舒适的，但精神上、政治上仍然是寂寞的。三个月后，打算离开日本兵营的第一个人是徐树铮。他是祸首中的第一名，拿获到案，悬赏洋3万元，当局对他的仇视，可见一斑。所以徐树铮出走计划，当然稍费周章。1920年10月间，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军需部门有一个尉官小野寺，素与王郅隆相识，据说小野寺表示，极佩服徐树铮的才干和学问，他自愿对徐树铮离开兵营以全力相助。由王郅隆的长子王锦航介绍到北京日本兵营和王郅隆晤谈后，由王介绍给徐树铮。在徐树铮和小野寺开始计划出走时，他和我商量过几次，我也表达过意见。徐树铮问我，你看这样办稳当吗？我答复说：这种事多少总要带些冒险性。徐说我们避居兵营里，亦非久计。过分的冒险，固然是不可，但为了国家事，一点不肯冒险是不可能的，我决定拼他一下。1920年11月15日，由日本人小野寺买大号柳条行李箱一只，将徐树铮装入箱内，由小野寺自兵营运送到车站，当作随身行李，当时的政府，对外国人来往车站行李，是无权检查的，而小野寺又是利用日本兵换防的机会，夜间就离开东交民巷使馆区，出了前门，进入车站，上火车将大柳条箱放人小野寺包房里，当时政府谁敢检查日军的包房？徐树铮伏藏大柳条箱内，一路顺畅无阻，直达天津，次日搭日本轮船到上海。以后小野寺此事因为未得上级的同意，故调他回国，受革职处分。1920年11月16日，日本使馆将徐树铮逃亡事实，以照会通知中国政府，作为掩耳盗铃的官面文章。
徐树铮临走之前，他和我谈到经济问题，我便答应他，由我私人项下拨赠10万元作为逃出后政治活动费。等到他安然无恙到达上海的消息传到后，有一天，为我管账的族弟曾仙舟来日本兵营看我，并接洽家里财务事，我吩咐他，为徐树铮拨汇10万元寄到上海。族弟曾仙舟十分地不赞成，他理由是搞政治，哪有经常自己掏腰包？你现在逃亡在兵营里，哪天能出去还不可知，留几十万块钱，作为自己养老和儿孙吃饭的本钱或许不成问题。人家把你挤到外面，我们就借此引退，若是将这点钱作为政治投资，那恐怕是杯水车薪。我说：“汝不懂政治，不要戴木头眼镜，要把眼光放远一些；再说朋友的要求和需要，我们也不能不管，而且政治上的成功，这十几万块钱又能算得什么。”他让我说得也就不便再驳了。徐树铮到了上海，在上海租界里居住，当时也不是没有问题。第五师师长陈乐山驻军上海，通过他的关系，徐树铮暂时解决了住的问题。不久，徐树铮联合浙江卢永祥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可能和我的10万元不无关系。不久段芝贵向直系方面疏通，得到直系的谅解，他先离开了日本兵营，悄悄地到天津租界。他的走，也可以说是对直系变相的投降。段芝贵临走时对我说：“徐树铮对直系，彼此关系十分的恶劣，我是无能为力，他们对你不见得和徐树铮一样，你若有意，我为你疏通，也出去吧。”我说：“傅良佐交了20万元，还没解决，他们对我不会轻易放松，你先出去，以后从信中再接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