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它打乱了吴佩孚的整个作战计划。原来吴佩孚的战略是用大军在山海关、九门口一线与我军胶着，吸住我军主力的大部，并由冯玉祥出热河作迂回态势，威胁我后方战略要地锦州，用以吸引我军主力的另一部。这样吸住我军全部主力之后，再用他的最精锐的部队即靳云鹗的第十四师、张福来的第二十四师和他自己第三师的第六旅作为奇兵，由海路载运至我后方葫芦岛登陆，截断我归路，使我山海关、九门口前线全军尽成瓮中之鳖。这一战略确实是可以致我军于死命的，因为当时我军主力确已全部被吸引，后方空虚，更无海军可以阻挡，如果敌方大军果在葫芦岛登陆，我军是无法可以自全的。可是正当吴佩孚认为时机已到，放出他的所谓奇兵朝向葫芦岛运送的时候，我们攻克了石门寨。石门寨南下既可以切断山海关敌军的近后方，也可以直取秦皇岛，切断山海关敌军的远后方，因此敌军不能不以全力对付。吴佩孚先调来一个旅，后又增援一个师，俱被我军击破，于是急忙把他海上正在运送的奇兵全部改由秦皇岛登陆，用来反攻石门寨。这是我军攻克石门寨的最大战果，也可以说是吴佩孚的最大失招。这一情况是后来从俘虏过来的许多敌军高级将领口中所得知，千真万确。外传吴军不在葫芦岛登陆是由于我空军的压制，那是吴佩孚故意放出来的空气，用以掩盖石门寨的败绩。当时我空军的威力甚小，顶大的炸弹只不过50磅，无论如何阻挡不住对方的大军登陆。事后我同一部分参谋人员讨论过吴佩孚的这一战略。大家认为山海关、九门口一线我们后方有长达500余里临海的狭长地带，敌方吸住我军主力之后，从南北两路迂回我后方，夹击我后方的战略要地锦州，这一战略是很有价值的。敌军若能守住石门寨不失，即使北路迂回部队不能如期到达目的地，而南面海运如此强大的兵团在葫芦岛登陆，单凭这一路，也可以成功。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石门寨之得失。敌军石门寨之失，从我们这边说来，是由于抢夺一架飞机和发动一个团的攻坚战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就对方来说，则在于张治公师的调度极不得当。张治公师是在我军突破黄土岭口后，由这方面的预备队调来增援的。通常作战，一般都用素质较高的得力部队作为预备队，特别重要的地点对预备队的要求还更高。因为随时发现什么地方情况紧急，预备队就要顶上什么地方，如果不是素质优良的得力部队，是担不起这个紧急而又重要的任务的。吴佩孚不惜变更重大作战计划，把他的奇兵用来反攻石门寨，可见他是充分了解石门寨的得失有关全局。既然如此，那就显而易见，事前必须配置特别精良的部队作为这个地方的预备队。可是陕军张治公师的素质极为低劣，连我们都很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官兵手上一般都有两根枪，一根是步枪，另一根是抽大烟的烟枪。把这样的部队用到这样重要的地点作预备队，这不是中下层指挥官偶然的粗心大意，而是最高统帅犯了严重的错误。
其次，这一进展又最后促成了冯玉祥倒戈的实现。大家知道，吴佩孚与冯玉祥早已貌合神离，互相猜忌。吴佩孚要冯玉祥军出热河，表面上是要他会师锦州，实际只不过是不放心他去山海关正面，有意把他安排在热河那个荒山僻壤的地方，不让他染指东北的富饶地区。这自然瞒不了冯玉祥，冯玉祥也早已有自己的打算。据贾德耀告诉我，冯与段早有联系。冯率所部出北京，经由古北口、滦平、承德去平泉，不但故意行军迟滞，而且在北京也留下手脚，准备相机倒戈。不过，事情很明显，冯玉祥本有倒戈准备固是事实，但起始也不无观望之意。若吴佩孚能在山海关、九门口一线得手，或者葫芦岛登陆成功，则冯的倒戈未必真能实现，甚至可以断定他不会实现。当我军攻克石门寨，打乱了吴佩孚的作战计划，迫使吴佩孚不得不着急地离开北京赶往山海关前线的时候，冯玉祥这才最后决定了实行倒戈。倒戈的见诸实行，是在我军攻克石门寨后的第四、五日，这决不是偶然的。自然，冯的倒戈又反过来使得吴佩孚的反攻石门寨归于失败，吴佩孚的命运就是这样被决定的。我说一架飞机和一个团影响了全局，事情就是这样。
我军出击秦皇岛成功和吴佩孚的惨败
我军攻克石门寨后，吴佩孚将他海上运来的两师一旅几乎全部用来反攻石门寨。我们急调张作相的总预备队前来应援，所有六个团的预备队皆已用上，看来还没有顶得住的把握。大家正在忧心忡忡，想把山海关正面的部队再抽调一部前来增援的时候，突然接到段祺瑞由天津用无线电发来冯玉祥决定倒戈的确讯。这使我们如释重负，大家心里都有说不尽的兴奋和喜悦。
这时我们确信胜利已经无疑，而且战事很快即可结束，问题是怎样才能更全部更彻底地消灭敌军，不让他们有漏网脱逃的机会。我们在石门寨商议之后，决定仍旧抽调山海关正面的部队前来，并指定要郭松龄亲率所部来到石门寨，不过目的已不再是对付敌军的反攻，而是组织大军出击秦皇岛，截断敌军归路，一举歼灭敌军的全部。其所以要郭松龄亲自前来，则是因为郭在山海关正面作战毫无进展，脸上无光，为了使他能够露脸，所以决定调他前来担任出击，让他借此立功。郭接到我们指挥部的命令后，抽来四个团，他自己先自骑马来到石门寨。在石门寨会面时，除姜、张、韩、郭四位军长外，我也在座。当时先由张学良说明前方情况和段祺瑞来电告知冯玉祥倒戈以及如何决定由郭担任出击秦皇岛。郭得知情况后原也很兴奋，不想韩麟春多插了一句，说：“这样使你也好露脸，大家可以立功。”郭闻此言脸色大变，忿然说：“我从来不沾人家的光，我还是从山海关正面打过去！”说完怒气冲冲地掉头就走。他走后，大家面面相觑，大半晌说不出话来。后来还是姜登选先开口，说：“破坏了我们的全盘计划，如此将领，正是该当何罪！”(我听得很清楚，姜说的“该当何罪”是平时哼惯了的一种舞台腔，并非真欲军法论处。后来有人说姜当时主张军法论处，那是误传或者有意挑拨所致。)又停了好一会，张学良才接着说：“我把他找回来。”当天晚上，张学良就追到九门口，拦住郭，劝说了一个整夜，声泪俱下，才把郭劝了回来。结果仍照原计划行事，由郭担任出击，不过出击的日期因此推迟了数日。
说也凑巧，正是由于出击推迟了数日，我军减少了许多损失。因为数日之后，冯的倒戈已见诸行动，敌军前线军心混乱，士无斗志，我军得以破竹之势，长驱直入，一路并未遇到顽强的抵抗。这同数日前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代价相比，真有天渊之别，因此我军很快就到达秦皇岛，完全截断了敌军的归路。前线敌军除一小部分由海上脱逃外，尽数皆为我军俘获。这一战线的战斗，至此完全结束。我还记得我到秦皇岛的时候，看到周围乱哄哄全是吴佩孚的溃兵，收容不易，正在焦急，突然在乱军中发现了敌军靳云鹗师的参谋长安俊才。我和安过去同过事，彼此很熟识，因此我毫不犹豫，一把抓住他，劈头就说：“你赶快帮助我收拾你们的溃兵！”他也真的如同自家人一样，马上帮同我收容溃兵，而且很见成效。不过后来大致收容完毕，待要招呼他的时候，却不见他的踪影，不知他在什么时候跑掉了。
差不多是在我们出击秦皇岛的同时，冯玉祥军回师进入北京，并沿京津路推进，压迫天津。而我第二军李景林所部则从喜峰口进入，也向天津推进。张宗昌所部从冷口进入，并且占领了滦州，也逼向天津。吴佩孚则一面通电讨冯一面将山海关前线军事交由张福来负责，自己率舰队由秦皇岛退回天津。吴原期望在杨村、廊坊一带阻挡冯军，以便山海关前线军队可以逐步后撤。但杨村、廊坊方面既未能阻挡冯军的前进，而我奉军又很快就截断了津榆之间的交通；加上山东郑士琦又宣布中立，并在津浦路上阻拦南方援吴的军队通过，因此吴佩孚只得仓皇离开天津，由塘沽登舰，经由海路南下。吴佩孚南下目的，本欲依靠苏、皖、浙、豫、鄂、赣、闽、陕、川、湘等各省的实力派重整旗鼓，继续对抗。无奈树倒猢狲散，齐燮元、孙传芳和萧耀南等各实力派人人望风使舵，力谋自保。结果不但谈不到重整旗鼓，而且吴氏本人也到处碰壁，无人敢于收容，真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景况极为狼狈，最后被萧耀南护送至湖北鄂城县属的西山休养。所以这一战役，实际是吴佩孚离开天津之日即告结束，以后虽然还有奉军的南下和若干省区内局部的战斗，但那只不过是瓜分和争夺地盘的一些局部小冲突，不能算作孙、段、张与曹、吴之间的战争。
这里我想附带提一提：这一战役结束不久，日本仪我顾问率领日本佐官参谋旅行团，其中有日本前派驻西伯利亚师团参谋长等少壮派共20余人，前来山海关、九门口及其以北以西各口参观访问，由我接待并负责讲述作战经过。完毕后，在日本兵营宴会席上，仪我对我说：“这一战倒合乎战术上的要求，作战的经过也很有研究的价值，就远东地区战争的历史说，有它相当的地位，因此我建议你们将它编成详细战史，作为军事教材。”我将他这个意思报告了张学良，张学良就将有关这一战役的一大箱重要资料交给我，要我负责编成战史。后来因为兵连祸结，忙于军务，我来不及编，将这一箱资料辗转由北京运至汉口，存入汉口大陆银行保险库内。到抗日战争汉口危急之时，我妻特为此事由成都飞往汉口，将此箱取出，本欲带回成都，不料在那空运紧急关头，飞机上不允携带此等重物，经再三交涉无效，只得重新存入大陆银行保险库内，该行不久即为日机所炸毁，抗战胜利后，我因出国治病，路过上海时，曾晤及大陆银行谈经理，提起此箱，谈经理告诉我，汉口该行保险库并未炸坏，该箱原物尚在。后来我曾去函谈经理要求帮助取回此箱。谈经理向该行查询后复信告诉我，说汉口该行为人民银行接收后不知此箱移放何处，无从寻找。今天特为此事一提，倘若有关方面有人知道此箱下落，希望通知我，让我有机会取回应用。
无结果的结果
关于北京政府方面的一些见闻
大家知道，冯玉祥一进入北京，就把曹锟幽禁起来，先由黄郛以代理国务总理宣告摄行大总统职务，不久即由段祺瑞以执政名义入主中央。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始终没有参加段氏的政府。这当中孙、段、张、冯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复杂的，尖锐的。我这里就我所知，记述其中的一鳞半爪。
孙、段、张的联合和冯玉样的倒戈，只有推翻曹、吴的目的是相同的，推翻曹、吴之后如何设立中央政府以及如何解决国家重大问题，则各有各的主张和打算，而且无法调和。张与冯的目的都是各自独霸一方，扩充地盘，并尽可能插手中央，控制中央，因此都需要拥戴一个头子入主中央。当时有资格做这头子的人只有孙与段，所以拥孙拥段就成了张、冯之间第一个尖锐的问题。关于冯的方面，我所知不多，不过听贾德耀说，冯是可以拥段，也可以拥孙，孙、段若能合作，则尤其欢迎。贾是段、冯之间的引线人，事前下了不少工夫，冯可拥段，自不必说。但冯对于孙，也并不是无所希冀的。据说那时冯已读过三民主义，而且很感兴趣，对孙也不止一次表示过敬仰。加上冯与段、张周旋，不免感到势孤，若能与孙互相呼应，互相支持，自有好处。因此如果情势许可，冯也可以拥孙；至于孙、段合作，那不用说，自然是更所希望的了。可是冯到了天津与段、张会晤之后，即看出段、张完全无意于孙，而奉军又咄咄逼人，连自己从吴佩孚的败兵中收编的一些军队也被缴械了，因此冯不但不敢说出自己对孙的态度，而且感到处境险恶，压力甚大，只好唯唯诺诺，装出全无成见的样子。这不但促成冯的一度消极，而且埋下了以后冯帮助郭松龄倒戈的根子。
关于张的方面，我记得张作霖由沈赴津的前夕，杨宇霆和姜登选等向他提起如何应付段、冯之事，他说：“你们放心，我会耍这一套。比不得军事非通过你们不可，耍这一套我比你们高明，你们可再不用管了。”因此张和段、冯的会晤，详情无从得知。不过张的拥段，我们早已知道是铁定不移的。上面说过，段、张的历史关系很深很远，而对于孙的三民主义及其三大政策，则整个奉军都是格格不入的。不但如此，北洋元老有所谓一龙、一虎、一狗，龙是王士珍，狗是冯国璋，而虎就是段祺瑞。当时冯国璋已死，王士珍做了名流，所以张氏父子和奉军一般高级将领对段都很尊敬，把他看作是北洋元老中最有希望的人。至于孙，我们奉军一般都称他“大炮”，说他只会吹牛放炮而没有什么了不起。自然，我们也有说他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未可轻视的，但这不过是说他代表一种时代的思潮，把他当作一个可以远交的朋友而已。此外，卢、何的作战和冯的倒戈，则不能不算在段的账上，而长江各省实力派的一致拥段，也不是可以不加考虑的。因此种种，张的拥段是铁定不移，一面倒的。以我所知，张在天津曾去拜会过孙，事后据孙的副官马湘说，当时他在房门外听得孙、张晤谈至为融洽，不过因孙病重，医嘱不能多谈，故所谈只是寒暄问病，并未涉及政治。其实，孙病固是事实，但其左右有汪精卫等人可以全权代表，其所以不谈政治，乃是无从谈起，因病云云，并非真情。
然而张的拥段果然是毫无问题的吗？这又不然，张氏父子连同奉军一般高级将领，尊重和拥戴的只是段氏本人，而段氏下面的各派各系，诸如徐树铮、靳云鹏、梁鸿志之流，却又都是我们所最感头痛的。因此，如果要我们奉军始终如一地精诚拥段，除非段氏下面各派各系尽数走开，单单剩下我们奉军一系，但这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因为段的想法与此相反，他正需要各个派系的互相钳制，借此居中操纵，以免为一派一系所包围而做他们的傀儡。由此可见，张的拥段虽有铁定不移的一面，但段、张之间的矛盾仍然有其不可调和的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