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公馆里面，除了太太、少爷、小姐们和下边的当差、老妈子之外，还养了好些介乎上下之间的人。偶尔来闲住的不说，经常住在公馆里吃闲饭的就有不少。其中有几位是以客礼相待的，也许可以说是客卿吧。
一位是西席老夫子，姓张，名汉元，听说是前清的一位翰林。除了教少爷、小姐们读书之外，在段祺瑞邀人作诗的时候，这位老夫子也被邀参加，一同吟风弄月。
还有一位是个大夫，名叫罗朗斋，丰润县人，我们称他为罗师爷。罗当时虽然双目失明，可是医道很好，曾经给袁世凯治过疑难大症。罗师爷很得段祺瑞的信任，邀他住在公馆里，上上下下有了什么头痛脑热，就找他开副方子，抓剂药吃。这个人脾气古怪，外边有人请他看病，他架子挺大，轻易不肯出马，要事先约定时间，而家里下人有病，跟他一说，不管什么时间，他让人搀扶着颤颤巍巍地就过来给你看病了。他还有一个特殊脾气，最烦病人向他叙述病情，要由他先诊断，看说得对不对。如果你先说病情，他就不开方子了，说：“你自己都知道了，还用我看病做什么？”他双目失明，医理中的望、闻、问、切四项里望字首先不能做到，不过他只要一把脉，就能把病情判断得八九不离十，所以公馆里上上下下对这位罗大夫倒都十分信任。
罗师爷的儿子罗凤阁，号慰生，是自小在段公馆里长大的。段看他聪明伶俐，相貌也长得不差，便认他作干儿子。罗管张夫人就叫妈。当时陆军部有四个副官，罗凤阁也是副官之一，但他不到陆军部去办公，而是在公馆里替段祺瑞办事。有些来客，段本人不愿意接见时便由罗代见。公馆里面收到的信件，照例先送到罗的办公桌上，由他摘抄以后，再送给段祺瑞过目，等于是段的一个随从秘书。这个人性情很温和，在公馆里人缘很好。在袁世凯当权后，段祺瑞乘坐军舰到武汉去迎接黎元洪，罗凤阁也跟着去了。途中罗凤阁所坐的轮船发生事故，罗看情势危急，便用军刀将救生艇砍倒，放到水里去，想坐救生艇逃命。不料轮船倒没有酿成什么大灾，罗凤阁却掉在水里淹死了。罗凤阁死后，曾经改派陆军部副官韩宾礼到公馆里来替段办理公事，但只来了一个很短的时期，以后就不再来了，也没有另外派人接办这些事了。
公馆里上上下下，都知道段祺瑞之所以能够起来得这样快，全靠袁世凯一手提拔。可是我们也认为，袁世凯能够当上总统，也靠段祺瑞大力拥护。自从张佩蘅嫁给段祺瑞，两家成了亲戚，关系当然更近了一步。张夫人不断进总统府见于夫人，而段祺瑞也经常在袁世凯的左右。谁都认为，段总长是袁总统面前数一数二的红人。
可是他们两人中间也免不了产生矛盾，听说有一次段祺瑞还气歪了鼻子。那就是袁世凯计划成立陆军模范团的时候，袁世凯本意叫袁克定当模范团的团长。段说：“我看他不行吧。”段坚持不同意，谈了半天，没有结果。最后，袁说：“你看我行不行呢！”这一来，段祺瑞没话可说了，于是模范团的团长就由袁世凯自兼。段祺瑞口头上虽然不说什么，心里可在生暗气。别人生气可能不形于色，而段祺瑞一生气，鼻子就歪到一边去了。
到了1915年，袁世凯当总统还嫌不过瘾，又想当皇上了。段祺瑞反对袁世凯称帝。听说他曾向袁世凯说过：“现在不可能，外面空气太坏。”可是段祺瑞本人就在那里造空气。他和江苏督军冯国璋，都是袁世凯的左膀右臂，他俩就常有电报来往。大概段祺瑞以为，只要我在这儿采取反对的态度，外边谁也不敢承认。
蔡锷离开北京的时候，是见过段才走的。陈宦到四川，临行时也来见过段。后来他俩宣布独立，反对帝制，都可能和段有关系。
段祺瑞因为反对袁世凯当皇帝，两个人感情越来越坏，于是段便推说有病，躲在家里，不出门，不办公，也不见客了。
有人说，袁世凯为了叫段拥护他当皇上，还曾经亲自到段公馆来过一趟，这不是事实。因为我就在号房里，公馆里有这么大的事，我不会不知道。又有人说，袁世凯因为痛恨段祺瑞不跟他合作，就派人送了一碗鸡汤给段，表面上说是慰问他的病，其实鸡汤里下有毒药，想把段祺瑞毒死，不料这碗鸡汤却被段的一个姨太太喝下去，立刻毒发身死了。这也是捕风捉影的话。因为段祺瑞的姨太太里面，只有大姨太太死在1914年，正是袁世凯当总统的时代。可是当时还没有搞帝制，段和袁的关系也没有发生裂痕，所以大姨太太的死，与袁世凯毫无关系。还有一位二姨太太后来死在天津日本租界，那已经是袁世凯死后的事了。其余三位姨太太，都死在段本人之后。可见这种说法毫无根据了。
不过，在段祺瑞最初称病请假的时期，袁世凯倒是不断派人往公馆里送东西。什么鸡汁呀、参汤呀，差不多每天就有人送过来。段的病假是请一回，续一回，袁世凯的吃食是送一次，又一次。可是大家都知道老袁的手段毒辣，国务总理赵秉钧就死得不清不楚，不晓得他这些鸡汁、参汤是不是下了毒，所以段祺瑞当然不敢吃，公馆里也没有人敢吃，只有倒掉完事。当时又没有经过化验，其中是否下了毒药，那就无从知道了。
段祺瑞和袁世凯的关系越来越僵，起先张夫人和于夫人还不断通电话，后来连电话也不通了，两方面的关系几乎断绝了。最后段祺瑞还搬到团河养病去了。
袁世凯在病危的时候，又把段祺瑞找去了。那一天，张夫人也去了。我跟着张夫人坐马车进福华门到福兴居去见于夫人，段祺瑞则坐汽车到怀仁堂去见袁世凯(段的汽车是冯国璋送的，连汽车夫一块儿送到了段公馆)。随后我又跟张夫人到了怀仁堂。段的汽车搁在怀仁堂东边，一排还放着几辆汽车，记得是徐世昌、王士珍、段芝贵等人，其余的人就记不起来了。我们跟汽车的人，也很不少，聚在一块儿，你一言，我一语，议论老袁的病情：
“总统怎么样了？”
“听说还是发烧，心里起急。”
“打紧板了，一时不如一时，恐怕好不了了！”
待了好半天，段祺瑞才从里边出来，脸色阴暗，显得非常沉痛。本来嘛，自打北洋练兵，他跟老袁就是一个劲，时常来往，一见面就是一天。就为搞帝制，两个人才闹翻了。段祺瑞请病假，日子久了，就跟革了职一样，到末了老袁又把他找回来，听说老袁表示很难过，段祺瑞也表示很难受。现在两个人一见面，把从前的事一笔勾销。老袁向大伙表示：“以后一切国事，都听芝泉处理。”暗含着就算托了孤，北洋的大权交给段祺瑞了。当然段祺瑞自己也以为老袁一死，以后天下大事也非他莫属了。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当上了国务总理，总揽国家大权。老袁闹了半天帝制，不但没问罪，还给来了个“国葬”。到1918年6月5日黎元洪还颁了一道大总统申令，说：“前大总统赞成共和，奠定大局，苦心擘画，昕夕勤劳。天不假年，遘疾长逝，追怀首绩，薄海同悲……”袁世凯死后，在怀仁堂开吊。虽然是中华民国了，应该行三鞠躬礼，但有些人感到“受恩深重”，不行跪拜大礼似乎心里头有点过不去，靠近点的人，都在灵前按照前清的仪式，匍匐磕头。
开吊以后，灵柩送回河南彰德安葬。不但段祺瑞亲去，连张夫人也以义女的身份一同前去送灵。我也跟着张夫人去了一趟彰德，看了一次热闹。
移灵那一天，64抬大杠，由怀仁堂直奔前门。孝子袁克定是个瘸子，腿脚不利索，难为他打着个幡，一步一步走到西车站。从北京挂了一列专车，政府要人中关系较近的都随车到了彰德。彰德当地，就像办庙会看大戏似的，从四乡赶来看热闹的人，真是人山人海。袁世凯的茔地在彰德西北角，离他的宅子有二三里地。坟园的布局：两旁立着好些个石人石马，石人有文有武，松柏成行，有正殿，有东西配殿，上面都铺着琉璃瓦，完全是皇帝陵寝的派头。灵柩放在坟地里一个大井口上，外头是洋灰铁筋做的，十分坚固。上祭时候，一律磕头。葬后，就把坟茔的门砌死了。当晚大伙就乘专车回到北京。事后由北京前往祭奠的人，陆陆续续，三十、二十个，很不少，一直热闹了不少天。
袁世凯办帝制，听说都是袁克定的主意。袁克定以前还常到段公馆里来，因为张夫人的关系，管段祺瑞叫大哥。自打一闹帝制，两人就成了水火，完全敌对。这一回由于段祺瑞一手操持，给袁世凯办了国葬，袁克定似乎很感激。我曾听他再三向段祺瑞致谢，说：“得亏总理！”
段祺瑞是当时北京政府里面数一数二的重要人物，不但北京军政界的要人经常要来段公馆里问候起居，就是由外省进京的大人先生们也免不得要到段公馆里禀见、禀辞、禀谢。当时北京拜客正适兴用洋式名片，可是还有些老人仍沿用前清时代遗留下来的大红拜帖。这些名帖，大大小小，形形色色，上面印着一行行的官衔、勋章、勋位。还有人为了表示恭敬，在名片上面亲笔恭楷写上什么“沐恩”、“受业”、“门生”等等字样。号房里面每天都要收进一大叠各种各样的名帖。按照段公馆的规矩，每天晚上都应当把当天来访的宾客，按照名帖，一项一项誊录在号簿上面。有时还要把来宾的地址、电话登记上去。段公馆里，内号房、外号房，办事的人虽然不少，可是大家白天忙了一天，到了晚上都乏了，也懒了，抓这个功夫凑在一起总得来上八圈麻将。于是这种例行而又烦琐的誊录工作，便落在我的头上。自从我调到号房，十数年如一日，每天晚上必须把这项工作做完，才算告一段落。
段公馆号簿上面的头面人物，也就是当时北京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角色。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头面人物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徐树铮了。
徐树铮是江苏萧县人，秀才出身。我们背后都称他小徐。他与段祺瑞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在北洋练兵的时候，他在段祺瑞手下当一名小小的司书，不知怎么被段祺瑞赏识上了，送他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徐树铮回国以后，就扶摇直上，成为老段跟前头一名红人。我们都说，段祺瑞起来得快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而段祺瑞提拔徐树铮也和袁世凯提拔他自己一样，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段祺瑞当陆军总长，徐树铮当次长，另外还有一个次长蒋作滨，可是部里的大小事都是徐树铮说了算。不但蒋作宾当不了家，连段祺瑞本人说的都不一定算数。因为小徐在老段面前是说一不二，从不被驳回，而老段吩咐下来的事，小徐却不一定照办。我记得有这么一件小事：有个姓李的在军队里被撤职了，穷得没有饭吃，写信到段公馆里来投效，在信上申述了他被撤职的缘由，请求段给他个差使。段看他说得可怜，已经答应给他个事了，批交徐树铮办理。徐树铮签呈上去，说：“查该员无大用处，批驳，验过。”于是这件事就拉倒了。
徐树铮到段公馆来，是随来随见，而且用不着号房代他通禀，他就扬长直入了。段祺瑞会见外客是在外客厅，而徐树铮可以一直走进内客厅，和段见面。不过徐树铮到公馆来，也多是谈公事，三言两语，交代完了就走，向来耽搁的功夫不大，他很少参加公馆的宴会，也不大陪着老段打牌，照例是公事公办，态度很严肃。
徐树铮到段公馆来固然用不着我们通禀，我们大伙看他来到，也都躲得远远的。因为我们大伙都知道他脾气大，又好挑毛病，恶狼恶虎似的，当面就能给你来个下不来。小者挨一顿申斥，搞得不好，他跟老段一说，就可能把饭碗砸了。旁人还有个灵活，而他是言不二价，所以大家都不愿意惹他。
不但我们公馆里的人对徐树铮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就是段祺瑞左右亲信的军政界要人们对徐树铮也很烦恶，有些事，大伙都避讳他，不愿意让他参加。因为无论是什么事，只要一沾上徐树铮，就得实行独裁，听他一个人的了。
起先我也奇怪，为什么老头子对小徐这么信任呢？慢慢才知道，他不但对段忠心耿耿，一心护着老段，而且他这个人还真有学问，才气过人。他能在会客的时候，一手批公事，一手拿着耳机子和人家通电话，真是五官并用。再则他的记性也非常人可比，可以说是过目不忘，什么公文、条例，他看得既快，记得又熟，只要老头子一问他，他总是对答如流。谁要不信，找出公事来一对，真是一字不差。所以我们同事中常说：“这是人家有才，你想，老头子能不喜欢么？”
当时政治舞台上的要人，如王揖唐、曾毓隽、李思浩、梁鸿志、龚心湛、屈映光、曹汝霖、陆宗舆、吴炳湘等当然都是经常在段公馆出现的人物。王揖唐是段的同乡，也是能文能武，自命不凡的人物，除了小徐，就数他的脾气大了。
段祺瑞是军人出身，北洋派的军人当然都要常到段公馆走动。每逢督军团在北京开会，段公馆里自然是武将如云了。平时常来的是：吴光新、陆锦、蔡成勋、段芝贵、傅良佐、曲同丰、陈文运等人。吴光新是段祺瑞的内弟，我们称他“吴小舅子”。吴性格非常蛮横，脾气大，嘴里不干净，张口就是“好××”。我们常说段宏业脾气不好，就说：“跟他舅舅似的。”陈文运虽是军人，却没有武人习气，见了我们总是嘻嘻哈哈的，有说有笑。我们也不称呼他陈师长，总管他叫“陈二爷”。还有个值得提一笔的就是段芝贵，当时人称段祺瑞为老段、段芝贵是小段。其实二人年龄相仿，虽是本家，而论起辈分来，小段比老段还长一辈。小段在前清末年官场中，比老段得意得还要早一些，可是因为杨翠喜的事情而声名狼藉，以后他的地位就比老段还差一头了。段芝贵的弟弟段承斌，曾经做过长芦盐运使之类的阔差使，也是段公馆中号簿上常见面的人物之一。
上面提到的这些人，都是段的亲信，来到公馆可以在内客厅接见。至于一般来客，都在外客厅会面。段祺瑞的架子很大，一般来说，文官都是道尹以上，武官都是旅长以上。片子递进去，还不见得能见上一面。有时就由罗凤阁接见，问问来意。段祺瑞不大见客，所以团长、县长之类的文武官员就都很少来，因为谁也不愿意来找钉子碰。
这些来客，即使见着段祺瑞，临走时候，段也就是坐在椅子上欠欠屁股，就代表送客了。靳云鹏后来也做到国务总理了，可是在段祺瑞面前，总是守着学生的规矩，毕恭毕敬，而段也始终把他当小学生看待，不讲什么礼貌。只有很少数来客，段祺瑞比较表示敬意，临行时送到二门看他上车，那就是以朋友相待的了。能蒙段祺瑞另眼相看的来客，记得有汪大燮、熊希龄、周学熙、陆征祥、颜惠庆、李经羲、朱启钤、周自齐等，都是一些所谓政客名流。王士珍和段是小站练兵时代的老同事，地位彼此也不相上下，但很难到段公馆里来一次，不过偶尔来走动走动罢了。
段祺瑞一向非常严肃，无论对谁，都是板着面孔，从来很少露出笑颜，更不会说什么玩笑话。他对待来客，也是一概如此。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北洋老将姜桂题，我们称他作姜罗锅的。段祺瑞见着姜桂题，照例还要含笑问声：“老嫂子好？”在他说来，那已经是特殊亲昵的表现，不比寻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