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谋攻篇》中指出：“上下同欲者胜。”对企业来讲，“上下同欲”就是指企业主与雇员之间同心协力，而这是建筑在员工感到自己的利益和命运同企业的效益和前途息息相关这个基础之上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此话虽忽略人们的精神需求而显得偏激了点，但有一点却是确实的：人们奋斗着，是为了活得更好。因而，任何企业要有效地组织生产，必须“以欲从人”，即关心员工的物质利益，以此来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台湾的蔡万霖，是个商界巨子，他有条经营座右铭：“财散则人聚，财聚则人散。”为了达到“人聚”的目的，他采取了让所有职员“人人都是小富翁”的策略。就是说，经营中赚来的钱不是自己作为老板独吞，而是散发给大家。比如，有一年，他一下子拿出来4亿元股票，让科长级以上的员工入股，也就是白送给每个人100万元。其公司的年终奖金，在正常情况下，都在6个月的工资总额以上。这样，他旗下的公司十分团结，士气很旺，效益一直居于台湾工商企业的前列。
作为一个商人，胡雪岩是深知其中之妙的，他延揽人才的手腕，除了以诚相待、信则不疑、用之不拘之外，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以财‘买’才、以财揽才”。他创办阜康钱庄之初，急需一个得力的“档手”。经过考察，他决定让原大源钱庄的一般伙计刘庆生来胜任此职。钱庄还没有开业，周转资金都没到位，胡雪岩就决定给刘庆生一年二百两银子的薪水，这还不包括年终的“花红”。而且，一旦决定，他就预付了刘庆生一年的薪水。当时住在杭州，保持每顿荤、素都有，冬夏绸、布全备的生活水准，一个八口之家一个月吃、穿、住的全部花费也不过十两银子出头。不用说，一年二百两银子，实在是高薪聘请，连刘庆生都感到这实在是太慷慨了。
胡雪岩的这一慷慨，也的确厉害得很。
首先，它一下子就打动了刘庆生的心。当他气派地将二百两银子的预付薪水拿出来的时候，刘庆生一下子便激动不已，他对胡雪岩说：“胡先生，你这样子待人，说实话，我听都没听说过。铜钱银子用得完，大家是一颗心。胡先生你吩咐好了，怎么说怎么好！”这表示着胡雪岩的银钱一下子就买下了刘庆生的一颗忠心。
其次，胡雪岩的慷慨也一下子安定了刘庆生的心。正如胡雪岩为刘庆生打算的，有了这一年二百两的银子，可以将留在家乡的高堂妻儿接来杭州，上可孝敬于父母，下可尽责于儿女，这样也就再无后顾之忧，当然也就能倾尽全力照顾钱庄生意了。并且，手里有了钱，“心思可以定了，脑筋也就活了，想个把主意，自然就高明了”。
不用说，就是这一慷慨，胡雪岩便得到了一个的确有能力，也的确是忠心耿耿的帮手，阜康钱庄的具体经营，他几乎可以完全放手了。
胡雪岩非常注重运用物质利益这一经济杠杆。阜康银号业务发达后，在通都大衢遍设分号，据陈代卿《慎节斋文存》记载，每当胡雪岩雇佣号友时，“必询其家衣食若干，需用几何，先以一岁度支畀之，俾无内顾忧。”这样，一则使雇员专心致志，二则使他们感恩戴德，干起活来，自然更卖力。胡雪岩进行利益驱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红利均沾，一是入股合伙。对于没有资本的伙计，采取按照经营好坏，年底分红的方式；对于有本钱者采取入股合伙的方式，对老张就采取分红方式，对在河道上稍有影响的尤五采取入股方式，使大家都有好处可得，并把各自的利害得失与胡雪岩联系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样，为胡雪岩效力也是为自己效力，为自己奔波也是为胡雪岩奔波，真所谓“祸福同当”。
胡雪岩对有功者，特设“功劳股”，这是从盈利中抽出的一份特别红利，专门奖给对胡庆余堂有贡献的人。功劳股是永久性的，一直可以拿到本人去世为止。有位叫孙永康的年轻药工就曾获得如此奖励。有一次，胡庆余堂对面一排商店失火，火势迅速蔓延，眼看无情的火焰就要扑向胡庆余堂门前的两块金字招牌，孙永康毫不犹豫地用一桶冷水将全身浇湿，快速冲进火场，抢出招牌，头发、眉毛都让火烧掉了。胡雪岩闻讯，立刻当众宣布给孙永康一份“功劳股”。
胡雪岩的做法，既有人情，又有远见。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有些商人，在开辟一项新的业务，或做一项新的投资时，可以毫不犹豫地拿出大把的钱来，但在延揽人才上却做不到如胡雪岩一样的慷慨大方。他们也有自己看似合理的想法，比如他们觉得人心并不是金钱所能买到的，与雇员之间的交往，只要待之以诚就可以了，不必在乎付酬的多少；再比如他们认为雇员报酬多寡应当以经营效益的好坏来定，所谓个人收益与经营效益挂钩，效益好雇员可以多得，效益不好雇员当然不该多得。
这些想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实际运作中也的确会有收效。但往深处看，这其中却隐藏着极大的留不住人才的危险。要延揽人才、收服人心，待之以诚自然是必须的，但如何显示自己的诚意却大有文章可做。生意场上有自己特殊的价值标准和交往原则，不能简单地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方式照搬套用，这是一个常识。用人于商场搏战就是用人给自己挣钱，别人可以给你挣来大钱你却不肯付以重酬，你的诚意又何从表露？而以经营效益为付酬多寡的根据，则更是一种不能待人以诚的做法。因为第一，以效益好坏为付酬多寡的依据，实质上是以自己所得的多寡来决定别人所得的多寡，这本身就给人一种你只以自己利益为出发点的印象，难以诚待人；第二，经营效益的好坏，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市场的好坏以及你作为老板决策的正确与否，都将是影响经营的直接原因。所以，以效益为付酬依据，难免会将由不为人力所左右的客观原因或自己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转嫁到雇员身上，这也就更是无论如何不能被看做是以诚待人了。
胡雪岩招纳人才就从来是不惜出以重金，在他看来，以财揽才就如将钱买货，货好价必高，值得重金揽得的人也一定是忠心而得力的人，他曾说：“眼光要好，人要靠得住，薪水不妨多送，一分钱一分货，用人也是一样。”他说用人和买物是同样的，“一分钱，一分货”，话是糙点但理却不糙。同时，胡雪岩也从不以自己生意的赚赔来决定给自己手下人报酬的多寡，无论赚赔，就算自己所剩无几甚至吃“宕账”，该付出的也绝对是一分不少。
而且，难能更可贵的是，胡雪岩在对人的问题上从来不吝惜钱财，表现出他对人的一种真正的尊重。比如胡雪岩的胡庆余堂设有“养俸”“阴俸”两种规矩。“养俸”，和我们今天的退休金相似。胡庆余堂上自“阿大”档手，下到采买、药工以及站柜台的伙计，只要不是中途辞职或者被辞退，年老体弱无法继续工作之后，依旧由胡庆余堂发放原薪，直至去世。而所谓“阴俸”，则是胡庆余堂的雇员去世之后给他们的家属的抚恤金。这自然是针对那些为胡庆余堂的生意发展做出过很大贡献的雇员。胡雪岩规定，这一部分雇员去世以后，他们在世时的薪水，以折扣的方式继续发放给他们的家属，直至这些家属们有能力支撑与该雇员在世时相同的生活水平为止。如此优厚的待遇，胡雪岩的这些规定，对于那些雇员们的影响，也就不问可知了。
胡雪岩的这种不惜重金聘人才的思想，在他的经商过程中收到了显着的成效，也给后来人以很大的影响。此后的民族资本家的典型代表，享有“中国企业大王”美称的刘鸿生，就是一个以高薪寻高才的典型例子。
刘鸿生创业之初，看好了火柴行业，筹办起了一家鸿生火柴公司。
企业办起来了，然而，由于技术、销售、管理等五个环节没有可靠的人才，往往还会中途夭折。因而，当企业在某一环节急需特殊人才的时候，不失时机地以重金聘用专门人才，也成为刘鸿生的一个妙招。
鸿生火柴厂初期生产的产品，存在着两个不足：一、火柴药头受潮后要脱落；二、火柴盒子的磷边很容易磨损。由于存在这两个缺点，很难与优质的外国火柴开展竞争。怎么办？刘鸿生四下访问，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林天骥。他留学美国取得化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就任沪江大学教授。他不惜“三顾茅庐”，不惜以一千元月薪的重金，极力邀请林教授兼任火柴厂工程师。而当时，学徒的薪水每月只有二三元，普通工人只有十来元，他本人的月薪也不足一千元。一个普通工程师兼职得到一千元月薪，在当时华商企业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也足以显示刘鸿生的人才观。当然，拿了相当于2万多斤大米月薪的林教授，没有辜负刘鸿生的厚望，用半年时间，解决了上述两个困难。不但使鸿生火柴在国内立住了脚，而且还能远销到东南亚。
20世纪20年代后期，刘鸿生买进了倒闭的“中国第一毛纺厂”，改名为裕华毛绒纺织品公司(后又改名为章华毛绒纺织品公司)。这个公司自开工之后，因为管理者不得法，一路亏损。撤换了经理，依然亏损。一连换了四任经理，还是不能挽回惨局。他看到病症所在，于是，在报上登广告，许以20万元天文数字的酬金，招聘能扭亏为盈的高才。这么高价格招聘人才，在当时是开先河的，社会各界为之震惊。有个叫程彭年的企业家揭了榜。程彭年走马上任，大胆改革，苦研技术，猛拓销路。一二年之后，企业终于走出困境，出现盈利。刘鸿生没有悔约，毅然给他20万股金。
这样的重金招聘，使刘鸿生爱才识才的名声传播在外，招来了无数的优秀人才，助企业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使刘鸿生得到了“中国企业大王”的美誉。
我们经常说有钱要花在刀刃上，在生意场上，得力的人才自然是刀上之刃，为延揽人才，所花的重金也是值得的。胡雪岩一生都坚持“一分钱，一分货”的人才观，这给他的事业带来了真正的人才，带来了繁荣。这一点，对今天的企业家来说，是有启发的。
